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考
黄忏华
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极大的篇幅，唐末五代以后，谈佛教的，几乎拿所谓“禅”去概括他，简直好像禅以外没有佛教，禅宗就是佛教。而以所谓达摩也者，为禅宗中华五祖的初祖，却又是后世佛教史家所公认的。
关于达摩的记传，以《续高僧传》的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摩传》为最古，而《历代法宝记》的梁朝第一祖菩提达摩多罗禅师传，和《景德传灯录》的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传次之；然而通常关于所谓禅宗初祖达摩大师的传说，大率渊源于《传灯录》。现在先把《传灯录》的《达摩传》节录一点在下面：
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者，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也，……本名菩提多罗，后还二十七祖般若多罗，……改号菩提达摩；……时有二师，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胜多，本与师同学佛陀跋陀小乘禅观，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罗尊者，舍小趣大，与师并化，时号二甘露门矣。而佛大胜多更分途而为六宗，……聚落峥嵘，徒众甚盛。……后……师心念：震旦缘熟，行化时至，乃……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达于南海，实梁普通八年丁未岁九月二十一日也，广州刺史萧昂具主礼迎接，奏闻武帝，帝览奏遣使赍诏迎请，十月一日至金陵。帝问曰： “朕即位已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记，有何功德?”师曰： “并无功德。”帝曰： “何以无功德?”师曰： “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 “如何是真功德?”答曰： “净智妙圆，体白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问： “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曰： “廓然无圣。”帝曰： “对朕者谁?”师曰： “不识。”帝不领悟。师知机不契，是月十九日，潜过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届于洛阳，当后魏孝明太和十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婆罗门。
时有僧神光者，旷达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览群书，善谈玄理：……乃往彼晨夕参承。师常端坐面墙，莫闻诲励。……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坚立不动，迟明，积雪过膝。师悯而问曰： “汝久立雪中，当求何事?”光悲泪曰：
“惟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师曰：
“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岂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劳勤苦。”光闻师诲励，潜取利刃，自断左臂，置于师前。师知是法器，乃曰： “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形，汝今断臂吾前，求亦可在。”师遂因与易名曰慧可。光曰： “诸佛法印，可得闻乎?”师曰： “诸佛法印，匪从人得。”光曰： “我心末宁，乞师与安!”师曰： “将心来，与汝安!”曰： “觅心了不可得。”师曰： “我与汝安心竟。”
后孝明帝闻师异迹，遣使赍诏征前后三至。师不下少林。……迄九年已，欲西返天竺，乃命门人曰： “时将至矣，汝等盖各言所得乎?”时门人道副对曰： “如我所见，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师曰： “汝得吾皮。”尼总持曰： “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闽佛国，一见更不再见。”师曰： “汝得吾肉。”道育曰： “四大本空，五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师曰： “汝得吾骨。”最后慧可礼拜后，依位而立。师曰： “汝得吾髓。”乃顾慧可而告之曰：“昔如来以正法眼付迦叶大士，展转嘱累而至于我，我今付汝，汝当护持，井授汝袈裟，以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 “请师指陈!”师曰： “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娑，以定宗旨。……至吾灭后二百年，衣止不传，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潜符密证，千万有余；汝当阐扬，勿轻未悟；一念回机，便同本得。听吾偈曰：
