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禅的当代实践——以真禅法师为中心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陈永革

真禅法师(1916—1995)是当代中国的一代高僧。他禅宗临济，教在华严，行归地藏、普贤。在其早年的参学进路中，真禅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历参受学于民国佛教复振的中心区域之一江苏诸高僧，如应慈法师、震华法师、常惺法师、慈舟法师、圆瑛法师。本文透过近代佛教禅教兼弘的“华严禅”进路，具体结合真禅法师的参学历程，以禅教一致论的现代推展为议题，试图阐释真禅法师如何自觉地融人禅教一致这一中国化佛教的主流传统，透显当代中国人间佛教思想的实践内涵，及其与中国化佛教传统中华严禅思想的内在关联，从而提出人间佛教作为传统佛教或佛教传统的现代推展，既离不开有为僧人对佛教传统自身的承续，更需要加以与时俱进的推展。而真禅法师正是这样的僧人典范。

一、禅教—致：华严禅的思想特质

所谓“华严禅”，并不是意指中国佛教的特定宗派，而是中国化佛教的一种融合思潮或佛教传统。华严禅的真正奠基者，一般认为是华严五祖、清凉澄观门下的圭峰宗密大师(780—841)。

据对宗密思想的着精钻研究的董群先生在(融合的佛教)一书中的理解，华严禅首先并最主要的是指禅门的一种融合方法，认为“华严禅这个概念，在佛教中更多地指唐末以降，特别是宋代流行的禅学方法，以华严宗方法，特别是理事方法，阐发禅的意义。华严禅的实际创始者是宗密”。正是宗密使华严禅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完善化。他还进一步区分了狭义的华严禅与广义的华严禅。所谓狭义的华严禅，特指宗密所致力的华严宗与禅宗之菏泽宗的融合；而广义的华严禅，则指禅门所主导的融合禅教、禅密、禅净、顿渐乃至三教会通的思想立场。

华严禅的出现，并不是佛教历史演进的偶然现象，而应该理解为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向。尽管个中缘由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佛教中国化的推展进程中，华严与禅之间的融会，展示了佛教中国化更丰富的面向。在此意义上说，华严禅是中国化佛教圆融的一大范例。华严禅思想的实践性格，充实了中国式的佛教智慧。

华严禅始于宗密大师，其思想特质在于教禅一致。在宗密所撰的《禅源诸诠集都序)中对禅教一致论的阐释，尽管受到当时禅宗的一时不满，但愈到后世，宗密禅教一致的华严禅思想，其调和佛教的内在圆融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以禅教一致论为核心旨趣的华严禅，在客观上促进了佛教徒的方法认同与佛教界的团结，推进了中国佛教的弘化志业。

唐末以降，宗门渐陷于喋喋不休的宗系之诤。这种情形，既引发了禅门对自身修证传统的内在反思，从而表达其禅史的处境化理解，同时也导致教门更自觉地返经明教，以最大限度地层现佛陀教化的契理与契机。正是通过对禅法修证传统的历史与现状的双重反思，明清以来的佛教人士对于佛教现状与历史，大都有着相当全面而深刻的识见，试图超越丛林宗派之争、门户之见，关注历史的传统承续与佛教理法的正信，落归于佛教正法对于现实人生的内在意义，强调了一种世法与佛法兼顾并重的佛学取向，致力于以佛学摄世学、使世学终归出世之佛学的佛教经世理念。

