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的终极信仰对藏民族的正面效应　　

班班多杰

　　藏传佛教的终极价值是藏族信徒精神世界最深层的支柱，最核心的价值取向，是他们心灵中矗立起来的终极关怀的神圣殿堂。它为其提供了新的安心立命之处，使不同阶层的藏族信徒有了个人生命的终极托付，有了自己命运的最后归宿。人生在世，没有任何事情比心灵的安置更重要、更迫切了。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工商科技日益发达，人文精神逐渐淡漠，整个社会日趋世俗化的今天，由于价值理想的迷失和价值坐标的消解，很多人的价值世界分崩离析、支离破粹，从而使绝对的价值意义遮蔽起来，人们的思想情感在很大程度上为物欲所役，被金钱所累，由名利所迷，出现了价值无源的危机。面对这样一个可悲的困境，著名神学家汉斯·昆似乎代表整个人类发出了一个祈求：“在这个迷失了方向的时代，人们为了委身，渴望一个根本的方向，渴望有一套根本的价值观。”对于藏族信众来说，这个“根本的价值观”就是藏传佛教。

　　从根本上讲，藏传佛教的所谓理想境界也和一切宗教的理想一样是太虚幻境，但是我们从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上来看，它给藏族信众指出了一条通往精神家园和理想世界之路。具体讲，每个信教的藏族人的心目中都悬置着一盏神圣彼岸的神灯，都有一个“来世”和“佛国”的终极价值预设，他们每想一件事情，每干一件事情，都从对自己的来世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成佛是否有益的立场出发，他们对于自己最终要归宿的精神家园倾注了全部心血，把物欲享乐、急功近利的世俗事物抛到了九霄云外，这一无限开放的心灵境界和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丰富了人生趣味，提升了人格境界，滋养了枯竭的心灵，消解了精神烦恼，缓冲了内心紧张，超越了生死执著，复活了理想追求，使他们的心境在熙熙攘攘的市场上，花花绿绿的霓虹下，忙忙碌碌的事务中，处在一种宁静、宽舒、坦然、达观、淡泊、乐趣、充实、归属的状态中，解决了生命的终极关怀和价值的究竟依止问题，因而也就自然解决了实现生活中的灵性焦渴，以此来缓解生命无意义的存在痛苦，达到个体人格的完善和生命价值的实现的目的，这便营造了一种身心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的价值观。

　　我们的党和国家正是基于对宗教存在的这一必然性和进步性的深刻认识，才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制定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将这一政策作为一条重要的法律条文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我国第一部宪法第36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宗教的公民。”解放以来，党和国家对西藏问题的处理和解决就是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1951年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中，就特别确认了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的地位与职权，明确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也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这说明西藏的解放使广大藏族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传统得到了保护。十年动乱时期，藏区也和全国一样，在极“左”思想的干扰下，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践踏，群众的宗教信仰权力被剥夺，寺庙等宗教设施和场所受到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党的宗教民族政策得到了贯彻落实，从此，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一批批寺庙开始恢复修建，藏传佛教的信奉者们又开始了他们正常的宗教活动。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便是党中央做出的关于沿续活佛转世制度的决定。1989年，第十世班禅大师在西藏日喀则他的新宫圆寂，党中央为了尊重藏族等信教群众的信仰传统，保持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毅然决定寻访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并专门成立了寻访领导小组。中央先拨专款1000万元，用于保护班禅大师的法体及转世灵童的寻访事宜等。并决定按藏传佛教的传统习惯永久保留大师的法体。1990年国家又拨专款6000万元，黄金1300多斤，在扎什伦布寺修建十世班禅大师遗体金质灵塔和祀殿工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寻访小组诸高僧大德、活佛专家们的多方努力，终于在1995年寻得了三位灵童后选人，并于这年的11月在拉萨经过藏传佛教传统的金瓶掣签仪式，确认了十世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为了满足藏传佛教不同宗派信教人的要求，我国现有经政府批准的大小活佛有几百人，分布在西藏、青海、云南迪庆、四川甘孜、阿坝、甘肃甘南、内蒙等地，所转世的活佛有宁玛、萨迦、噶举、觉朗、格鲁等各宗派的。他们有自己的寺庙，进行着正常的宗教活动。这充为体现了党中央对藏族人民信仰观念的极大尊重，亦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对藏传佛教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深刻认识，它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