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僧伽与辛亥革命

体恒法师

在许多人的认识里，佛教僧人是“形若槁木，心如死灰”的一类人，不知人间冷暖，不对社会关心，更不管什么国家兴亡。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出家人虽然舍家别亲以追求智慧解脱为第一要务，可也绝非“一心只修圣贤行，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除了“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的终极追求外，还对现实的世间念念在心，甚至多有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奋不顾身为国效劳的人。 

清朝末年，列强入侵，国弱民乏，于是许多佛教志士爱国热情高涨，追随革命风潮对满清封建统治与西方列强的侵略进行了爱国斗争。敬安、宗仰、苏曼殊、华山、意周、栖云、铁岩、玉皇、太虚等不同程度卷入反清革命。

敬安法师，1851生于湖南湘潭。早年参禅有所启悟，后工诗词频有成就。敬安法师得深得禅宗心法，以禅入诗，写出大量传世诗篇，集为《八指头陀诗文集》共18卷1900余首，是近代僧界诗坛的巨擘。敬安法师身虽在佛门，可是心萦国家，一生都以“我虽学佛未忘世”，“我已辞家犹悯世”的精神为其本愿。他诗歌中表现出来的忧国忧民、不堪外辱的忧患意识，磨砖作镜，卧薪尝胆的奋斗精神，以及“毁家兴学”、“银河待挽”的爱国主义热情，在当时的中国佛教界没有人能够比拟。

敬安的禅诗之中，忧国忧民是其主要特点。他以忠君爱国的大慧宗杲为自己的楷模，又敬重屈原和岳飞，故此曾有“我读《离骚》感慨多，那堪复向此间过”及“千古纯忠孝，如公更有谁？”的诗句。1884年敬安在宁波延庆寺卧床养病，听到法军侵犯台湾，官军屡为敌炮所挫而败于基隆的消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的驱使下，以至于夜不能眠，精神郁结，思报国不得竟至引发热病。

1900年李鸿章代表清廷和西方列强11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无比耻辱的《辛丑条约》。敬安哭道：“天上玉楼传诏夜，人间金币议和年。哀时哭友无穷泪，夜雨江南应未眠。”遭受了侵略，反过来要向强盗赔银4亿5千万两，加息共9亿8千万两，这是什么行径！“凤凰巢欲堕，燕雀暮何安？然眉时已急，不容闲。一棋错下，竟输了通盘。笑群公衮衮，颠倒乾坤，乞儿扮作神仙。念长林没个鸣蝉，赤手欲擎天！乱星环北斗，夜钟残，鲁连今日蹈海亦云难。故国重回首，夕阳影里，只留一角青山。”这里上阕嘲讽王公大臣奸贪误国，下阕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苦痛。“伤心蒿目此何世？尝胆卧薪宁有人？商女瑟瑟还度曲，王孙芳草尚迷春。”“国破身存恨何若？遥怜荆棘立铜驼。降王却爱魏宫妓，壮士空悲易水歌！”这表达的是统治者执迷不悟，爱国者的慷慨悲歌之情。

同年8月，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他写道：“强邻何太酷，涂炭我生灵！北地皆成赤，西山惨不清，陵园今牧马，宫殿只飞蛾。太息卢沟水，惟余战血腥！”他以血和泪的语言，控诉了外国侵略军以刀枪大火残杀中国人民，毁灭中国文明的罪行。

1904年，敬安在天童养病，报纸造谣说他东渡日本皈依了本愿寺大谷派，他立刻以诗嗤之。光绪未年，江浙各省学堂有寺产兴学之议，于是杭州僧界便冒用他的名义，联合浙江35个寺院请日本和尚入内保护，他立刻致函当局，力请严拒这种丧权辱国之举。

1906年，江淮一带洪水泛滥成灾，敬安作《江北水灾》长句，以此诗揭露清廷驰禁，米贵珠肌，百姓倍受盘剥的现实，描述出了由于官府不治河致使大水泛滥，浮尸蔽江的惨象，他写道：“掘草草无根，剥树树无皮。饥啮衣中棉，棉尽寒无衣。冻饿死路隅，无人收其尸。伤心那忍见，人瘦狗独肥！哀哉江北民，何辜罹此灾！”同年，敬安以悲愤的心情向来天童山采集标本的宁波师范师生演说：“盖我国以二十二省版图之大，四万万人民之众，徒以熊罴不武，屡见挫于岛邻。”他大声疾呼：“彼碧眼黄髭之流，益将以奴隶待我中华！”他号召有志之士要“夺袂而起”，来富国强兵、兴利除弊，以“磨铁成针”的毅力，以“卧薪尝胆”的精神挽救中华！他痛心国步维难，即席为师生赋诗：“力图砥柱四百川，热血能将沧海煎！”