显然，浮于表层的禅教一致，可能导致真伪相乱、儒释混淆等弊端。严肃的禅教一致论者，必将不遗余力地提倡返经以明教，重视对佛法本源的经教阐释，强调对佛教经典的历史回归，主张以法为师，力求恢复佛法本源的纯粹与完整。通过对文字禅与如来禅的整合，达到即世间文字而归向出世之般若，即世谛而成就出世第一义谛，从而最大限度地消解狂伪禅习对丛林佛教形象的侵害。如明清之际的禅门，一则表现出由禅人教而归净、注重实修的思想取向，同时还表现出了对于佛法义理的知识化探究的倾向，另则强调佛教对社会时代的切实关注。通过对爱君忧国这一洞上宗风的回归，把士大夫忠义之品性与众生本具之佛性勾连起来；在以法为师、以史为鉴中，重新唤起对佛教正法的正信，挽佛法于末劫，救世法于末运，如此方能真正理解明清之际的佛教界何以热情高涨地投身于护法维教。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融会贯通世学与佛法，其经典依据即出于大乘佛教本身。如《华严经·十地品》中说：“佛子!此菩萨摩诃萨为利益众生故，世间技艺，靡不该习。”《华严经》关注世间技艺、涉俗利生的大乘旨趣，都为佛教徒博通世学提供了经典依据。依据于《华严》、《法华》等大乘佛教经典，在现实世间的护法弘教活动中，把佛教出世解脱的修证智慧与现实经世的世间学问结合起来，从而体现了世学与佛学并行、世间与出世间并重的思想取向。中国佛教以华严禅为代表的禅教一致的修为传统，下贯近代禅门，一时间蔚为大观。

真禅法师在其所撰的《希迁禅教一致思想在近代的影响一文》中，以禅教一致论为中心，阐释了湖南禅系的创立者石头希迁(7印—790)与圭峰宗密之间在禅教一致思想上的趋同性，颇具见地阐述了近代禅教一致论(亦即源于华严禅融会立法)的弘化效应。这篇文章，其实可以理解为真禅法师对华严禅思想传统的集中阐论。真禅法师在文章中强调指出：

石头希迁的禅教一致思想，特别是禅宗和华严宗融通的思想，对后来禅宗和华严宗思想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宋明以来，禅教一致的思想，更成为佛教发展的一种主流。许多佛教大德都主张禅教一致。直到近代，禅教一致，禅宗思想与华严宗思想共同弘扬，仍然为一些禅宗大德所继承和发扬。其中比较着名的典型人物有冶开、月霞、应慈等。

据上所引，真禅法师不仅把禅教一致论上溯到石头希迁，而且更把华严禅思想视为近代中国佛教演进的主流思想之一。透过对禅宗与华严宗融合的历史观照，更进一步具体结合近代中国佛教演进的一种思潮。这种思考视域，不仅体现了真禅法师深厚的佛教史视野，同时还体认到如何自觉地继承这一主流传统，并充分地汇人时代佛教的发展与弘扬中。这种识断，在当代高僧中并不多见。

二，华严禅的近代效应

真禅法师7岁出家，童真人道，16岁受具足戒。他曾先后就读于竹林佛学院、南京华严速成师范学院、上海佛学院等江南佛学院校，成为民国时期繁兴的僧教育的亲历者。在1950年以前，真禅法师可谓转益多师，历参名宿，特别是应慈、震华两法师，更成为真禅学法的真正师资。透过真禅法师的参学生涯，我们从中可以相当充分地领略到华严禅的近代效应。

应慈法师(1873—1965)，俗姓余，法名显亲，自号华严座主，生于江苏东台，出家后于1900年依天童寺敬安禅师受具足戒。其后，参学诸方，曾先后随镇江金山寺大定法师、扬州高曼寺月朗法师参究学禅。后来到常州天宁寺参谒冶开禅师(1852—1922)，数年有得，深受冶开禅师的器重。1906年，他与月霞等人一同得法于冶开，为临济宗第四十二世。

冶开禅师平生行持虽以究禅为主，但亦不废以教印心，其注重华严教理，为时人所注目。冶开法师晚年更是以礼诵《华严经》为日课。1920年，冶开和尚中风病发，仍坚持专诵《华严》，以每日四卷为常课。1922年冬，诵毕《华严经》的冶开禅师随即人寂，不愧为兼弘华严的近代着名禅僧。

