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上交通的中心说到国家社会佛法的中心

　　──二十年九月在郑州商会各界欢迎大会讲──

　　郑州地处中原，四通八达，为平汉、陇海交通的十字中心，因此、亦就不断的变化经过。试观中国连年每经一次的战争变化，郑州亦即随之而生变化；由是郑州也就成为多灾多难之区了。灾难、正是佛法救济的对象，所以佛法并不是关闭在山林中寺院里的，是应当走向交通的十字路口灾难中去的，故我今日就郑州东西南北之地理上的交通中心点，来说到国家的、社会的、佛法的交通中心点上。

　　一、国家可从兴、衰、治、乱四字来说：中国的衰弱，由来已久，在唐朝之后，即为中国民族渐趋衰弱的时代，一直到了清末以来，更受了欧、美新兴国家的种种侵略，于是就成了今日对外无抵抗能力的状态。但是在这当中，亦未尝无有复兴的希望，如辛亥革命，以及民十五、六年的革命军兴，都是很有民族复兴的趋势。但是时起内讧，不能保持这种精神，所以就不能达到所期之目的。国家的兴衰，就是治乱的结果。所以、要想国家兴盛，必定先达到治，不治即乱。乱之源、就是人各怀其私，上下交征利，而国势未有不危的。际此状态之下，加以学说庞杂，思想混乱，失了道德重心，人们走入歧途，至酿成土匪赤党的人祸，水火瘟疫的天灾，为向来绝无仅有的严重形势！孰意帝国主义者，不惟无同情心，而且幸灾乐祸，乘人之危，就一步紧一步来逼迫，如像万案、鲜案的未了，入寇辽、吉的大祸接踵而来，这虽可说是外侮，而究竟还是自已国内连年内乱，失了自治能力所召来的恶果。在这最危急的时期中，要想抵抗日本，应首先化除私见，止息内争，团结一致。有了致于治的能力，然后方能对外。这化除自私的我见，在佛法上说，就是要人启发大公的“无我”心，无我才能够生起大悲心，作那“拯斯民于水火”的真“为人”的事业。全国上下果都能有此同情心，一心一德，国家自然得治，国际地位也就随之增高，外侮无隙可入；而日本一切暴行，徒损其在国际间的道德信仰，暴露其侵略狰狞的面目。这种帝国侵略主义，在欧洲各国已经是走不通了，日本梦眼未醒，拿来对付中国，一方面致引起非战公约，国际联盟的干涉，一方面反促成中国和平统一去一致对外。在此虽危险万状，国人如果真有觉悟，从大公无我，救国救民的大道上走，未始不是中国民族复兴的转机，是在国人善自为之而已！

　　二、社会可就善、恶、祸、福上说：在人事上有祸有福，但祸福是善恶的结果，并不是无中生有，或上帝赏罚。应知我们现在所受的祸患，是我们自己造的不善业所成，所以我们遇到大患之来，就要自己负起责任，反躬自省，忏悔所作，不要归罪他人，益加引起纠纷，使社会岌岌不可终日！如像现在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相持不下，根本上都是没存悔悟心，各自凭著贪、嗔、痴恶心的冲动，发生身、口的不善，酿成天灾流行，人祸纷起，使现社会成了极不安的病态。要想根本医治，就要大家悔过，悔过即是改恶迁善，能够改恶向善，方能转祸为福而成安宁社会。

　　三、佛法可就性、相、染、净上说：一切法不外乎性、相、染、净，性即是无为法。相就是有为法，包括凡具有时间性、空间性的一切有生灭变化的事物；大至一地球，小至一原子、一电子，都是时时刻刻在那里迁流不息的变化。我们同时要知道，即此一切事物的当体，就是无为法性。譬如波也就是水，绳也就是麻，因它离开了水就没有波的体；离开了麻就没有绳的体底缘故。所以、释迦牟尼佛教人就在这现实──相──上去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相──性──，不要在现实背后找任何东西去作本体。但是这无为法性，是竖越时间，横超空间，无限无量，无生无灭的。不过、相是我们有限的知识，随其可见、可拿、可触的一一假相上，生起概念，施设安立一个一个的名字；其实、“缘生性空”，即相显性，性本平等无二。根据此理，凡世间一切事物，乃至诸佛众生都是平等的，经中所谓：“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故佛法亦叫做同体平等主义。

　　复次、所谓染，就是杂染不净相，其性虽然是平等，但为吾人的心识不能觉悟，妄情分别，遂有人我、是非、爱憎颠倒，于是造出杀、盗、淫、妄，致成不好的世界。人们在此，受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不得解脱。要想世界国家人民解此痛苦，必须依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来修习三无漏学，即可反染成净，转苦为乐。净是什么？净、即是穿出无明黑漆团，打破宇宙之谜，造成真、善、美的大同极乐世界，达到人生实际的无量幸福，这即是佛法救世的本旨。(净严、化城记)(见海刊十三卷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