敬安法师交往的人极广，上至一品大员，下至朝野名士；内至佛学大师，外至着名学者；早至为戊戌变法的仁人志士，后至革命党人，几乎都有。他的爱国思想还影响了这些名人志士，使他们在民族救亡的运动中也能够激流勇进。

后来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元年他被推为中华佛教总会首任会长。

宗仰法师俗名黄中央，自号“乌目山僧”，江苏常熟人，是革命和尚的典型。宗仰法师精研三藏，旁及中外政法着作，兼通英、日、梵多种文字，又善书画诗词。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大败，割地赔款； 1898年戊戌变法，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宗仰在上海蒿目时艰，慨然有献身济世之志。1899年他就与章太炎、蔡无培、吴稚晖、蒋维乔等革命志士来往，宗仰曾撰诗赞颂章太炎等革命党人：“凭君不短英雄气，斩虏勇肝忆倍加；留个铁头铸铜像，羁囚有地胜无家。”诗中直斥清廷为“虏”。

宗仰还是同盟会最早的成员之一。1902年，宗仰联络章太炎、蔡元培等人，组织了中华教育会，以联络有志革命的知识分子，促进文化教育的改革，翌年被选为该会会长，同时他还主编《苏报》，着文倡言革命，启发青年思想。革命英雄邹容的《革命军》就由他筹款印行。他在日本时，东京的革命刊物《江苏》杂志因为经费困乏，将要停刊，还是宗仰致函上海的友人请助，《江苏》杂志才赖以继续出版。

宗仰与孙中山的关系很密切。光绪二十九年(1903)，“苏报案”发生，宗仰法师也名列通缉令内，后来他东渡日本。他抵日后即谒见孙中山，二人一见如故，雅相推重，为商革命大计，孙中山特辟楼下一室让他居住。后来孙中山离开檀香山时路费不够，宗仰倾囊相助，孙中山才得以成行，自此二人来往书信不绝。孙中山在檀香山见保皇党冒充革命党人四处募款，愤慨至极，特地致函宗仰法师，请他以新书新报寄往美洲及檀香山，使华人华侨得以辨别真伪。还要他与沪上的同志们与敌人的斗争“遥作声援”。辛亥起义成功，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宗仰到吴淞登轮话旧。孙中山约宗仰同赴南京参加政府，宗仰见革命成功婉言谢辞，归隐山林不再参与政治。1920年宗仰住持栖霞山寺，为重修寺院，孙中山特意捐银币万元，以为宗仰法师义助革命的回报。中山先生曾说：“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孙中山对佛法如此之高的评介，恐怕与宗仰法师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921年宗仰圆寂，民国政府明令褒扬，拨款伍千元为法师修塔立碑。民国以后，僧人之中受到政府明令褒扬的，宗仰法师是第一人。民国总统黎元洪赠以挽联：“奥旨遐深，道根永固；辞机旷远，名翼长飞。”这可谓一代宗匠的定评了。

苏曼殊是近代佛教史上一位频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虽然行为怪诞，可是他对于佛法的追求和对祖国的热爱是强烈且始终如一的。他在短暂的一生里，曾经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满清封建统治的斗争，讨伐袁世凯的斗争，竭力支持先进的革命力量。

他出生于日本，母亲又是日本人，可是他却对祖国怀着一颗真挚的爱心，常以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而自豪，为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而痛心。他经常住在日本，但是却说：“吾是弱国之民，无颜以居，无心以宁。”他痛骂崇洋媚外的中国人，认为就是他们造成中国被外人所欺，积弱不振。

苏曼殊在日本时考入专为中国留学生而办的振武学校，苏曼殊在振武学校时，就加入了留学生界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1900年，当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沙皇俄国趁机出兵占领我国东北三省的重要城市，企图吞并我国东北，建立所谓“黄俄罗斯”。俄国非但不撤军，反而向清政府提出了无理要求。以青年会为骨干的我国留日学生反对沙俄侵略我国东北，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天天操练准备开赴东北对俄作战，苏曼殊也是“拒俄义勇队”的成员。

