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地论师南道的传承

现存史籍中，勒那摩提的大弟子无疑是慧光，其它的如僧达，虽曾经跟随摩提学法三年，但最后仍然跟从了慧光。

关于慧光的弟子，一直有“十哲”的说法。唐裴漼撰《嵩岳少林寺碑》(开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立)中说：“惠光弟子僧达、昙隐、法上法师等十大德，亦号十英。”唐初道宣《续高僧传·慧光传》中说：“时光诸学士，翘颕如林，众所推仰者十人。拣选行解，入室惟九。有儒生冯衮，光乃将入数中。”从这句看，道宣似乎暗示“十英”的名单是慧光排定的，而道宣认为冯衮没有“入室”，仅仅是因为当时有一定影响而已。慧光的著述很庞杂，讲过的经典也很多。从影响上归纳，他在地论学派、涅槃学派和律宗都占据了重要地位，其弟子也相应地有所侧重。在此，仅将被后世当作地论师看待的慧光弟子以及再传弟子的生平和影响略述于后。

与地论学派有关的慧光弟子，现今知名者有僧达、法上、僧范、道凭、慧顺、道慎、安廪、昙衍、昙隐、昙遵等。其中，法上、僧范、道凭、僧达四位在地论学派中最突出。也正由于这些弟子对慧光法师思想的承继与弘扬，地论宗才会出现相州南道与北道的分野，而且从当时的声势以及后世的影响上，南道以绝对优势超越了北道。

一、僧达、僧范、昙遵

慧光弟子中，僧达是最早开讲《十地经论》的高僧，他实际是勒那摩提与慧光的共同弟子。

释僧达(475—556年)，俗姓李，上谷(今河北怀来县南)人，十五岁出家。《续高僧传·僧达传》记载：僧达为沙弥后，“游学北代，听习为业，及受具后宗轨毗尼，进止沉审，非先祖习。年登二夏，为魏孝文所重，邀延庙寺，阐弘《四分》。”由此可见，僧达起先是在北魏的首都平城一带游学听僧讲经论，等到受具足戒之后，又专门研习戒律。在497年左右[①]，北魏孝文帝邀请僧达至某寺开讲《四分律》。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已经迁都洛阳，孝文帝于此后几年的大多数时间不在平城，然经查《魏书·高祖纪》得知，孝文帝于太和二十一年元月开始“北巡”，二月到达平城，不久又南下至洛阳，《魏书·高祖纪》记载次年“夏四月庚申，幸龙门。”由此可以推测，僧达受孝文帝敕命讲《四分律》就在此年二月或三月。

僧达大概在平城弘法讲律很长时间。根据《续高僧传·僧达传》的记载，他“寻复振锡洛都，因遇勒那三岁，奉其新诲。不久，值那迁化，覆述《地论》，声骇伊谷，令望归信，相次称谒。”尽管现今不知摩提圆寂的时间，但如前文所推测，以北魏末年的可能性最大。从这个角度说，道宣以“寻”连接受孝文帝之命讲《四分律》和于洛阳更摩提学习两件事情，省略过多，极易引起误解，似乎间隔很短。在摩提圆寂之后，僧达“后听光师《十地》，发明幽旨，遂从受菩萨戒焉，因从请业有名学众。”僧达不仅向慧光学习《地论》，也可能学习了律学。

大概在洛阳时，僧达听说“南会徐部，随通《地论》，梁武皇帝拨乱弘道，衔闻欣然，遂即济江，造宫请见，勅驸马殷均引入重云殿。自昼通夜，传所未闻，连席七宵，帝叹嘉瑞，因从受戒，誓为弟子。下勅住同泰寺，降礼供奉。旬别入殿，开示弘理。年移一纪，道怀有据，请辞还魏。乃经七启方许背梁。”根据这一记载，当时地属北魏的徐州也流通《十地经论》，僧达便到了徐州传播《地论》。崇信佛教的梁武帝对此论也很感兴趣，僧达于是南下至建康请求面见梁武帝。在梁武帝的驸马殷均的荐举下，梁武帝在重云殿接见了僧达。僧达为梁武帝宣讲了《地论》的大意，一直持续七天七夜。梁武帝因而跟从僧达受了菩萨戒。此后，僧达在同泰寺住了一年。僧传说，僧达在建康很受尊重，当时南方高僧宝志遇到僧达，称赞说：“达禅师是大福德人也。”梁武帝在僧达离开后还念念不忘，常对侍臣说：“北方鸾法师、达禅师，肉身菩萨。”梁武帝常常向北遥礼僧达。

僧达离开建康后，时任兖州(治所瑕丘)行台的侯景在兖州(今山东兖州市)天观山为僧达造二寺[②]，僧达大概在此山住了一段时间。关于这一时间的起止，可以从侯景的职务变迁找到线索。查考《魏书》和《梁书》可知，东魏天平二年(535年)二月之前数年，侯景不可能任兖州行台，而天平二年九月，曾任定州刺史侯景的兼尚书右仆射、南道行台；兴和三年(541)秋八月，东魏朝廷任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侯景兼为尚书仆射、河南道大行台。而东魏武定五年(547年)，侯景叛东魏降梁。由此可见，侯景为僧达建寺院应该在535至547年之间。

《续高僧传·僧达传》又记载：“末为魏废帝中山王勅仆射高隆之召入邺都，受菩萨戒。”此中所说的魏废帝即孝静帝元善见。公元550年5月，高洋将元善见轰下台，自己称帝，改封元善见为中山王，第二年十二月高洋又将其杀死，至此东魏灭亡。高隆之为北魏、东魏、北齐的权臣，北齐天保五年(554年)被皇帝处死。如果单从僧传的称名推测，僧达受邀至邺可能是在551年左右。然《北齐书·杜弼传》记载：武定“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于显阳殿讲说佛理，弼与吏部尚书杨愔、中书令邢邵、秘书监魏收等并侍法筵。敕弼升师子座，当众敷演。昭玄都僧达及僧道顺并缁林之英，问难锋至，往复数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贤若生孔门，则何如也？’”[③]由此可见，至少在武定六年(548年)之前，僧达已经到达邺都并且就任僧都。

