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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论学派与唯识学的传播 第四节 地论师北道的传承与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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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地论师北道的传承与转向

从现有资料看,地论北道的积弱不振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令人困惑的是,被道宣记载为菩提流支唯一及门弟子的道宠,一直在邺都弘法。而且,如前文所考证,道宠于天保末年(560年)仍然健在弘法。而此时慧光早已经圆寂近二十年,而南道系的再传弟子也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就了。北道是否弱到后继乏人,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真相”究竟如何,只能寄希望于如慧光《墓志铭》般的考古发现来揭示了。从目前所见的资料解释,道宠的大弟子僧休、志念后来的弘法重点分别转向了“大论”和毗昙学,再加之唐代文献所说《摄论》出而助“北道”,二者叠加,北道之衰落似乎是必然的了。

一、道宠弟子概观

《续高僧传·道宠传》记载:道宠“匠成学士,堪可传道千有余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继、诞礼、牢宜、儒果等是也。”不过,此五人,牢宜、儒果二人唯见于道宠法师传,法继、诞、礼三师除在《道宠传》中可见外,也仅仅在《志念传》中有提及。道宣唯一设本传的道宠弟子是志念。

《续高僧传·志念传》记载:志念“爰至受具,问道邺都。有道长法师精通《智论》,为学者之宗,乃荷箱从,听经于数载,便与当席擅名,所谓诞礼、休、继等,一期俊列,连衡齐德,意谓解非满抱,终于盖棺,乃游诸讲肆,备探冲奥,务尽幽赜。又诣道宠法师,学《十地论》,听始知终,闻同先览。”依据此中所说,当北齐天保六年(555年)时,诞礼、僧休、法继三僧在邺都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了,而此时道宠仍在邺都弘扬《地论》。

《续高僧传·志念传》记载:志念“乃旋踵本乡,将弘法泽。时刺史任城王彦,帝之介弟,情附虚宗,既属念还,为张法会,与僧琼法师,对扬道化。”任城王于武平元年(570年)出为冀州刺史。而“时州都沙门法继者,两河俊士,燕魏高僧。居坐谓念曰:‘观弟幼年慧悟,超迈若斯,必大教由兴,名垂不朽也。’”由此可见,至少在武平年前后,法继离开邺都至冀州传播《地论》,并出任州都,上述引文称赞法继为“两河俊士,燕魏高僧”,可以见出他所具的崇高声望。

二、僧休及门下弟子

关于僧休法师,现存史籍中有零星记载,从中可以见出其成就和声望都很高,至隋初,成为隋文帝立的“六大德”之一。

《续高僧传·宝袭传》称僧休为“雍州三藏僧休法师”,可见,僧休的籍贯是雍州(今陕西凤翔一带)。《宝袭传》又补充说:“休聪达明解,神理超逸。齐末驰声广于东土,周平齐日,隐沦本州岛。天元嗣立,创开佛法。休初应诏为菩萨僧,与遵、远等同居陟岵。开皇七年召入京辇,住兴善寺。”此外,《续高僧传·昙迁传》有“清河僧休”的提法。将这些记载联系起来可知,僧休于邺都在道宠门下学习之后,在北齐末年,至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传播佛教,名声远扬。北周灭齐并且于齐地毁灭佛法之后,僧休潜行于“本州岛”即清河。宣政元年(578年)六月,周宣帝即位,恢复佛教,僧休应召以“菩萨僧”的身份在陟岵寺弘法。

关于“菩萨僧”的来源,《广弘明集》卷十记载,天元皇帝(周宣帝)于大象元年(579年)四月二十八日下诏:“遵道之人勿须剪发毁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须发严服以进高趣。令选旧沙门中懿德贞洁、学业冲博、名实灼然、声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为国行道,拟欲供给资须,四事无乏。其民间禅诵,一无有碍。惟京师及洛阳各立一寺。”可见,周宣帝虽着手恢复佛教,但武帝时期被迫着俗服的僧人此时并未允许剔除须发重着僧服。此事最终实行的时间是大象二年,僧休在此年应召入住的应该是洛阳的陟岵寺。《续高僧传·洪遵传》记载:“及宣政搜扬,被举住于嵩岳,德不孤峙,众复屯归。”《续高僧传·慧远传》记载:“大象二年,天元微开佛化,东西两京各立陟岵大寺,置菩萨僧。颁告前德,诏令安置,遂尔长讲少林。”由此可知,前文所讲的与僧休同住于陟岵寺的“遵、远”就是洪遵、慧远,而洛阳陟岵寺也就是北周武帝毁掉、此时才恢复嵩山少林寺。