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
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师又曰： “吾有《楞伽经》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来心地要门，今诸众生开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常自出而试之，置石石裂，录吾本离南印，来此东土，见赤县神州有大乘气象，遂逾海越漠，为法求人。……今得汝传授，吾意已终。”言已乃与徒众往禹门千圣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杨街之，早慕佛乘，问师曰：
“西天五印，师承为祖，其道如何？”师曰： “明佛心宗，行解相应，名之曰祖。”……时魏氏奉释，禅俊如林，光统律师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鸾凤也，睹师演道，斥相指心，每与师论议，是非蜂起。师遐振玄风，普施法雨。而偏扃之量，自不堪任，竞起害心，数加毒药，至第六度，以化缘已毕，传法得人，遂不复救之，端居而逝，即后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岁十月五日也；……后三岁，魏宋云奉使西域回，遇师于葱岭，见手携只履，翩翩独逝。云问： “师何往?’’师曰：
“西天去。”……孝庄即位，云具奏其事。帝令启圹，唯空棺一只革履存焉。……初梁武遇师，因缘未契，及闻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师碑而未暇也，后闻宋云事乃成之。
《历代法宝记》的《达摩传》，和《传灯录》所载，互有出入，现在把它节录一点在下面：
梁朝第一祖菩提达摩多罗禅师者，即南天竺国王第三子，幼而出家，早禀师氏，于言下悟，阐化南天，大作佛事，是时观见汉地众生，有大乘性，乃遣弟子佛陀耶舍二人往秦地，说顿悟教法。秦中大德，乍间狐疑，都无信受，被摈出，遂于庐山东林寺。时有法师远公问曰： “大德将何教来，乃被摈出?”于是二婆罗门伸手造远公曰： “手作拳，拳作手，是事疾否?”远公答曰：“甚疾。”二婆罗门言： “此未为疾，烦恼即菩提，此即为疾。”远公深达，方知烦恼菩提本不异。即问曰： “此法彼国复从谁学?”二婆罗门答曰： “我师达摩多罗也。”远公既深信已，便译出《禅门经》一卷，具明大小乘禅法，西国所传法者，亦具引禅经序上……
达摩多罗，闻二弟子，汉地弘化，无人信受，乃泛海而来，至梁朝，武帝出城躬迎，升殿问曰： “和尚从彼国将何教法来化众生?”达摩大师答： “不将一字教来。”帝又问： “朕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大师答曰： “并无功德。”曰： “何以无功德?”答曰： “此乃有为之善，非真功德。”武帝凡情不晓，乃辞出国，北望有大乘气，大师来至魏朝，居嵩高山，接引群品六年，学人如云奔，如雨骤，如稻麻竹苇，慧可大师得其髓。其时魏有菩提流支三藏光统律师，于食中着毒饷大师……前后六度毒，大师告诸弟子： “我来本为传法，今既得人，久住何益?”遂传一领袈裟，以为法信。语慧可： “我缘此毒，汝亦不免此难；至六代传法者，命如悬丝。”言毕，遂因毒而终。每常自言： “我年一百五十岁”，实不知年几也。……西国弟子般若密多罗。唐国三人，道育、尼总持等，唯慧可承衣得法。
至于《续高僧传》的《达摩传》，却和《传灯录》等所载，大有迳庭了，依《续高僧传》，菩提达摩，是南天竺婆罗门种，在刘宋时代，到南越来，后来又北度到魏，拿所谓“二人”、
“四行”的学说，开化魏土；所谓二人，是理人，行人；凝住壁观，和道冥符，叫做理人；行人有四种，所谓：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合起来，叫做二人、四行。沙门道育、慧可等识真之士，从奉归悟； 自己说一百五十多岁，以周游教化为务，不知所终。现在把《续高僧传》当中达摩、僧副、慧可三个人的传记，节录一点在下面：