进入邺都的僧达受到了建立北齐的文宣帝的礼遇，高洋前后六度皈依僧达。然而，“达性爱林泉，居闲济业。帝为达于林虑山黄华岭下立洪谷寺，又舍神武旧庙，造定寇寺，两以居之。”高洋专门为僧达在林虑山黄华岭下建造洪谷寺，而将神武皇帝高欢的旧庙改造成佛寺，供僧达住锡。洪谷寺在山中，定寇寺在邺都。《僧达传》有文记载：“初，达经营山寺，将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灵。若相许者，可为避道。’言讫寻去。及造寺竟，安众综业，达反邺京。”可见，定寇寺为僧达在京都的住寺。

僧达于北齐天保七年(556)六月七日圆寂于洪谷山寺，春秋八十二。僧达曾经出任“国都”(国统的副手)，道宣称赞说：“自季世佛法，崇尚官荣。侥幸之夫，妄生朋翼。而达为国都，眇然无顾，昭玄曹局曾不经临。斯乃圣达之所轻，寔世福之嘉相矣。”

僧达一生主讲《华严经》、《四分律》、《十地经论》、《地持经》。“虽无疏记，而敷扬有据。特善论议，知名南北。禅法一门，开世殊广。其为时君所重，无有加焉。”僧达弟子不详，仅从《僧达传》中知晓有一弟子叫道爽，曾为山神读《金光明经》和《维摩诘经》。

释僧范(476—555年)，河北平乡人，俗姓李，名洪范，即《续高僧传·道宠传》所说的李范。二十三岁时，他已经“备通流略，至于七曜、九章、天竺呪术，谘无再悟。徒侣方千，指掌解颐，夸矜折角。”当时有“相州李洪范，解彻深义；邺下张宾生，领悟无遗”的赞语。后来，洪范“思附法门，烧指而修供养”，信仰佛法很是虔诚。“年二十九，栖迟下邑，闻讲《涅槃》，辄试一听，开悟神府，理思兼通，乃知佛经之秘极也，遂投邺城僧始而出家焉。”此中“下邑”为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安徽砀山县。北魏孝昌元年(525年)移治今河南夏邑，明初改夏邑县。从僧范在夏邑听寺僧讲《涅槃经》之事发生的时间言之，应指今安徽砀山县。“初学《涅槃经》，顿尽其致。又栖心林虑，静其浮情。”由此可见，僧范在下邑学习《涅槃经》之外，还修习了禅法。

此后，僧范“复向洛下，从献公听《法华》、《华严》。宗匠前修，是非衢术，后徙辙光师而受道焉。耽味虑宗，岁纪迁贸，既穷筌相，学志无杂。”此中的语句说明了僧范所学方向转变的过程。至洛阳，先听习《法华经》和《华严经》。其后，“徙辙光师”也就是改变车迹而跟随慧光法师的意思。其后所说“虑宗”应指禅法，也就是说，僧范跟随慧光习禅一年，后来则坚定地确定了弘扬义学的志向。

在慧光门下出师之后，僧范“乃出游开化，利安齐魏，每法筵一举，听众千余。逮旋趾邺都。”此中的“齐魏”应该是指齐地和魏地，即现今山东和河北等地。

僧范圆寂于天保六年(555年)三月二日，“至终，僧事私缘，竟无说欲，乃至疾重舁而就僧。将终之日，延像入房，下床跪地，惟悔宿触而已。时当正午，遗诫而卒于邺东大觉寺，时春秋八十。”

与僧达不同，僧范“讲《华严》、《十地》、《地持》、《维摩》、《胜鬘》，各有疏记。复变疏引经，制成为论，故《涅槃》、《大品》等并称论焉。《地持》一部独名述也。”依据此说，僧范著述的名称应是《华严经疏》、《十地经论疏》、《地持经述》、《维摩疏》、《胜鬘疏》以及《涅槃(经)论》、《大品般若(经)论》等。可惜，这些著述早已散失不存。

释昙遵，俗姓程氏，河北人，生卒年未见于《续高僧传》等史籍记载，但可以依据道宣在《昙遵传》及其弟子《智闰传》中所提及的几件事情推出其大致的生存年代。

根据《续高僧传·昙遵传》记载，昙遵少年出家，“而容色盛美，堂堂然也。恐染净戒，还返俗焉。资学既明，允当时寄，有魏擢为员外郎。二十有三，情背朝官，复请光公，以为师保。光以旧事，舍而不度。遵跪启曰：‘今没命归依，远崇至道。如不允副，必从邪见，坏及三宝。’光审其情至，即度而授戒。”由此，昙遵正式皈依于慧光，成为其大弟子之一。

关于昙遵的生卒年，道宣《续高僧传·昙遵传》记载：“年余七十，举为国都，寻转为统。后少觉有疾，便坐诵《维摩》、《胜鬘》，卷了命终，卒于邺下，时年八十有五。”而同书《智闰传》记载：“承邺下盛宗佛法，十统欝兴，令响滂流，洋溢天壤，闰不胜其喜，踊跃不安。年始二十，便趋远诣，会遵统开弘《十地》，即从服业。”智闰“卒于禅定寺，时年七十有五，即大业十年矣。”大业十年为614年，则可知智闰拜昙遵为师的时间是北齐天保十年(559年)。《续高僧传·法上传》记载：“天保之中，国置十统。有司闻奏，事须甄异。文宣乃手注状云：‘上法师可为大统，余为通统。’”可见，北齐宣帝将原来仅设置一位“国统”的僧官制度改为设置“十统”，“十统”之中法上为“大统”，其余九位为“通统”，昙遵则是九位“通统”之一。至于“天保之中”到底是何年，无法准确言之，但大致应该在天保五年(554年)左右。昙遵七十余岁出任国都，八十五岁圆寂，则可知其最早的圆寂时间为569年，最晚为574年。如此上推，昙遵的生年可确定为485至490年之间。