僧休是隋初文帝下诏征选的“六大德”之一。《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传》记载:“时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阴宝镇,汲郡洪遵,各奉明诏,同集帝辇。迁乃率其门人,行途所资,皆出天府,与五大德谒帝于大兴殿,特蒙礼接,劳以优言。又勅所司,并于大兴善寺安置供给。”《续高僧传·洪遵传》记载:“开皇七年,下勅追诣京阙,与五大德同时奉见。特蒙劳引,令住兴善,并十弟子四事供养。”由此可知,隋文帝于开皇七年(587年)在各地征召“六大德”至京师,文帝并于大兴殿召见,然后敕命六大德及所带弟子住锡大兴善寺。从“清河僧休”的说法推测,此前僧休曾长期住锡于清河郡弘扬佛法。

与洪遵带十位弟子入京师一样,僧休也应该带若干弟子随行。《续高僧传·宝袭传》记载:“释宝袭,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师之弟子。……袭十八归依,诵经为业,后听经论,偏以《智度》为宗,布响关东,高问时杰。从休入京,训勖为任。”

僧休在大兴善寺曾经参加过达摩崛多的译场。《历代三宝纪》卷十二记载:开皇十二年(592年),“仍勅崛多专主翻译,移法席就大兴善寺,更召婆罗门沙门达摩笈多并遣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翻,又增置十大德沙门僧休、法粲、法经、慧藏、洪遵、慧远、法纂、僧晖、明穆、昙迁等,监掌始末,诠定旨归。”几年之后,僧休就圆寂了。《续高僧传·灵幹传》记载,灵幹于开皇十七年遇疾闷绝,醒来后叙述说: 初见两人手把文书,户前而立曰:“官须见师。”俛仰之间,乃与俱往。状如乘空,足无所涉,到一大园,七宝树林,端严如画。二人送达,便辞而退。幹独入园,东西极目,但见林地山池,无非珍宝,焜煌乱目,不得正视。树下花座,或有人坐,或无坐者。忽闻人唤云:“灵幹,汝来此耶?”寻声就之,乃慧远法师也。礼讯问曰:“此为何所?”答:“是兜率陀天。吾与僧休同生于此。次吾南座上者,是休法师也。”远与休形并非本身,顶戴天冠,衣以朱紫,光伟绝世,但语声似,旧依然可识。

搁置这一传闻的真实与否勿论,单从道宣将其写入传中,即可知晓僧休一定于此前已经圆寂。净影慧远圆寂于开皇十二年,而隋文帝于开皇十六年设立“五众主”时立了僧休弟子宝袭为“大论众主”,如《宝袭传》所言“开皇十六年,勅补为大论众主。于通法寺四时讲化,方远总集。”由此可知,僧休圆寂于开皇十三年至开皇十六年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僧休是道宠的高足,但他及其弟子在当时更多地是以宣讲《大智度论》名世的。《续高僧传》卷十五末尾的“论”中明确地说“僧休洞精于《大论》”。而僧休的两位弟子宝袭、无碍也是以精通《大智度论》而闻名。

释宝袭(545—626年?),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人。《续高僧传·宝袭传》记载,“雍州三藏僧休法师之弟子,……袭十八归依,诵经为业。后听经论,偏以《智度》为宗,布响关东,高问时杰。从休入京,训勖为任。开皇十六年,勅补为《大论》众主,于通法寺四时讲化,方远总集。逮仁寿造塔,又勅送舍利于嵩州嵩岳寺。……至文帝升遐,起大禅定,以名称普闻,召而供养。武德末年,卒于住寺,春秋八十矣。”宝袭十八岁就皈依僧休,后来博听经论而以《大智度论》为重点。开皇七年(587年)随僧休入京,住大兴善寺,在其师圆寂之后的开皇十六年“补为《大论》众主”[①],住锡于通法寺。

