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方立天文集》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    方广锠

六卷本的《方立天文集》最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与方立天先生相识二十余年，他的新着我往往先睹为快。有所收获、有所感触便写下感想。故读了他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书评一篇；读了《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书评一篇；读了《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后，也写了一篇书评，《光明日报》发表了摘要，全文后来载于《普门学报》。这次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希望我再写一篇书评，而我在拜读《文集》之后，的确也颇有感触，故特再为芹献。

六卷本《方立天文集》可分为四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论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中国佛教，包括《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慧远及其佛学》、《法藏》、《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华严金师子章今译》等五部专着以及一批相关论文。组成《文集》的第一卷、第二卷。

第二个主题论述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包括专着《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及一批相关论文。组成《文集》的第三卷。

第三个主题论述佛教哲学，以《佛教哲学(增订本)》这一名着为中心，集合了一批论述佛教人生哲学的论文，共同组成《文集》的第四卷。

第四个主题论述中国古代哲学，以《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为主，包括了一批论述中国古代哲学的论文。组成《文集》的第五卷、第六卷。

《文集》卷首有一篇《自序》，方立天先生自陈《文集》的编选标准：“以佛教和哲学两个专业领域为基本范围，佛教以中国佛教为重点，哲学也以中国哲学为主，至于涉及一般文化和宗教的论文，以及序文、书评、笔谈、感言、治学漫谈，以及一些杂忆、纪念和悼念的文章，均不收入。”遗憾的是，方先生的主要代表作，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里程碑——《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因为已经列入“中国文库”于近期出版，此次也没有能够收入。

看着书桌上厚厚一摞六本书，不禁感慨系之。如果加上90多万字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再加上没有收入《文集》的诸多其它文章，则方立天先生着述之丰厚，令人感佩。在《自序》中，方先生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共有五条，其第三条就是“勤奋不怠”。他说：“只有常勤精进，百倍用功，才能天道酬勤，有所收获。”方立天治学勤奋，是大家有口皆碑的。人大图书馆有他一间工作室，不论早晚，不分寒暑，他常年在那里读书、写作。有时我有事与他联系，晚上很迟打电话到他家，家中的回答常常是他在工作室还没有回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方立天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现在我也当教师，也带研究生。我觉得现在的研究生智商都不低，个个很聪明。但不少研究生缺少那么一点艰苦奋斗的精神，缺少那么一点为了一个目标而一往无前的悍气。聪明得总是想用最少的付出来获得最大的回报。是独生子女被宠坏了这一家庭因素所致？还是学风普遍浮躁、人们急功近利这一社会因素所致？我没有研究，说不清楚。我想，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方立天先生这样勤奋努力，有恒心，有毅力，甘于寂寞，甘于坐冷板凳，埋头苦干的精神。那样，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我们的学术研究才有希望。

上面这番感慨虽然也可算作读后感的个中应有之义，但毕竟有点离题。现在还是回到《方立天文集》本身。

方立天在《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六卷本文集，是笔者个人在佛教与哲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纪录，体现了笔者在漫长治学征途中跋涉的历史足迹，也反映了笔者近半个世纪来的平生志业。”这是作者对自己文集的恰如其分的评价。由于作者本人是中国半个世纪以来佛教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六卷本《方立天文集》，加上没有收入文集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也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佛教研究的重要纪录与缩影。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论述这一点。

第一、方立天半个世纪的志业，体现了中国佛教哲学研究从个别到一般的转变。

从上个世纪初起，中国学者就开始把佛教哲学作为一个对象进行研究。但佛教思想极为庞杂。在印度，它分为初期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等不同发展时期，除了初期佛教外，每个时期的佛教又分为若干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各有各的理论倾向，各有各的学说范畴。这些思想，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有的可以共容，有的相互矛盾。佛教传到中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形态更加复杂。它既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思想体系，也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南北朝佛教学派与隋唐佛教宗派的出现，使得佛教的思想理论显出更加纷繁复杂的局面。

面对这样一个对象，以往中国学者研究佛教，基本上采取一个一个人物，一本一本典籍，一个一个宗派(学派)进行研究，逐步攻城夺地打攻坚战的方式。或者采取历史的观察进行纵向的梳理。方立天早期的佛教研究，也是从一个一个的佛教代表人物开始的。每个佛教代表人物都代表了当时中国佛教的一座高峰，他们的出现有着历史的必然。从方立天当时的研究已经可以看出，他研究那些佛教人物时，没有把他们当作单独的个人，而是把他们放在历史必然性中，去追踪中国佛学思潮的起伏。这种研究方式，预示了方立天其后研究进路的趋向。当时的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在他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而《慧远及其佛学》、《法藏》等两部着作，既是方立天研究佛教人物的代表作，也表示他从此告别逐个研究佛教人物的个别性研究阶段，进入更高层次的综合性研究阶段。其结果，是倾十余年精力建立的中国佛教哲学体系----《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建立体系，毕竟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在这里，不仅需要总体把握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特征，还必须仔细分析中国佛教哲学的基本思想元素、结构层次、思想核心、相互联系、功能作用。这些问题不解决，建构体系无从谈起。当我第一次读到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方立天先生以前的所有着作与论文，实际上都是在为这个体系做准备，奠基础。也就是说，现在收在《文集》中的《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及其相关论文、《佛教哲学(增订本)》及其相关论文，中国古代哲学及其相关论文，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方立天为撰写《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建筑这一中国佛教哲学体系所作的前期基础工作。它们与《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起，形成了方立天佛教哲学研究的全部历史与整座大厦。