冶开禅师尝开示学人华严“四法界”义，称：在寻常日用中圆融性海是华严的“事法界”；当下不被境缘所转是华严“理法界”；一心清净而森然万行、森然万行而捎归清净是华严“理事无碍法界”；全体互现，各自圃成是华严“事事无碍法界”。

冶开禅师主张掸教—致，并弘禅宗与华严宗，这种取向深刻影响其门下的月霞与应慈两法师。月霞与应慈，终其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倡导禅与华严的融遁，最终成为民国佛教史上力主禅教一致论的代表僧人。

月霞法师(1858—1917)，俗姓胡，名显珠，湖北黄冈人。19岁于南京观音寺出家，后至大通莲花寺受具足戒。尝遍游名山，历参知识，研习佛教经论。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至常州天宁寺参谒住持冶开禅师，深受器重。后至江苏句容赤山真如寺，随当忍老和尚研习佛学，备得其传。1906年，与明镜、惟宽、应慈等人同受天宁寺冶开禅师记莂。月霞以禅师的身份兼弘华严，他自称：“无一日不坐香参禅，无一年不打禅七，四十年来未敢一日离开。”1917年，临寂前的月霞法师还嘱咐其师弟应慈：“善弘华严，莫作方丈。”

1913年，应慈随其师兄月霞法师研习华严教法，并协助月霞在上海哈同花园创办中华华严大学(不久迁往杭州海潮寺续办，1917年更迁往常熟兴福寺)，敬事如师，终无懈怠，深有所契。月霞法师圆寂后，应慈于1922年赴杭州菩提寺闭关潜修，潜究华严教典，更是深契华严教理，成为一大名家。1925年，应慈法师应常州清凉寺静波和尚之请，前往创办清凉学院。1928年，移至上海续办正科班。在此期间，应慈一直随院讲授八十《华严》，从未间断。同时每日坐香参禅，也从未停辍。1939年，应慈法师与蒋维乔、李圆净等大居士，共同发起组织了《华严疏钞)编印会，被推举为理事长，历时六年，互勘以二十余种版本，刊行了《华严大疏演义钞》。1940年，应慈法师在上海创建华严师范学院，以培育弘扬华严的僧才为己任。1949年，又在南京创办华严速成师范学院，影响日广。真禅法师就是当时终成为应慈法师的人室弟子。

自1919年在南京开讲《华严经》始，自1957年在上海玉佛寺最后一次演讲《华严》，应慈法师一生不仅多次宣讲三译《华严)，而且更曾先后讲过《华严悬谈》(澄观撰，40卷)、《华严篡要)(即《华严经疏论篡要》，120卷)、《华严一乘教义章)(法藏撰，4卷)、《华严经探玄记)(法藏撰，20卷)、《华严法界观门》(杜顺撰，1卷)、《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华严经·贤首品》等。应慈法师为近代中国持续讲演《华严经》第一人。应慈法师禅宗与华严兼弘，通过僧才的培育，持松法师(1894—1972)与真禅法师就是其中的两位佼佼者。

应慈老法师一生奉行“教宗贤首，行在禅那”的修行准则。在弘宗演教中，明确主张“佛法不离世间，巧把尘劳作佛事”，修行人应尽此一报身，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念念为忘发菩提心，愿为一切众生受若而心无疲厌，常行精进，始为真正的佛陀弟子。应慈法师自称：

慈也无知，忝为佛教之徒，饮水思源，敢忘弘化之列?是以教演《华严》三译，禅绵临济一宗。赞扬正法，开示佛见佛知；弘宣大教，胥令解入悟入。唯言行歧异，讵入不二法门?宗说兼通，始获一贯大道。所以每于四众之前，恒标“教遵般若，行在禅那”八字，互相勉励宗风。，

1946年前后，应慈赋七言律云：

即诵《华严》莫计许，更当日日习参禅。虽然定慧兼修事，无二元三第一天。

1956年，应慈老法师尝拟“遗嘱”一纸，总结自己的弘化一生又称：

自入佛门，常思弘宗演教，念报法恩。出家六十余年，不做方丈，不贪名利，每年打七，每日坐香，念念不舍。分科(宣讲)三译《华严》及《疏钞》并余经。

释东初在其巨着《中国佛教近代史》中评述应慈长老的弘法一生称

(应慈)师毕生以弘扬华严为志愿，以参禅为心宗。其倡刻三译《华严》、贤首《五教义》、《五教仪科注》、《楞严》、《法华》、《楞严灌顶疏》、《楞伽》等诸经疏，无不以师研读为前提，又刊印《搜玄记》、《真元新经疏》等行世，其对华严教典之弘传，可谓尽其心矣!