道宣记载，昙遵二十三岁时，请求慧光答应其再次出家。此事发生的时间可能在508年至513年之间，此时慧光仍然在洛阳。《昙遵传》又记载：慧光答允其请求之后，昙遵“因从禀学，功踰一纪。”此中的“一纪”是古人表达时间的单位，但所指不一。或指十二年，或指三十年等等。如果将“功踰一纪”理解为超过十二年，则昙遵在慧光处受学应该是508—513年某时之后的十二年，慧光当时在洛阳协助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翻译佛典，《地论》也翻译出来不久。如果理解为三十年，则昙遵在慧光处受学应该是508年至538年之间，区间较为确定。

有两条旁证可知，后者可能更近于事实。一是《昙遵传》记载，昙遵出师之后，“初，出化行洛下，流演齐、楚、晋、魏乃至燕赵，通传道务，摄治相袭。丞相淮阴王肱深器之，德动贵重，倾心奉礼。”第二条记载是：“而敬爱宗师，罕阶俦绪。光师终日，遵在齐州，初闻哀问，不觉从床而坠，口中流血。其诚孝动人，如此之类也。”此中说，昙遵游学行化，先到洛阳，显然昙遵出师地应该是邺都，而慧光圆寂时，他在齐州(今山东济南市)[④]，则外出游化，距此时(538年)应该已有不少时日了。

综上所述，昙遵在洛阳拜慧光为师，在其门下受学三十年，然后从邺都南下洛阳行化，不久到达齐州。昙遵行化的足迹遍及齐、楚、晋、魏乃至燕赵，影响深远。

关于昙遵的弘法风格，道宣说：“大乘顿教，法界心原，并披析义理，挺超时匠，手无异笔，而变他成己，故谈述有续，而章疏阙焉。”此中说，昙遵对大乘佛教思想理解很深透，并且“手无异笔”，写作能力很强，有许多著述问世，但至唐初已缺失。法藏在《华严经传记》卷三中记载“齐邺中昙遵法师《疏》七卷”，大概是法藏看到或听说书名的昙遵唯一的著作。

依照昙遵行化的历程推测，昙遵的弟子应该很多。然于现存文献中仅仅查到智闰、昙迁二人曾经受学于昙遵。

释智闰(540—614年)，不详姓氏，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人。《续高僧传》卷十《智闰传》记载：智闰“襄阳人也。无师独悟，自然厌世，周章邑野，借访出道。”从这一记载判断，智闰应在本地出家为沙弥，后来知晓“邺下盛宗佛法，十统欝兴，令响滂流，洋溢天壤。闰不胜其喜，踊跃不安。年始二十，便趋远诣。会遵统开弘《十地》，即从服业。经未越序，频参覆论。河北夙少，望尘许焉。晚学《华严》、《涅槃》，咸增荣显。又听光统《四分》[⑤]，领受文言，兼习小论，具辩通塞，时号博赡，尠有加之。又闻江表大弘‘三论’，既是本愿，不远而归。正值长干辩公当涂首唱，预从听受，一悟欣然。文义重深，遂多时载。”智闰先从学于昙遵研习《地论》、《华严经》、《涅槃经》，后跟从惠光学习了《四分律》。这是在邺城完成的。后来，他又南下至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跟从长干寺辩公学习“三论”。此后，他后来还汉阴(今陕西省汉阴县)，“镇常讲导，化行江涘，善生道俗。”隋大业初年，征召至洛阳住于慧日道场。隋炀帝征辽东，“求功岳渎，勅闰岷蜀祭祷江神，还至西京，因疾而化，卒于禅定寺，时年七十有五，即大业十年矣。”智闰所学驳杂，不专弘《地论》，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地论师”。

在南北朝末期至隋代都有很大影响的昙迁法师，也曾经拜昙遵为师。《续高僧传·昙迁传》记载：昙迁“偏就昙遵法师，禀求佛法纲要。”然而，与智闰相似，昙迁学问广博，“研精《华严》、《十地》、《维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深赜。”尽管于隋代，昙迁是地论师之首，但后世并不将其当作昙遵的弟子看待。

从上述叙述可知，昙遵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应该在慧光“十哲”中占据一席之地。但目前可知唯一的直传弟子智闰的弘扬兴趣并不在《地论》，正因为此，道宣评论说：昙遵的“承化门人，罕继其后。”[⑥]

二、慧顺、安廪、道慎

释慧顺，俗姓崔，祖籍清河(今山东省临清市东北)，北魏侍中崔光(451—523年)之弟。慧顺之父崔灵延曾任刘宋朝的“长广太守”，长广属东莱郡。后来，北魏势力渐强，青州及即墨一带尽归北魏所有。因此，崔灵延便于北魏献文帝皇兴元年(467年)携家徙居代郡(今山西大同市北)。崔灵延徙居至代郡后，未能再出仕，家境便中落了。《魏书·崔光传》记载：“光年十七，随父徙代。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太和六年，拜中书博士，转著作郎”，与秘书丞李彪共撰国史，其后，为北魏的台阁大臣，孝文、宣武、孝明三朝元老，他也是孝明帝的师傅。崔光信奉佛教颇虔诚，曾经受皇帝之命，参与菩提流支、勒拿摩提译场，任笔受。

《续高僧传·慧顺传》记载：慧顺“少爱儒宗，统知雅趣。长厌尘网，为居士焉。初听《涅槃》，略无遗义，因讲而睡，闻有言曰：‘此解乃明，犹未为极。’心遂迟疑，伺决其病。”如参照《崔光传》推测，慧顺应会随兄由平城而至洛阳新都。但从《续高僧传·慧顺传》可知，慧顺似乎是从代北下洛阳而拜慧光为师的。《慧顺传》记载：“承都下有光律师者，广涉大乘，文无不晓，因往洛阳，时年二十有五，即投光而出家焉，寓于门下，纂修《地》旨，倦无终食，岁纪相寻。证教两途，锐镜于心内；三持三聚，影现于神外。博见融冶，陶然有余。”慧顺二十五岁于洛阳跟随慧光出家，专心研习《地论》宗旨。“讲《十地》、《地持》、《华严》、《维摩》，并立疏记。”可见，《十地经论》和《华严经》是其研习、注解的重点。

