道安主持的译经事业

慎言

　　道安的个人品德和学术成就，在当时引起了前秦君王苻坚的注意，他曾遣使送给道安许多尊贵的佛像，一直想得到道安，以辅其政。前秦建元十四年(378)苻坚遣苻丕攻打襄阳，次年东晋太元四年(379)，攻占襄阳，获道安，并送回长安，住五重寺。苻坚非常高兴地宣称，“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一人指道安，那半人指习凿齿。习凿齿腿有残疾，故苻坚戏称为半人。自此，道安开始了长安时期的生涯，直至去世。
　　道安大师在长安期间，对于佛典翻译十分重视。道安总结了以往佛典翻译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他对佛典翻译的主张。他认为将胡语佛典翻译成汉语，始终存在着“文”与“质”两种翻译风格，“质派”忠实于佛典原著，但文辞不雅，诘诎难读；而“文饰”虽然合于今俗，但又难免佛典的原意遭受改变。在长安期间，他除主持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说之外，最重要的是组织和参与译经。他在《摩诃波罗蜜经抄序》中指出，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 道安总结了佛经汉译的经验，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五失本”是指五种改变或失去原经本来表达方式的情形：一是把原经中的倒装句改为汉语的表达习惯；二是把原本中质朴的表达方式加以修饰，以适应汉人好文饰的习惯；三是删除原本中繁杂重复的部分，使之简约；四是对于原本中总结全文的“义记”部分，因为与前文重复，可以不译；五是原本在讲完一事而另述一事时，常常先重述前事，再启下文，这段重达，也可以不译。“三不易”讲三种使译者很难表达佛经原意的情形：一是圣人造经，都是因时制宜，译文也应适应时势，但这很困难；二是译文应当适应人们的理解力，这也比较困难；三是经文离佛久远，理解力平平者要想准确地表达佛经的原意，也相当困难。有此三大困难，译经者应当谨慎从事。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截，三不易也。这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概括地说来，胡语与汉语在语法体系、文章组织结构与文风诸方面都不尽相同，而要将千古圣人的言教译为汉语，要做到“不失本”、“不易”(不改变原意)，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何况佛典还是在佛陀圆寂以后经过了阿难等佛弟子的结集整理了一番，再辗转翻译成为西域各地的语文的呢!道安本人对于佛典的翻译也力求文辞晓畅、传事“勿失履义”，其目的无非在于探求佛教原旨。道安在襄阳时抄集了《十法句义》，到长安以后又组织译介《阿毗昙》，也是为了要弄清这些佛教名相，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住佛理。正因为道安大师对于佛典的翻译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以至于后来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也尊他为“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
　　道安大师不仅提出了全面合理的佛经翻译理论，而且他在运用这些理论指导佛经翻译实践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对于他的翻译才干，《出三藏记集》卷二云：“妙典可征，实赖伊人。” 道安在长安的七八年中，除了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说之外，主要悬组织译经事业。如昙摩难提翻译《中阿含经》、《增—阿含经》、《三法度论》；僧伽提婆翻译《阿毗昙八犍度论》；鸠摩罗跋提翻译《毗县心论》、《四阿含暮抄》；昙摩鞞翻译《摩诃钵罗蜜经抄》，耶舍翻译《鼻奈耶》，他亲自和竺佛念、道整、法和等参加了翻译工作，对于其中不正确的译文还加以考正或劝令重译。他在《摩诃波罗蜜经抄序》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在长安，道安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力量译经，长安的译事得到了苻坚政府的支持，所译经典，包含了大乘般若类经，比如补译了《大品般若经》，这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抄》五卷；也有小乘类经，包括阿含类和毗昙类；还有戒律类经，如《十诵比丘戒本》一卷、《比丘尼大戒》一卷和《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卷。

摘自《浙江佛教》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