方立天的这一从个别到一般的佛教研究，前后做了将近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中，中国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佛教研究者，也涌现了大批优秀的成果。方立天的工作，在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研究方面，代表了佛教研究的主流，也达到了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正因为这样，我认为，他的工作，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成就，也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佛教研究的重要纪录与缩影。

第二、从中国哲学的视角研究中国佛教哲学及其影响

方立天在《自序》中说：

我在研究中最着意的，一是在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思想历史背景下，探究佛教哲学是怎样调整内容，怎样中国化的，追寻中国佛教哲学形成、演变、发展的轨迹；二是总结佛教哲学对中国固有哲学地刺激、推动和影响，彰显中国佛教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进而有助于丰富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教学内容，以推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

在上面这段话中，方立天将自己的佛教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阐述得十分清楚。

佛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其核心是佛教思想。佛教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因素，中国佛教哲学因此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佛学从来号为难治，但正因为难治，有志者便知难而上，攻城夺地，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果。方立天主张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体系可以分解为人生论、宇宙论和实践论三大部分。探讨了组成这三大部分的不同思想元素，分析了这些元素在佛教哲学体系内部的相互联系与作用方式，以及与外部的儒道等传统思想的相互联系与作用的方式。研究了中国佛教哲学体系对整个中国佛教及其文化体系的地位与作用，乃至在整个中国哲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乃至社会政治领域的地位与作用。将佛教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互动研究，推到全新的高度。我认为，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在佛教研究方面取得极其丰硕的成果。其中在佛教哲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尤为引人注目。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研究佛教哲学时，始终注意它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始终把佛教哲学放在与传统哲学互动的体系中来考察。这是中国佛教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的佛教研究有别于国外的佛教研究的特色之一。方立天的工作，正体现了这样的特色。从这个角度讲，他的工作，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成就，而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佛教研究的重要纪录与缩影。

客观地讲，中国佛教研究的这一特色，与中国现行的科研教学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外，宗教是与哲学并列的一级学科，而在我国，除了国家社科基金、中国社科院将宗教与哲学并列外，整个高教体系都将宗教研究附设在哲学系中，安排为哲学以下的二级学科。这种体制的安排，促成了中国佛教研究与中国哲学研究的互动，促成了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兴起，促成了中国佛教研究的上述特色的形成。

几年前，在人民大学出版社为《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举办的新书发布座谈会上，我曾经讲过这样一番话：“佛教可以分为义理性佛教与信仰性佛教，本书是对义理性佛教的研究。义理性佛教是灵魂，信仰性佛教是躯体。两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这本书对义理性佛教做出了集大成的总结，也为信仰性佛教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上面这番话所表达的是我的这样一种思考，即佛教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层面的存在，还是一种信仰层面的存在。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由于我国上述体制的限制，以往我们对佛教信仰层面的研究比较薄弱。我相信，由于佛教思想层面研究的深入发展，一定能够带动信仰层面研究的逐步展开。

仔细阅读六卷本《方立天文集》之后，我的上述想法更加强烈。坦率地说，方立天先生在佛教哲学方面的研究，已经为我们竖立起一座高峰。在可以预期的时间段内，虽然在佛教哲学方面必然会有新的成果涌现，但从整体来看，这座高峰是难以超越的。当然，但愿我的上述预测是错误的，但愿新一代学者迅速成长，迅速超过老一代。我相信方立天先生也会非常愉快地欢迎那种局面的出现。但我更愿意相信，有方立天及其他佛教思想研究者所取得的如此丰硕的成果垫底，虽然依然存在着体制方面的局限，但佛教的信仰性层面的研究，一定可以更加顺利地展开，从而为中国佛教研究打开新的局面。

苏轼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当代史是最难写的。距离太近，难以把握全局；时段太近，难以对正在发展中的事物作出定评。所以，历史往往由后人撰写，任后人评价。论述半个世纪以来的佛教研究史，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不过，今人评价近事，因为同为亲身经历，多一番后人无法感受的真切；贴近观察，也能比后人了解得更为准确。犹如管中窥豹，虽然不可能把握豹子的全貌，但窥见的那块花斑却是鲜明的。本文只是管中窥豹，谨以此就教于方家。

2007年3月3日于通州皇木厂

《方立天文集》，全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