在五十岁时，慧顺回归故乡传戒弘法。《慧顺传》说：“年将知命，欲以大法弘利本乡，即传归戒，情无不惬。随有讲会，众必千余。精诚之响，广流东夏。故齐赵瀛冀，有奉信者，咸禀其风焉。”崔氏宗族望地在清河、博陵，北魏时定世族大姓，以“崔氏为清河第一”。清河曾是郡、国治，管辖范围相当于现在的河北省的清河、南宫、枣强及山东省的临清、夏津、武城、平原一带。慧顺回故乡传播佛法，从引文看，有传戒活动，也有讲论法会，前者属于慧光所授律学范围，后者属于地论学派的范围。

晚年，慧顺又到邺都，“仆射祖孝征，钦尚厥德，奏为国都。”祖孝征即北齐左仆射祖珽，于武平三年(572年)二月始任左仆射，第二年五月即被解职。由此可见，如果道宣所记确切，慧顺始任国都一定是在这一时间段。然而，《续高僧传·净影慧远传》说：慧远“年满进具，又依上统为和上，顺都为阇梨”而受具足戒，时为东魏武定元年(543年)，学界一般以为此中所说的“顺都”是指慧顺。如此则有两种可能，一是称慧顺为“国僧都”是追记性质，二是慧顺早在东魏已经任国僧都，北齐末于都外归来后重任国僧都。慧顺七十二岁时，圆寂于邺城总持寺。

道宣所作《慧顺传》最大的疏忽是未记载慧顺的卒年，因而他拜慧光出家的时间都不能确定。甚至说，他是从洛阳回故乡呢还是至邺都后再回故乡，都不能推知。听讲问学者很多，然入门弟子不大知名，所以，慧顺在地论学派的地位就不大显赫，远不如法上、道凭、昙衍师兄弟等。

释安廪(507--583年)，姓秦氏，为晋朝中书令秦靖第七世，寓居江阴之利成县(利成县本属东海,晋南渡之后在江阴立江南的侨县，今属江苏省江阴市)。根据《续高僧传·安廪传》记载：“廪幼而聪颕，独悟不群。十三偏艰，孝知远近，断水骨立，闻者涕零。”可见，在其年幼时，家道已经中落。然好学多闻，“摄以典教，业遂多通。而性好老庄，早达经史。又善太一之能，并解孙吴之术。是以才艺有功，文武清播。”年二十五岁出家，后游方寻道，到达魏地。

根据《续高僧传·安廪传》的记载，安廪北上到达魏司州光融寺“容公所，采习经论，容律训严凝，肃成济器；并听嵩高少林寺光公《十地》，一闻领解，顿尽言前，深味名象，并毕中意；又受禅法悉究玄门，请业之徒，屡申弘益。”此中所说的“司州”即古洛阳的近畿之地，今河南洛阳市东北二十里处。光融寺位于京师洛阳城外。从上文记载看，容公精通经论，持律甚为严谨。其后，安廪又听慧光讲解《十地经论》，并接受了慧光所授之禅法。由此，安廪并成为地论、律学、禅法并通的高僧。从时间上推算，安廪到达洛阳的时间为532年，当年慧光在洛阳参与菩提流支翻译《深密解脱经》活动。而且，534年，北魏皇帝西奔长安，高欢于邺城建东魏。安廪先听融公讲解经论，后跟从慧光，少于两年时间是不大可能完成的，因而可推知，安廪很大可能跟随其师到了邺都。僧传说他“在魏十有二年，讲《四分律》近二十遍，大乘经论并得相仍。”可见，安廪以弘扬《四分律》和《十地经论》、《华严经》等为己任。从僧传说他于“梁泰清元年始发彭沛”来推知，安廪的主要弘法区域在今徐州一带。从时间上说，安廪北上到魏地，首尾十五年，因而上引“在魏十有二年”是指其开始独立传戒讲论十二年。

梁太清元年(547年)，安廪“始发彭沛，门人拥从，还届杨都。武帝敬供相接，勅住天安，讲《花严经》，标致宏纲，妙指机会。值梁运既终，*轮停转。洎大陈御寓，永定元年春乃请入内殿，手传香火，接足尽虔，长承戒范，有勅住耆阇寺，给讲连续。既会夙心，遂欣久处。世祖文皇又请入昭德殿，开讲《大集》，乐说不穷，重筵莫拟。孝宣御历，又于华林园内北面受道，阐化涉劳。”安廪带领门人从徐州一带南下至梁都建康，梁武帝敕其住于建康天安寺，于此寺宣讲《华严经》。梁朝覆亡，陈霸先登基建立陈朝的时间是在永定元年(557年)冬十月，但此前朝政早已经掌握在陈霸先手里，所以，请安廪入内殿，并且“手传香火，接足尽虔，长承戒范”的一定是陈武帝。陈武帝又勅安廪住于耆阇寺。此后，陈朝两代皇帝——陈文帝、宣帝，都对安廪给予特殊的礼遇。

陈后主至德元年(583年)“建寅之月，迁化于房，春秋七十有七。”

释道慎，俗姓史，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人。道慎是慧光和法上的共同弟子。《续高僧传·道慎传》记载：“十四出家，诵听依业。受具已后入洛，从光师学于《地论》。后禀上统而志《涅槃》。”由上文可知，慧光于538年圆寂于邺城，大概是在慧光圆寂之后，道慎又跟从法上学习《涅槃经》。

僧传称赞道慎“性度夷简，风量陶然。纲网门徒，维摄大法而为己任。每参说戒，跪听至讫。讲悟昏情，词无繁长。智者恐其言少，愚者虑其不多。五众爱重，故宣帝请为国都，绥抚遗法，得无亏绪。”宣帝即北齐高洋，也就是说，在北齐时期，道慎成为“国僧都”。“末乘车送帝，回返本寺，两辕并折，不日而终，于邺城定国寺，春秋六十有五。”从这段文字看，是皇帝至其住寺，而在礼送皇帝返回寺院之后，车辕折断，即日后，道慎圆寂了。