菩提达摩，南天竺婆罗门种，……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悲此边隅，以法相导；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滂。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门，年虽在后；而锐志高远；初逢法将，知道有归，寻亲事之，经四五载，给供咨接。感其精诚，诲以真法：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护讥嫌；如是方便，教令不着。然则人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合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人也。行人四行，万行同摄，初报怨行者，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怼。……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顷于法也。三名无所求行，世人常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而得安?经曰： “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摩以此法开化魏土，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言语，卷流于世。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游化为务，不测于终。
“释僧副，……性爱定静，游无远近，裹粮寻师，访所不逮。有达摩禅师，善明观行，……遂从而出家，……寻端极绪，为定学宗焉。后乃周历讲座，备尝经论；并知学唯为己，圣人无言。齐建武年，南游扬辇，止于钟山定林下寺，……行为物览，道俗攸属。梁高素仰清风，雅为嗟赏，乃命匠人考其宅宇于开善寺以待之，恐有山林之思故也。副……有心岷岭，观彼峨眉，……爰至井络……以少好经籍，执卷缄默，动移晨晷；遂使庸蜀禅法， 自此大行。久之，还返金陵，复往开善，……不久卒，……春秋六十有一，即普通五年也。
释僧可，一名慧可，……怀道京辇，默观时尚，……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门菩提达摩，游化嵩洛，可怀宝知道，一见悦之，奉以为师，毕命承旨；从学六载，精究一乘；理事兼融，苦乐无．滞。……达摩灭化洛滨，可亦埋形河涣。而昔怀嘉誉，传檄邦畿，使夫道俗来仪，请从师范。可乃奋其奇辩，呈其心要。故得言满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览，未始经心。后以天平之初，北就新邺，盛开秘苑。……有向居士者，……道味相师，致书通好。……可命笔述意曰： “说此真法(一作备观来意)皆如实：与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见之徒辈，申词措笔作斯书。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 “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 自得度世。”可专附玄理，如前所陈。遭贼斫臂，以法御心，不觉痛苦。……每可说法竟，曰： “此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一何可悲!”有那禅师者，俗姓马氏，遇可说法，乃与学士十人出家受道。……有慧满者，……姓张，……遇那说法，便受其道。……贞观十六年，于洛州南会善寺侧宿柏墓中，遇雪深三尺，其旦人寺，见昙旷法师，怪所从来。满曰： “法友(《传灯录》作有)来耶?”遣寻坐处，四边五尺许雪白积聚，不可测也(《传灯录》此句上有“旷曰”二字。)……满每说法云： “诸佛说心，令知心相是虚妄法，今乃重加心相，深违佛意，又增论议，殊乖大理。”……那满等师，常赍四卷《楞伽》，以为心要。……斯徒并可之宗系，故不别叙。
把以上各种传记合起来看，关于达摩的记载，显然大有迳庭。 《传灯录》说达摩在萧梁时代，从南天竺到广州南海郡来，旋即到金陵，和梁武帝问答，机缘不契。 《续高僧传》却说达摩的东来，在刘宋时代，而且只说他到宋境南越。而他的门人僧副，却在萧齐建武(齐明帝年号)年代(建武元年，是西元494年)，南游杨辇(金陵)，梁武帝“素仰清风，雅为嗟赏”；普通五年卒，年六十一。从《续高僧传》所说，就和梁武帝同时的，不是达摩，却是僧副；从而达摩和武帝的一段公案，也就不是史实。这个是两种传记第一种相违的地方。
其次， 《传灯录》说：达摩“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婆罗门”。 《续高僧传》既说他“随其所止，诲以禅教”；又说他“善明观行”。这个是两种传记第二种相违的地方。
其次， 《传灯录》说达摩“五度中毒”，到第六度，因为“化缘已毕”，于是“端居而逝”(《历代法宝记》大致也这样说。 《续高僧传》却说他“游化为务，不测于终”。这个是两种传记第三种相违的地方。
其次， 《传灯录》说慧可站在积雪当中，断臂求法。 《续高僧传》却说他“遭贼斫臂，以法御心，不觉痛若”。而“宿……柏墓中，遇雪深三尺”；却是慧可再传弟子慧满的事情。但是关于慧可断臂求法一件事， 《传法正宗记》说：