苏曼殊积极参加反对封建统治的进步事业 ，“青年会”、“军国民教育会”等反清革命团体的活动都有他的身影。在香港时，他一度想刺杀保皇派的康有为。苏曼殊与当时的革命团体及后来的同盟会诸领袖来往密切。他参加多个革命报刊的工作，在许多革命报刊上投稿。1903年，他发表《女杰郭耳曼》一文，赞扬郭耳曼的革命精神，以郭耳曼的被捕不畏惧与统治者的惶惶不安作对比，讽刺封建皇帝。他还为巾帼英雄秋瑾烈士的遗诗作序，赞扬秋瑾以女子身为四生请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08年，苏曼殊发表《岭海幽光录》，记述明末清初抗清死难的广东英雄烈士事迹，以激励反对满清的民族感情，教育不知振作的人们，其中专门提到了反清僧人韩祖心。苏曼殊以这些事迹来激励反对满清封建统治的战士，期望他们团结一致。

民国成立后，苏曼殊对袁世凯篡夺政权十分不满，民国二年发表《讨袁宣言》，骂袁世凯为“独夫”，说他擅操屠刀，丧权辱国，令“四维不张，奸回充斥”，号召全国同起伐罪之师，特别指出“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袁世凯死后，苏曼殊又反对北洋军阀，拥护革命的护法军政府。甚至在他肠胃病加剧卧床不起之时，还希望病愈后去广州参加护法斗争。

苏曼殊最擅长以文字为武器投身反帝反清的爱国革命活动。苏曼殊是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他写出过大量的作品，其中不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反对弱肉强食资本主义的思想。他翻译拜伦的诗《哀希腊》，与自己的爱国感情起了共鸣，以致他泛舟湖中时，朗诵《哀希腊》，不由自主歌已哭，哭已歌，而被人疑为精神病发作。

苏曼殊的一生始终贯穿着大乘佛教入世度生的积极精神，他虽然投身佛门研修佛学，可是一点儿也没有忘记世间的疾苦，国家的兴衰。

在直接卷入到革命战争中的僧人里，华山与意周两位都是浙江人，并且都是富有正义感，是热忱爱国的僧人。华山推崇谭嗣同、章太炎等革命志士，主张佛教革新，以传播革命思想着名，曾对太虚大师影响很大。意周于清未之时，就加入了革命党，他利用自己住持的寺院白云庵，为杭州的革命组织建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便于革命党人的联络与交通。有时他还借僧相的掩护，直接为革命党人传递书信，接送装备。辛亥革命成功后，他投身而退，隐居深山。抗日战争爆发，他虽已年衰，依然不忘救护我地下工作同志，被日本特务发现，四处追捕，他再度隐潜深山。华山意周，以身相许投入进步革命事业，可谓是佛门中的豪杰傲骨志士。

铁岩法师认定建立共和与振兴佛教是相辅相承的工作，以这种思想与各寺有志革命的同志相互勉励。在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拍卖庙产，以其所得，召集各寺青年僧众及护法居士，组成了浙江僧军，准备进攻杭州，当时这支队伍拥有500余人，200多枪，是绍兴一带屈指可数的革命武力。上海玉皇法师连络了当地七个佛寺的比丘与沙弥，以及有志于革命护教的居士，也组织了一支上海僧军，接受都督陈其美的指挥，担任实际的作战工作，这支僧军有700余人，枪械齐全，纪律严明，在攻克上海宝山等地后，又参加了光复南京的战斗。西安光复之时，也有许多僧人与革命军并肩作战。在北伐战争中，北伐军首先出师的湖南，佛教徒竭力拥护，湖南民众佛化会提出以“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精神努力革命”的口号，释晓观、开悟组织了千余僧众加入国民革命军。

太虚法师也与革命密切，他随同盟会会员栖云至广东双溪寺做住持，参与筹备广州起义的密谋活动，黄花冈起义失败，栖云被捕入狱，他营救未果反而受到追捕。

辛亥革命中佛教僧伽的表现，说明了僧人不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生死的狭隘修行者；说明了佛教不是一个只重来世的理想主义宗教。佛教是一个出世而不离世的智慧解脱之教；僧人是一群在追求解脱的同时也关注民众的慈悲行者。

参考文献：

1、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9月版。

2、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中华佛教文化馆民国63年9月版。

3、中村元等着，余万居译《中国佛教发展史》中册，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73年5月版。

4、《八指头陀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

5、柳亚子《苏曼殊传略》，杨鸿烈《苏曼殊传》，见《苏曼殊全集》，1928年北新版。

6、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