《续高僧传·道慎传》特别突出了道慎的言说风范，其文说：“禅匠僧达，论士法灵，皆伏其辩对。至于滔滔风流，大观时俗，则慎过之远矣。”僧达即慧光的高足，而僧传中特别以僧达的称赞来论述道慎的地位。

三、法上及其门下

在慧光弟子中，法上在当时的地位最高，其门下弟子净影慧远在隋初更与智顗、吉藏齐名。

释法上(495—580年)，朝歌(河南省淇县)人。关于其出家因缘，《续高僧传·法上传》记载得颇详细：“五岁入学，七日通章；六岁随叔寺中观戏，情无鼓舞，但礼佛读经，而声气爽拔，众人奔遶，倾渴观听。年登八岁，略览经诰，薄尽其理。九岁，得《涅槃经》披而诵之，即生厌世。至于十二，投禅师道药而出家焉。”法上十二岁出家为沙弥后，“因游相土，寻还汲乡。又往东都，栖遑务道，神气高爽，照晓词论，所在推之，咸谓圣沙弥也。后潜林虑上胡山寺，诵《维摩》、《法花》，才浃二旬，两部俱度。”此中的“相土”即相州，林虑山位于相州西，“汲乡”即法上的故乡朝歌。从上引文字的语气推测，法上应该是在故乡出家的，其后则以沙弥身份参学于相州、朝歌、洛阳之间，颇得时人的赞誉。

年少的法上，二十余日即可背诵《维摩经》和《法华经》，随后“因诵求解，还入洛阳，博洞清玄，名闻伊滏。年暨学岁，创讲《法花》，酬抗疑难，无不叹伏。”法上到洛阳参学《维摩经》和《法华经》，不久即以沙弥身份，宣讲《法华经》，博得时人的赞誉：“黑沙弥若来，高座逢灾也。”这是说，只要法上前来听讲问难，高座讲经的法师就紧张了。此后遇到大灾，粮食歉收，“衣食俱乏，专意《涅槃》，无心饥冻，故一粒之米，加之以菜；一衣为服，兼之以草。练形将尽，而精神日进。”

大概于二十岁时，法上“乃投光师而受具焉，性戒夙成，不劳师导，勤勤谛理，无失寸阴。”推算下来，此时应该是515年，当时慧光应该在洛阳。僧传记载说：“忽闻父病，寻往觐之，既至即殂，一宿同止，明旦赴洛，度母及姊将入邺都。时属大荒投奇无指，听法心猛，委而南旋。夏听少林，秋还漳岸，母子相见，不觉澘然。”从这一叙述看，其父病死的这一年，法上在少林寺听讲经论。“既慧业有闻，众皆陈请，乃讲《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部，轮次相续，并著文疏。又偏洞算数，明了机调，纲纪法化，难继其尘。故时人语曰：‘京师极望，道场法上。’”此中叙述，法上在京师大开讲筵，相继宣讲《十地经论》、《地持经》、《楞伽经》、《涅槃经》等经论，并且撰述了注疏。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事情是否全是在洛阳完成的？

《续高僧传·法上传》记载：“年阶四十，游化怀、卫，为魏大将军高澄奏入在邺，微言一鼓，众侣云屯。”法上年四十，应该是435年。“怀”指怀州，即今河南省沁阳市。“卫”指卫州，即法上的故乡。法上大概在这两州游化数年，然后受东魏大将军高澄的邀请，至邺都弘教。这一事件不会晚于慧光圆寂的538年。

如前所叙，慧光是卒于国统任上的。依据史籍的记载推测[⑦]，法上是直接接续了慧光所留的空缺。《续高僧传·法上传》记载：“上戒山峻峙，慧海澄深，德可轨人，威能肃物，故魏、齐二代历为统师，昭玄一曹纯掌僧录，令史员置五十许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而上纲领将四十年，道俗欢愉，朝庭胥悦。所以四方诸寺，咸禀成风，崇护之基，罕有继釆。既道光遐烛，乃下诏为戒师。文宣常布发于地，令上践焉。”又说：“初，天保之中，国置十统，有司闻奏，事须甄异。文宣乃手注状云：‘上法师可为大统，余为通统。’故帝之待遇，事之如佛，凡所吐言，无不承用。”法上在东魏、北齐任国统四十年，如前所说，纲领僧尼二百余万。这一数字是古代史籍对于北魏僧尼数量的粗略估计。由于东魏、北齐统治区域缩小了许多，因而此数字有所夸张。但东魏、北齐僧官设置员额增多，管理权限有所扩大，对于后世有深远的影响。而这些大多是在法上任上发生的。

道宣又描述说：“门人成匠，任情所学，不私己业，偏用训人，言常含笑，罪不加杖。自上未任已前，仪服通混，一知纲统，制样别行，使夫道俗两异，上有功焉。制寺立净，亦始于此。故释门东敞，能扇清风，莫与先矣。”此中强调了当时僧尼的服装仪式与日常所用不分，僧尼和在家居士服饰不分，在法上的努力下，二者得到区分。法上持戒严谨，如僧传所说：“又遵重戒禁，愿常宣说，尽报行之。每至布萨晨旦，致厚供设，礼请僧及年高，声变恐烦于众，岁暮之夕，犹遵此法。其奉信也如此。”

法上大统在邺都的住寺，《续高僧传·法上传》记述说：“末勅住相州定国寺。而容德显著，感供繁多。所得世利，造一山寺，本名合水，即邺之西山，今所谓修定寺是也。山之极顶，造弥勒堂，众所庄严，备殚华丽，四事供养百五十僧。”依据此中所说，法上至邺都不久，皇帝下敕令其住于邺都定国寺。而法上以平时所得供养，在邺都之西的西山顶上建造合水寺。此寺常住一百五十名僧人。

