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千万佛教徒可起来自救救国民矣

　　──二十九年四月在星洲作──

　　我洲同亚、种同黄、文同华、教同佛之日本三千余万佛教徒，犹忆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沪战未起之前，我致“东京芝公园增上寺日本佛教联合会”之电文否？更追溯而上，犹忆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沪战初停后，我宣布的‘因辽沪事变中日策安危’一文否？这两篇文字，都是劝告日本人及日本佛教徒速设法止息对于中国侵略之妄动，归还中国一九二０年‘九一八’以前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由平等外交途径，解决多年悬案，恢复民族感情，以实行中日携手，免由自相残毁，终被欧、美来解决，或相扼相杀数年数十年而不解，竟至日本完全灭亡。然以民国二十一年后，日本野心军阀对中国肆行侵略不已，及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前，接日本佛教联合会复电，惟见日本全国人民，全不明了中国真相，遂演成三十二个月来中日的惨祸！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以来中国的抵抗战，是死里求生，实出万不得已。而日本的侵略战，则为完全不须要的，被贪、忿、痴、慢驱使的浪费行动，实同生里求死。时至今日，中国固然被日本摧残蹂躏烧杀侵掳等到惨不可言，但另一方面却在开创建立生长著，确已起死回生；而日本则消耗尽数十年来所积蓄的物力人力，仍得不到一点可以占定下来徐图苏息的征兆，确将戕生垂死！换言之，日本已再没有什么暴力可进害中国，若循现势下去，不速自救，则唯有等待崩溃的到来而自杀自亡了。由此、现在我要为日本三千余万佛教徒忠告的，不复是兼顾中日均同利益的意义，乃是完全从利他的悲悯心，为日本佛教徒自救及救其国民而言的了。

　　一、日本人民一般的错误，恐怕因受了贪功妄进的侵略军阀和野心“支那通”等的虚伪宣传蒙蔽，完全不明白中国真相；以为“中国已赤化，普遍排斥日侨在中国的工商业，所以非派防不可”。这于八一三前“日本佛教联合会”答我的复函，可推想而知。殊不知这都是对中国怀抱侵略野心的日本军阀支那通恶意制造出来的妄语，全非事实。

　　九一八以前及以后的中国人民，固然亦时有仇日的言论，或抵制日货等行动，但这都是日军阀侵略中国所生的反应；日本人如稍能反省，便可知道。若要中国人对日本释嫌归好，应一变对中国的暴逼高压为平等相待。然日本军阀只顾伪造中国赤化，排日的谣言，一方面欺蒙日本国民，一方面为进兵中国的借口。然事实上，国民政府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都于征伐红军，虽经西安事变，因共产党军表示复从国民政府而容纳，苟非日军阀肆行压逼而侵及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则中国的政府和人民，择邻国为友必在于日本，而文化经济亦必可增进互相提携关系。

　　乃日军阀为贪、慢、痴心所蔽，浅见短视，妄以为历史上多数的蒙古人及满清人曾用兵力及汉奸灭亡过中国，错认优势的日军，并利用汉奸的傀儡组织，便可征服今日的中国。忘了近代的中国，有英、美、法、俄等复杂国际关系支持著；且清季以来中国民族的自救运动，已到了精力弥满高涨的时代，万非孤单腐溃的宋末、明末可相比。

　　二、日本野心的军阀和支那通，更有太不够认识中国民族领袖蒋委员长的错误，日本的军阀和支那通，往往以李鸿章、袁世凯等中国以前的首脑人物比蒋，以为可用兵力征服，或者可用汉奸来分化；殊不知蒋为第一流军事家，在卢山集训军官时的演说，早已预见到近三年抗战的情状，绝非日本现在的任何军人能企及。既有远见又有坚强意志，未发动抵抗则已，一发动后，自必抵抗到底，岂能被日本兵威所屈！且蒋在率领国民革命军奠都南京以后，虽几经退职，不旋踵即重起，已见他为全国唯一重心，离他不可。至二十一年后、他的刻苦耐劳，竭忠尽智，以为国为民服务，取得全民及海外华人之一致钦服。尤其‘七七’抗战之后，不唯成为中国国内军民大团结的最高领袖，且亦为国际所信仰的伟大人物，绝非二三寡廉鲜耻的落伍旧官，或投机取巧的摇动份子所能使之分化，所以、王克敏、梁鸿志的傀儡不能生效，换上汪精卫还是一般无效。

　　日本基于上述两重的迷误，遂造成不易救药的自戕。然日本人民或日本佛教徒，若能勇于自救，则犹未全失挽回的余地。

　　我爱惜日本民族，我尤爱念日本的佛教徒。我于民国十五年出席日本召开全国的佛教东亚大会，并承招游日本全国的名山佛地，从通都大市以至古刹深林，一月间有百余处受著数万数千数百佛教徒的欢迎，处处闻到对于圣德太子颂扬，谓日本的文明和明治维新宪法，皆以圣德太子的十九条法令为根据，故圣德太子实为日本民族文化的建立者；而圣德太子实为日本民族文化的建立者，而圣德太子之为中国南岳慧思禅师的后身，更是全日本佛徒公认的事实，故口口声声以酬报中国的恩德为言。何况日本佛教徒现代新兴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工作，又在在足为中国借镜。所以、日本实由首先承受中国佛教以为其民族文化的基本，至唐代由僧空海创造日本字母而获奠定，然后陆续输入中国的政治文艺，及宋、明之世的儒家理学，迨明治维新后更吸收了近代西洋的科学和工业。接受了印度佛法、中国儒学、西洋科学和工业的世界三大文化，陶铸为日本民族文化，建成与欧、美列强竞雄的国家，亦诚有其深堪爱敬之处，所以昔年太戈尔也曾对日本怀著与中印提携而复兴亚洲的热望。

　　但日本一部分军阀、财阀，因承受了近代欧洲的侵掠原素，从甲午一战而胜中国，便存了征服灭亡中国的恶心，由是处心积虑，终至演成近年的凶暴恶行，不唯完全失却了亚洲各民族的友爱热情，且将自毁其由圣德太子以来所建立的国家文化，曷胜可惜！然日本人民必有爱护其民族文化的心念，尤其日本佛教徒，更有圣德太子建立的国家和文化，将被狂妄军阀毁灭的痛感！诚能以此唤醒全日本的人民，共同起来要求撤退侵入中国的军队，回复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以前的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则虽日本壮丁已死伤百余万，数十年储积的武力财力已消耗殆尽，但中国的飞机飞到日本仅投传单，尚丝毫未把日本的东京大阪有所残毁。趁中国始终只求平等自主的和平，尚无报复侵害日本的时候，固犹可退而自保，徐图苏息。此不唯日本全国人民之福，亦日本民族保存千百年文化历史于将来悠久绵远不绝之幸！

　　若日本三千万佛教徒，犹不能速唤起全日本国民，共同作完全撤退侵华日军之运动，仍听任疯狂军阀胡闹下去，则恶贯满盈的日子不久就到，不唯侵入中国的日军，不久要完全覆灭，绝少生还希望，而日本繁盛都市之被灭轰毁，海陆空军之被消灭，全国发生大骚动，原有的一切政治和经济机构大崩溃，亦必次第实现，而日本的佛教徒和全国人民，亦将在玉石俱焚下同归惨灭！

　　日本三千万的佛教徒乎！可以速速起来自救而救日本国民矣。(见海刊二十一卷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