“余考法琳碑曰： ‘师乃雪立数宵，断臂无顾，投地碎身，营求开示。’”(《历代法宝记》，也说：“后释法琳造碑文。”)那么，这个传说，或者唐朝初年已经有，而《宝林》、《传灯》沿袭它。
像这样， 《传灯录》所记裁的达摩等事迹，都和《续高僧传》不同；然而拿成书的先后说，就《传灯》在宋真宗景德年中集录，而《续高僧传》却是唐代的道宣，在太宗贞观年中所撰；那么就《续高僧传》的成书在先，而《传灯录》在后； 《续高僧传》既然比较近古，它所记载，也应当比较接近事实。又依《释门正统》和《普灯录》，宋僧道源的集录传灯，是拿唐僧惠炬的《宝林传》做根据的； 《佛祖历代通载》也说：唐贞元中，金陵沙门惠炬，把那连耶舍和云启所合译的祖偈因缘，和唐初以来传法宗师机缘，集录成《宝林传》。光化中，华岳玄伟，集录贞元以来出世宗师机缘，拿这个祖偈做他的基绪，编作《圣胄集》。南岳惟劲，又集录光化以后出世宗匠机缘，也拿祖偈做根由，成《续宝林传》。宋景德中，吴僧道源，集《传灯录》。 《宝林传》的成书，既然在德宗贞元中，也比较《续高僧传》在后，而且《宝林传》这一本书， “错误差舛，殆不可按”； 《传法正宗记》和《传灯录》的附注，分辨得很详细。像《传灯录》说达摩以梁普通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到达南海。十月一日，到金陵。 《附注》说： “普通八年三月，已改为大通元年，则九月不应尚称普通八年也。南海者，今广州也，去金陵数千里，刺史奏闻，而武帝诏迎，岂可十日之间，便至金陵耶?” 《正宗记》说： “《传灯录》诸家旧说，并云达摩来梁，在普通八年；今按史书，普通只至七年。”又《传灯录》说达摩到达南海的时候，广州刺史萧昂，具主礼迎接， 《正宗记》说： “考昂传，不见其为广州刺史，唯昂侄萧励，当时尝作此州刺史。” 《附注》说： “按南史萧昂传，不言昂为广州刺史，但王茂传末，有广州长史萧昂，然不知何年在任。”又《传灯录》说达摩以后魏孝明帝太和十年，到达洛阳。 《正宗记》说： “太和非明帝年号。” 《附注》说： “太和十年，乃后魏孝文帝时，是年即南齐武帝永明四年。”又
《传灯录》说达摩以孝明太和十九年卒。 《正宗记》说： “明帝在位， 只十二岁， 即无十九年。” 《附注》说： “太和十九年，乃后魏孝文帝时，即南齐明帝建武二年。”然而《正宗记》虽然对于《传灯录》的《达摩传》有所辨正，而除掉这几点之外，却仍然祖述他的说法；到台宗学者子防的《辨祖书》，却说《宝林传》 “诡说百端，以惑无识”。他的原文像下面：
“宣律师《续高僧传》，载达摩理、行二种，固其真法。其后智炬于曹溪门下，撰出《宝林传》，诡说百端，以惑无识(谓只履西归，立雪断臂，传法谶候等语，至于达摩等事迹，皆与僧传不同， 由是夸玄《宝林》之凭虚，灭没《僧传》之纪实。”
《宝林》如果是凭虚，那就拿他做根据去集录的《传灯录》达摩传， 自然难以根据做信史；宁可以说《续高僧传》所记载，或者比较接近事实。至于《历代法宝记》，是大历(唐代宗年号)年中所撰，比《宝林》早二十年，其中所记载的达摩等事迹，已经是《传灯录》各传的雏形；那么，关于达摩和梁武帝一段公案，以及只履西归，立雪断臂等等，可以说是在《宝林》以前，已经有这些传说，又《传法正宗记》的《达摩传》，像在前面所说，是和《传灯录》大同小异的；而《正宗记》，依《传灯录》的附注说，是拿梁僧宝唱的《续法记》做根据的；像《附注》说： “嵩禅师以梁僧宝唱《续法记》为据，作《正宗记》……”据说《续法记》是宝唱在梁简文帝的时候所撰，那么，关于达摩的传说，也许梁简文帝的时候就有了。但是《续高僧传·宝唱传》说： “又刺唱自大教东流，道门俗士，有叙佛理，着作弘义，并通鸠聚，号曰《续*轮论》。”从这几句看起来，好像《续*轮论》，只是一本记载佛法东来以后有关佛理的着作之书，并不是记载所谓“传法正宗”的；所谓《续法记》，是不是后世的伪作，也就不无可疑。至于说《续法记》所记载“所谓二十七祖与般若多罗之继世弟子二十八祖菩提达摩之事”，是根据那连耶舍所译编人，然而遍查《续高僧传·那连耶舍传》，以及各种经录，并没有只字说到那连耶舍曾经翻译过这段故实，可见得是出于捏造了。
菩提达摩的名字，最初见于史传的，是后魏杨街之所撰的《洛阳伽蓝记》，像《伽蓝记》永宁寺当中说： “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 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永宁寺，是后魏灵太后胡氏在孝明帝熙平元年所立，熙平元年，在南朝，是梁武帝天监十五年(西元516年)，而永宁寺浮图被火所烧，是西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在南朝，是梁武帝中大通六年(西元534年)；像这样， 《伽蓝记》所记菩提达摩的时代，刚正和《法宝》、 《宝林》、 《传灯》、 《正宗》所记的达摩年代相当。传说中的菩提达摩，或者就是这个达摩罢?至于比《伽蓝记》在前的《高僧传·慧览传》(宋文帝时人)当中，虽然有“仍于厨宾，从达摩比丘，咨受禅要”等语，然而没有说他到东土来，况且其中达摩字样，旧宋本却作“达摩达”呢?