释无碍(552—645年),姓陈氏。《续高僧传·无碍传》记载:“有晋永嘉,中原丧乱,南移建业。父旷,梁元帝征蕃学士。以承圣元年碍生成都,神姿特异,知有济器。九岁便能应对,十岁入学随闻不忘。入长安遇姚秦道安法师,安与语,怪其意致,劝令出家。即依言欣喜,令诵《太子瑞应经》。思寻圣迹,哀泣无已。天和三年,周武皇后入朝,投名出家,先蒙得度。虽有弱冠,戒操逾严。”此中所说的“姚秦道安法师”,因其俗姓姚且是凭翊胡城人,因而称之为“姚秦”。《续高僧传》卷二十三有传。道安“进具已后,崇尚《涅槃》,以为遗诀之教。博通《智论》,用资弘道之基。故周世渭滨,盛扬二部,更互谈诲,无替四时。住大陟岵寺,常以弘法为任。”其后,在周武帝灭佛之前,撰写《二教论》与道士辩论。无碍在道安启发下,于天河三年(568年)出家。“建德三年,法门大坏,随缘陆沉,乃值泥涂,情逾冰王。开皇开法,即预搜扬,便住永宁。于齐大德超法师所听《智度论》,一闻教义,神思豁然,财食顿清,形心俱遣。”道宣称无碍为“秦州永宁寺释”,秦州即今甘肃省天水市。

无碍“又入长安学《十地》、《阿毗昙》等,时休法师于兴善寺命讲《大论》,辩析分明,义端无拥,然于文句颇滞弘通,因诵本文获六十卷。”这一段语意不是特别清楚。无碍在长安听《十地经论》是否跟从的是僧休法师,文中并无特别交待,倒是说无碍在僧休的安排下宣讲《大智度论》,因感到《大论》原文艰涩而改编为六十卷本。无碍圆寂于贞观十九年(626年)二月二十八日,春秋九十四。从这一段文字看,无碍同时学习了《地论》和《大论》,宣讲的重点侧重于《大论》。这也是僧休的做派。

从上述叙述看,僧休及其弟子弘法趋向已经明显转向,尽管不能确定是否一点都不关注《地论》,但他们以《大论》为重心是当时佛教界的一惯看法。道宣在《宝袭传》中继续写道:宝袭“有弟子昙恭、明洪,皆善《大论》。恭少而机辩,见解有名,屡讲经论,京室称善,护法匡弼,颇存圣言。贞观初年,勅征为济法上座,纲维僧务,传芳季绪,后召入弘福。又令知普光寺任,德为时须,故轮转无定,卒于任所。洪亦以荣望,当时绍宗师业,召入普光,时复弘法而专营浴供,月再洗僧,系踵安公,归心慈氏云。”依据此中所说,昙恭、明洪都精通《大智度论》,文中也未提及《地论》。

三、志念及门下弟子

志念是道宠的高足。道宣在《道宠传》未提及他,但却为其列有传记,足见他应该是道宠最有影响的弟子。

释志念(535—608年),俗姓陈,冀州信都(河北冀州市)人。《续高僧传·志念传》记载:“爰至受具,问道邺都,有道长法师精通《智论》,为学者之宗,乃荷箱从听,经于数载,便与当席擅名,所谓诞礼、休、继等,一期俊列,连衡齐德。”大约于北齐天保六年(555年),志念受具足戒之后,至邺都跟从道长法师研习《大智度论》,几年之后,便与诞礼、僧休、法继齐名。其后,志念游诸讲肆,“又诣道宠法师,学《十地论》,听始知终,闻同先览。”由此观之,青年时期的志念是学通《大智度论》和《十地经论》的。

志念后来跟从当时著名的毗昙学大师慧嵩学习。《志念传》记载:“有高昌国慧嵩法师,统解小乘,世号毗昙孔子,学匡天下,众侣尘随。沙门道猷、智洪、晃觉、散魏等,并称席中杞梓,慧苑琳琅。念顾眄从之,成名猷上,皆博通玄,极堪为物依。”志念后来居上,超越了慧嵩大弟子道猷,成为慧嵩一系影响最大的毗昙师。

综上所述,志念所精通者有三:一是《十地经论》,二是《大智度论》,三是《杂阿毗昙心论》。

志念出师之后,又回到自己的故乡冀州,“时刺史任城王彦,帝之介弟,情附虚宗。既属念还,为张法会。”此中所说的“任城王”高湝,是高欢第十子,天保初封王。《北齐书·任城王传》记载:“武平初,迁太师、司州牧,出为冀州刺史,加太宰,迁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武平五年(574年)拜左丞相,转瀛州刺史。从“既属念还”的语义推测,志念至冀州时,任城王已经在冀州刺史任上。可见,志念回故乡的时间不会早于武平元年(570年)。志念在冀州,“与僧琼法师,对扬道化。盛启本情,双演二论,前开《智度》,后发《杂心》。”弘扬的重点在《大智度论》和《杂心论》。“时州都沙门法继者,两河俊士,燕魏高僧。居坐谓念曰:‘观弟幼年慧悟,超迈若斯,必大教由兴,名垂不朽也。’”法继为道宠之高足,志念的师兄。受到法继的鼓励和称赞,志念随即“频弘二论,一十余年。”此中的“二论”指的是《大智度论》和《杂阿毗昙心论》。至隋世,他以弘扬《杂心论》为己任。