法上任国统应从538年至北齐被北周所灭的承光二年(578年)。《续高僧传·灵裕传》记载：“及承光二年春，周氏克齐，便行废教。勅前修大德并赴殿集，武帝自升高座序废立……于时沙门大统法上等五百余人咸以帝为王力，决谏难从，佥各默然。”道宣在此文中，以春秋笔法，含蓄地批评了法上的默然无对的做法。

在周武帝灭法时期，法上“私隐俗服，习业如常，愿若终后，觐覩慈尊，如有残年，愿见隆法。更一顶礼，慈氏如来。而业行精专，幽明感遂。”周武帝死后，佛教逐渐复兴，“属隋运将动，佛日潜离，深果宿心，喜遍心府。羸瘦微笃，设舆坐之，袈裟覆头，弟子扛举，往升山寺，合掌三礼，右遶三周，便还山舍，诵《维摩》、《胜鬘》，卷讫而卒于合水故戾，春秋八十有六，即周大象二年七月十八日也。”法上圆寂于杨坚代禅前夕的大象二年(580年)，因而文中说“隋运将动”。

法上“撰《增一数法》四十卷，并略诸经论所有名教。始从一法，十百千万，有若数林，寔传持之要术也。又著《佛性论》二卷、《大乘义章》六卷，文理冲洽，详略有闻。又撰《众经录》一卷，包举品类耳。并行于世。”这些著作，大多已经遗失，仅存有《十地经论义疏》第一、第三卷。

法上的弟子，有法存、融智、慧远等。其中，慧远是一位伟大的佛教学者，下文论述隋代地论四大师时再论述，在此仅将现今可考的其它几位弟子的经历简述如后。

《续高僧传·法上传》附有法存简历：“有弟子法存者，本是李老。监齐天保，屏除归于释种，明解时事，分略有据。上乃擢为合水寺都维那。当有齐之盛，每年三驾，皆往山寺，有所觐礼。六军既至，供出僧厨。存随事指撝，前后给济，三宫并足。后终于隋初。”依据此中所说，法存本为道士，于北齐天保年皈依佛教，法上提拔其为合水寺都维那。文中所说“当有齐之盛，每年三驾”，应该是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期发生的事情。

关于融智法师，仅见于《续高僧传·靖嵩传》。在《靖嵩传》中提到：“有大学寺融智法师，大齐国统法上之神足也，解贯众师，道光二藏，学徒五百，负袠摩肩。常讲《涅槃》及《地论》。嵩闻之，乃投诚焉，北面从范，攻研数载，随闻覆述，每击奇致。”从《靖嵩传》所言靖嵩拜师的时间推测，融智法师早在天保年(550—559年)已经具有“学徒五百”的地位和影响，而且常讲《十地经论》。而靖嵩于十五岁之后的某年跟随融智法师学习《地论》和《大涅槃经》，融智生于537年。对照之下，后世影响巨大的净影慧远于543年于法上门下受戒，至542年—546年始跟从法上学习《地论》等经典。由此可见，融智法师可能还是法上门下较早(现存资料中最早)出师的弟子。在净影慧远尚在求学时期，他已经独立传法了。

另有灵裕法师，道宣在《法上传》中称“灵裕法师，资学有承，为之本传。”但在《灵裕传》中又说他是道凭的弟子。

四、道凭及其门下

释道凭(488—559年)，俗姓韩，平恩(今河北丘县西南)人。十二岁出家，投贵乡邵寺。《续高僧传·道凭传》记载：“初诵《维摩经》，自惟历览，日计四千四百言，一闻无忘，乃通数部。后学《涅槃》，略观远节。复寻《成实》，初听半文，便竖大义。聪明之誉，无羡昔人。致使遐迩闻风，咸思顶谒。”出家为沙弥后，道凭研习《维摩诘经》、《大涅槃经》和《成实论》。受具足戒之后七年(似乎是26岁)即“七夏，欲讲《涅槃》。惟曰‘文一释异，情理难资，恐兼虚课，谤法诚重。’八夏既登，遂行禅境。漳滏、伊洛，遍讨嘉猷。”在为比丘至少八年之后，他至邺城、洛阳等地参学。“后于少林寺摄心夏坐，问道之僧，披榛而至。闻光师弘扬戒本，因往听之。涉悟大乘，深副情愿。经停十载，声闻渐高。”道凭在慧光门下十年，“乃辞光，通法弘化，赵魏传灯之美，罕有斯焉。”道凭离开慧光时至少三十九岁，即527年之后的一二年，此时慧光尚在洛阳。从上引文字推理，道凭是先于其师慧光至“赵魏”之地弘化的。而其从外地至邺城的时间最迟在其师慧光圆寂之前。

根据《续高僧传·灵裕传》的记载，灵裕至邺都想拜慧光为师，“会已殁世，才经七日，独嗟无遇，戒约何依？乃回投凭师，听于《地论》，荏苒法席终于三年。”慧光圆寂于538年，而灵裕先在道凭门下学习《地论》三年，其后，又离师参学。“又以《地论》初兴，惠光开悟之元匠，流衍弘导。道凭即光师之所亲承，凭、光并有别传。裕依凭法席，晨夜幽通，发奇剖新者，皆共推揖。”从这一叙述看，灵裕离开道凭之后又回到其师身边，重新学习《地论》。由此可见，道凭至少于东魏元象元年(538年)即在邺都弘化《地论》，且在慧光门下以弘扬《地论》名世。