总之，达摩，并非绝对是子虚乌有，然而从《续高僧传》等典籍上看起来，也只是佛陀禅师一流，是一个传定法、明观行的禅师，而后世的禅宗，踵事增华，牵合种种事实来附会增加他，去构成所谓禅宗初祖也者。像《传灯录》说：当时有佛大先、佛大胜多两个人，本来和达摩一同学佛陀跋陀小乘禅观，佛大先后来遇见般若多罗，舍小趣大，与达摩并化，当时号二甘露门等等。大概是，从《高僧传·佛驮跋陀罗传》，和
《达摩多罗禅经》慧远序穿凿而成，因为佛驮跋陀罗，一作佛驮跋陀，驮一作陀缘故。然而《高僧传》说佛驮跋陀罗受业于大禅师佛大先，而《传灯录》说佛大先和达摩同学佛陀跋陀小乘禅观，不免师弟倒置。又慧远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说：
“今之所译，出自达摩多罗与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禅训之宗，授集经要，劝发大乘，弘教不同，故有详略之异。达摩多罗，阖众篇于同道，开一色为恒沙；其为观也，明起不以生，灭不以尽；虽往复无际，而未始出于如；故曰：
‘色不离如，如不离色；色则是如，如则是色。’佛大先以为澄源引流，固宜有渐；是以始自二道，开甘露门；释四义以反迷，启归涂以领会，分别阴界，导以正观；畅散缘起，使优劣自辨，然后令原始反终，妙寻其趣；其极非尽亦非所尽，乃曰无尽，人于如来无尽法门。”
《法宝》、 《宝林》、 《传灯》等书，既然尊达摩做禅宗初祖，而《修行方便禅经》，适巧
“出自达摩多罗与佛大先”，于是把菩提达摩和达摩多罗牵合做一个人，像《法宝记》简直把他写做菩提达摩多罗，又简称达摩多罗； 《传灯录》说他“本名菩提多罗”。 《正宗记》说他“初名菩提多罗，亦号达摩多罗”。意思是说菩提达摩，就是达摩多罗，而禅经所从出的，不知道禅经是佛陀跋陀罗在东晋安帝的时代所译，佛大先也是东晋时代的人，达摩多罗和他同样，晋安，梁武，相去在一百年以上，所谓佛大先和达摩并化，号二甘露门，是由“始自二道，开甘露门”一句演化而出，又极明显。
其次，梁武帝是历代帝王当中最崇信佛教的，其时又有宝志、傅翕等，言行多涉奇侅；类似后世禅家的风仪，而都为帝所礼遇；达摩的弟子僧副，又曾经和帝有一段因缘，或者是《法宝》、 《宝林》、 《传灯》等书牵合达摩和梁武帝的所本罢!
其次，所谓少林寺，是后魏孝文帝为天竺佛陀禅师所造。佛陀一作跋陀，佛陀传说他曾经度慧光做沙门， 《慧光传》也说慧光曾经到佛陀禅师那里，从他受三归，又有“会佛陀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译十地，至后合翻”等语。然而依《十地论》卷初的序文，译出《十地论》的，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和佛陀扇多；这样，那么勒那是勒那摩提的简称；而佛陀，是佛佗扇多的简称了。 《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又有“其后三德乃徇流言，各传师习，不相询访”等语。《开元释教录·菩提流(开元录作留)支传》，又有“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人也，越自西域，来游洛京……自云‘年一百五十岁’，……”或者是《法宝》、 《宝林》、 《传灯》所说流支和达摩论议，是非蜂起，乃至竞起害心，数加毒药的所本罢。然而《开元录》这几句话，原出上面所引的《洛阳伽蓝记》，本来是记述永宁寺当中的话， 《续高僧传》因为流支住在永宁寺，所以摘录永宁的饰制环奇，穷世华美，来显示供拟的殷华； 《开元录》更补录上面的几句话，显示永宁为外国沙门所赞叹，实在是和流支渺不相关的。 《伽蓝记》是杨街之所撰，那么，杨街之和达摩一段因缘，或者是从这里演出。至于光统律师，是慧光充任国统之后的尊称，而把他和流支看做一个人，就更昧于史实了。凡此种种，都可以证明《法宝》、 《宝林》、 《传灯》的《达摩传》，是短钉而成的。
(原载《文史杂志》1949年第9、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