北齐灭亡,周武帝于齐地毁佛,志念“遂乃逃迸海隅,同尘素服。重寻小论,亟动天机。疑虑廓销,竚聆明运。值隋国创兴,佛日还复,勅访之始,即预出家。”即便是在危难之中,志念仍然致力于研习《杂心论》等经典。开皇初年重新出家之后,志念大概重归冀州弘法。开皇四年(584年),志念之弟沙门志湛将志念感叹自己所学《迦旃延阿毗昙》未能传授之事告诉明彦法师。“彦,《成实》元绪,素重念名,与门人洪该等三百余人,躬事邀延,阐开《心论》。”从文中的表述看,明彦邀请志念到其所在的渤海弘传其学而并非拜师。

志念“撰《迦延》、《杂心》论疏及《广钞》各九卷,盛行于世。受学者数百人,如汲郡洪该、赵郡法懿、漳滨怀正、襄国道深、魏郡慧休、河间圆粲、俊仪善住、汝南慧凝、高城道照、洛寿明儒、海岱圆常、上谷慧藏,并兰菊齐芳,踵武传业。关河济洽二十余年。”道宣在罗列了志念十二位高足之后所说的“关河济洽二十余年”,应该是指志念弘扬毗昙学的时间。

开皇十七年(597年)后,志念又应汉王杨谅之邀至晋阳。当年,汉王迁任并州总管。《续高僧传·志念传》记载:“隋汉王谅作镇晋阳,班条卫冀,搜选名德,预有弘宣。念与门学四百余人至晋阳。奉礼西并,将承王供。谅乃于宫城之内,更筑子城,安置灵塔,别造精舍,名为内城寺,引念居之。开义寺是也。劳问殷至,特加尤礼。”汉王又令志念于大兴国寺讲经说法,“先举《大论》,末演小乘”。志念于此所弘扬的仍然是《大智度论》和《杂阿毗昙心论》。在晋阳,志念的弟子“其知名者,则慧达、法景、法楞、十力、圆经、法达、智起、僧鸾、僧藏、静观、宝超、神素、道杰等五百余人。并九土扬名,五乘驰德,精穷内外,御化一方。”此后,志念于仁寿二年(602年)跟随汉王至京师长安讲经说法百有余日,“王又与念同还并部,晋阳学众,竚想来仪。王又出教令,于宝基寺开授,方面千里,法座辍音,执卷承旨,相趋阶位。”在晋阳宝基寺弘法两年后,隋文帝驾崩(604年),隋炀帝即位,汉王举兵反抗,志念“乘衅还里,与沙门明空等讲宣二论,绍业沧溟,望风总集。”依据此文可知,在汉王反抗炀帝的战争爆发后,志念逃到自己的家乡。而文中的“沧溟”是指沧州。前文说,志念为冀州信都人,而沧州则是北魏熙平二年(517年)从瀛州、冀州各划出一部分另设的,因濒临沧海,故取名“沧州”,前文则称“沧溟”。大业年间,朝廷屡屡下诏征其至洛阳慧日道场,志念未赴。以大业四年(608年)卒于沧土,时年七十四岁。

如上文所叙述,道宣罗列的志念弟子很多,但有两个特点:其一,短期从事学习者多,并未与志念形成长期的稳固的师承关系,如后文将详细叙述的慧休就是一例。其二,以《地论》为主要弘扬内容者很少,甚至兼顾者也不多。考虑到这些原因,志念弟子学习及传法的情形,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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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续高僧传》卷十《法彦传》记载:“开皇十六年下勅,以彦为《大论》众主,住真寂寺。……彦传业真寂,道俗承音。左仆射高颕,奉以戒法,合门取信,于今不倾,并彦之开济。以大业三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余矣。”如此以来,“大论众主”便有二僧承当,此与一般所认为的“五众主”为一僧的说法不符。上文所引“补”宝袭为《大论》众主的“补”字,耐人寻味,似乎暗示法彦未曾接任而“补”宝袭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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