齐天保十年(559年)三月七日，道凭卒于邺城西南宝山寺，春秋七十二。道宣称道凭为“齐邺西宝山寺释”，现存的《宝山寺大论师道凭法师烧身塔》[⑧]的题记称道凭为“宝山寺大论师”。这是河南省考古界于1983年在安阳县西南30公里的宝山东南麓发掘灵泉寺遗址时发现的。而著名的“大留圣窟”则位于灵泉寺东一里的岚峰山西麓断崖上。根据《安阳县志》记载，大留圣窟原有一题记：“题记在万佛沟洞侧，正‘大留圣窟’四字。又有八分书‘魏武定四年岁在丙寅四月八日凭法师造’。”可见，此窟乃道凭法师所造。此石窟现存，洞窟进深4.44米，面阔3.78米，高3.5米。内雕佛像3尊，头部均已毁失，皆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后有火焰纹背光。这也是宝山寺(灵泉寺)的最初形态。从其它记载可知，道凭法师及其弟子灵裕法师一直坚持不懈地在此山修造佛寺和各种石窟，至唐代形成一个巨大的石窟群和佛寺群。这些资料透露出两大信息：其一，道凭的传法核心区域是在宝山寺，他从东魏武定四年(546年)开始就建造经营西山宝山寺。其二，以“大论师”称呼道凭，充分说明道凭是以宣讲论典而名世的，而此中所说的“大论”并非《大智度论》的缩略语，“大”乃“论师”之修饰语。《续高僧传·道凭传》说：“道凭讲《地论》、《涅槃》、《花严》、《四分》，皆览卷便讲，目不寻文，章疏本无，手不举笔，而开塞任情，吐纳清爽，洞会筌旨，有若证焉。故京师语曰：‘凭师法相，上公文句，一代希宝。’斯言信矣。时人以其口辩方于身子也。”与慧光另一位高足法上相比，道凭的特色是“风度”，而法上为世所贵的是文句，时人也以佛十大弟子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身子)来类比道凭的辩才，赞誉相当高。

道凭弟子见于史籍的不多，但现存的《大法师行记》有文字说：“……有其唯道凭法师之一人也。(阙十字)人也，(阙一字)成弟子廿余人。”从此来推测，道凭法师入门弟子有二十余人，法号不详。此文中也有“《十地秘论》……一人也”之文字，可知从地论学派的传承讲，灵裕法师最得其精髓。灵裕又有弟子慧休，而唐玄奘又曾经向慧休参学，因而道凭的法系很受古今重视。

五、昙衍及其门下

释昙衍(503—581年)，俗姓夏侯氏，南兖州人[⑨]。根据《续高僧传·昙衍传》记载，昙衍“七岁从学，聪敏绝伦。十五，擢为州都公事，有隙便听释讲。”青少年时期，昙衍应该是在故乡涡阳听闻佛法，“十八举秀才贡，上邺都，过听光公法席，即禀归戒，弃舍俗务，专功佛理，学流三载，绩邻前达。年二十三，投光出家，即为受戒，听涉无暇，乃捐食息，然于藏旨有疑，通谘硕学，并辞罔逮。”出家时间为526年，慧光正在洛阳协助勒那摩提、菩提流支翻译佛典，而此时《十地经论》已经译出有时，洛阳研习者也不少。从昙衍弟子所弘扬的内容看，昙衍在洛阳时期应该已经接触到《地论》。

在洛阳跟随慧光学习一段时间后，昙衍“遂开拓寰宇，置立规猷”，独立地创立自己的弘法阵地。昙衍对其徒说：“吾从师积年，心悟未决，赖因游意累日，豁然有据，其犹低目面墙，则冥无所解；延颈出户，则远近斯见。”这是说，多多听讲经论，多多参学，对于自己的成长非常有利。出于这一经验，昙衍“由是讲事无废，毗赞玄理，声辩雄亮，言会时机”，终身讲说经论不辍。

关于昙衍弘化的区域，《续高僧传·昙衍传》记载：“自齐郑燕赵，皆履神化。”弘法区域跨当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区，“虽遭缘阻，安苦无倦。常随义学千僧有余，出家居士近于五百，并恢廓道志，戒禁居心。”由此可见，昙衍弘扬地论的成效还是很显著的。

然而，昙衍最主要的弘法阵地还是邺都。根据《续高僧传·灵幹传》记载，灵幹“年十四，投邺京大庄严寺衍法师为弟子”，推算可知，这一年是东魏武定七年(549年)。由此可见，应该是在东魏中晚期，昙衍回到邺都住锡于大庄严寺。“赵郡王高叡，上洛王高元海，胶州刺史杜弼，并齐朝懿戚重臣，留情敬奉；仆射祖孝征奏为国都，缉谐道政，不坠玄纲。”后来，昙衍经推荐成为北齐“国僧都”。推荐昙衍为国都的仆射祖孝征，名珽，字孝征，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年)二月，太上皇高湛以侍中祖珽为左仆射二月始任左仆射，第二年五月即被解职。由此可见，如果道宣所记确切，昙衍任国都是在武平三年之后。

《昙衍传》记载，昙衍以开皇元年(581年)“三月十八日，忽告侍人‘无常至矣’，便诵念弥勒佛，声气俱尽。于时正中，旁僧同观，颜色怡悦，时年七十有九，卒于洺州卢氏宅。”洺州在今河北省永年县，可见，昙衍晚年曾经离开邺都，最终卒于洺州卢氏之宅。至于为什么会至洺州以及为何会卒于卢氏之宅第，僧传未记载，但以事理推测，可能是因为北齐灭亡后周武帝于齐地灭佛的原因所致。

昙衍宣经讲论之外，还致力于撰述，而且颇有特色。《续高僧传·昙衍传》说：昙衍“披散词理，言尚寡要。故经文繁富者，则指摘一句，用摄广文，时人贵其通赡，镕裁而简衷矣。”看来，昙衍著述的风格是言简意赅。道宣文中未记载昙衍的著述名称，唐法藏《华严经传记》卷二的昙衍小传基本照抄道宣文字，然添加了很重要的两句话。在叙述昙衍早年“遂开拓寰宇”之后，法藏增加“造《华严经疏》七卷”一句。法藏此书的关注点在于《华严经》，所以他仅仅叙述了昙衍早年的这一部著述，想必昙衍还有其它著述在当时流通。在叙述昙衍弘化各地之事后，法藏增加了“华严大教，于兹再盛也”一句。从法藏的评论看,昙衍在当时影响巨大。

昙衍法师的弟子史籍记载不多，道宣列出的也就灵幹一人而已。

释灵幹(535—612年)，俗姓李氏，本金城狄道(今甘肃临洮)人，后因祖为相而封于上党，于是迁至上党。灵幹即生于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等地)，此地离当时的佛教中心洛阳和邺城都不远。“年始十岁，乐闻法要，游寺观看情欣背俗，亲弗违之。年十四，投邺京大庄严寺衍法师为弟子，昼夜遵奉，无怠寸阴，每入讲堂想处天宫无异也。十八，覆讲《华严》、《十地》。初开宗本，披会精求，佥共怪焉。又酬抗群锋，无所踬碍，众益欣美。”所谓“覆讲”就是在其师讲毕之后，弟子又重新讲之。这是训练弟子的一种方法。在灵幹十四岁时，拜当时住锡邺都大庄严寺的昙衍为师，十八岁时就奉师命覆讲《华严经》和《十地经论》。二十岁受具之后，专志研习戒律，养成了严谨持律的作风。受戒时日为天保六年(555年)。

577年，周武帝灭北齐后于齐境灭法，灵幹“居家奉戒，仪体无失。”隋文帝复兴佛教，“有勅简入菩萨数中，官给衣盋，少林置馆。虽蒙厚供，而形同俗侣。开皇三年，于洛州净土寺方得落采。”洛阳净土寺本有海玉法师为主讲的“华严众”[⑩]，“四方追结，用兴此典，讲释《华严》，东夏众首，咸共褒美。”开皇七年(587年)，净土寺重修，文帝下勅令其住于大兴善寺，为译经证义沙门。

仁寿三年(603年)，灵幹被推举为大兴善寺的住持，“素非情望，因复俯从。其年奉勅，送舍利于洛州，便置塔于汉王寺。”隋炀帝于大业三年(607年)建大禅定寺，“有勅擢为道场上座，僧徒一盛，匡救有叙。”大业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大禅定寺，春秋七十八。

此外，沙门灵辩为灵幹的侄儿，十岁时丧父，由灵幹抚养长大，后拜昙迁为师，弘扬地论和摄论。——此下文再叙述。

从灵幹与灵辨法师的传记中，可以知道，昙衍法师的这一系是以《华严》与《十地》并重的，他们既继承了慧光法师地论系的思想体系。同时，在对《华严经》的研究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昙衍法师注疏《华严经》，后到灵幹时，依《华严经》作“莲华藏世界海观”，也许这就是最早的华严观法，因为在年代上其与华严初祖杜顺法师(557—640年)相比要稍早一点。而到了灵辨法师，不但作疏，又著《疏抄》，灵辨法师与华严二祖智俨法师(602—608年)可以说是同时代的人。如此说明，在这个时候，《华严经》的研习，受地论系的影响，已经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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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僧达受大戒应在20岁，“年登二夏”即指受戒之后过两个夏安居。

[②] 《续高僧传》卷十六的原文为：“时兖州行台侯景为造二寺，山名天观。”经查，当时属于徐州的萧县有大观山，而于古兖州范围内尚未找到称之为大观山或天观山的地方。因此，笔者怀疑“天观”似乎应是“大观”之误写。

[③] 初读《北齐书》所载皇帝的赞语，很怀疑这一记载本是皇帝夸赞参与讲论的僧达等僧人的。但考虑到杜弼又是当时一位精通老学的大家，怀疑就减弱了。根据《北齐书·杜弼传》所记，杜弼有《道德经注》二卷、《庄子·惠施篇注》、《易上下系注》以及《新注义苑》，并行于世。北魏孝静帝曾经与杜弼就佛教教义有一段问答，说明杜弼也精通佛理。《北齐书》原文如下：“魏帝见之于九龙殿，曰：‘朕始读《庄子》，便值秦名，定是体道得真，玄同齐物。闻卿精学，聊有所问。经中佛性、法性为一为异？’弼对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诏又问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为一？’对曰：‘性无不在，故不说二。’诏又问曰：‘说者皆言法性宽，佛性狭，宽狭既别，非二如何？’弼又对曰：‘在宽成宽，在狭成狭，若论性体，非宽非狭。’诏问曰：‘既言成宽成狭，何得非宽非狭？若定是狭，亦不能成宽。’对曰：‘以非宽狭，故能成宽狭，宽狭所成虽异，能成恒一。’上悦称善。乃引入经书库，赐《地持经》一部，帛一百匹。”

[④] 关于北魏、东魏时期的齐州，也有一说是指今河南省获嘉县。从道宣所记昙遵行化的历程讲，这一说更好解释上述史料。

[⑤] 此句有错误，依照出土慧光《墓志铭》，慧光圆寂于538年，但道宣写《慧光传》所依据的材料可能均将慧光说成北齐僧，因而才有上句。推测言之，智闰听讲《四分律》，跟从的应该是慧光的弟子辈。

[⑥]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大正藏》第50卷，第484页上。

[⑦] 根据《魏书》记载，兴和二年(540年)，高澄加大将军，领中书监，仍摄吏部尚书。而《续高僧传·法上传》说“为魏大将军高澄奏入在邺”。二者参照则可推出，法上至邺都是在慧光圆寂之后。但也存在一种可能，即道宣所看到的材料记录这件事时，未能严格按照高澄当时的官职记录，而带有追记性质。

[⑧] 道凭法师双石塔位于安阳西南30公里灵泉寺基址东侧，寺已废没，塔尚完整，在门楣与檐部之间，镌刻有“宝山寺大论师道凭法师烧身塔”以及“大齐河清二年三月十七日”楷书塔铭。北齐河清二年为563年，而根据《续高僧传·道凭传》所记，道凭圆寂于559年。如此，则此塔铭上所记为建塔时间。参见《宝山灵泉寺》第315页图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⑨] 历史上的南兖州，治所叠有变迁。北魏太和年间(477—499)置南兖州于涡阳(今安徽蒙城县东北)，北魏正光年间(520一525)又移治谯城(今安徽亳州)，东魏改置南兖州于陈留。

[⑩] 从语义推测，应该是一种以研习《华严经》为主的佛教结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