对于自己的亲教师应慈老法师，真禅曾无比敬仰地追忆称：

纵观应慈老法师的一生，他苦学《华严》十二年，宣讲《华严》三十九年，刻印三译《华严》(即晋译六十《华严》、唐译八十《华严》和唐译四十《华严》)及其疏钞多种。如此弘扬华严，常年不懈，三译华座主的尊称，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1947年，真禅法师出任竹林寺住持，兼任竹林佛学院院长。1949秋，转入南京中国华严速成师范学院，听应慈法师讲八十《华严》，兼讲华严辅座，深受应公器重。这里顺便提一下，与应慈法师、真禅法师同具乡谊的苇乘法师。

释苇乘(1903—1960)，俗姓吴，名荣庆，江苏东台人，于1935年经常惺法师推荐，到常熟虞山兴福寺任法界学院院长，并受持松法师记莂。1939年，继任兴福寺住持，在寺内兴建华严大学讲堂，拟办华严大学，迎请应慈老法师宣讲《华严经》。1942年，出任上海南市沉香阁(慈云寺)住持。翌年，迎请应慈老法师卓锡寺内，开讲华严初祖杜顺所撰的《华严法界观门》等华严教学要典。一时间，学者闻风来归，沉香阁成为当时弘扬华严教学的一大道场。1949年，真禅法师随应慈长老在沉香阁听讲《法华经》、《华严法界观门》等，并成为应慈老法师的人室弟子。

真禅法师终身秉持应慈老法师的教诲，他自述说：

从此以后，我即继承应师传统，一生以弘扬华严为己任，多次宣讲《华严经》中《行愿品》、《十地品》、《三昧品》等。1986年，玉佛寺举行清明华严佛七法会，我宣讲了唐代澄观法师所撰《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序》。

真禅法师不止是“善弘华严”的应慈法师的入室弟子，更是夹山禅法的传人。而镇江南郊的夹山竹林寺，同样是倡导禅教融通的一大禅寺。在真禅法师出任竹林寺住持前，曾追随月霞法师听讲《华严一乘教义章》的霭亭法师(1893—1947)，俗姓吴，江苏泰县人亦是倡导禅教双修。霭亭法师于民国三年(1914年)随智光老人(1889—1963)，江苏泰县人人上海华严大学，后参天宁冶开禅师。1918年，嗣法于夹山镇江竹林寺妙智老和尚。北伐成功后，妙智和尚退居，霭亭继主竹林寺法席。1928年秋，创办竹林寺佛学院，慈舟、妙阔等法师任主讲，专弘华严、毗尼，禅教双修，人才辈出。霭亭法师尝撰有《华严一乘教义章集解》10卷。

1934年，真禅法师负笈竹林寺佛学院，亲炙震华法师座前，躬聆法要。震华法师到上海后，真禅更是襄助办学。后更是奉命分灯竹林寺。所以，竹林寺与玉佛寺，本届同一法脉。而这一法脉中，正承续着禅教兼弘的华严禅传统。 

真禅法师于1931年在南京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后，人东台三昧寺的启慧佛学院学习。1933年秋，真禅法师离开启慧佛学院，到扬州宝轮寺听应慈法师宣讲《楞严经》。1934年春，真禅前往镇江，先人智光法师创办的焦山定慧寺佛学院。不久，又随厚宽法师到镇江南郊夹山，人名闻江南的竹林寺佛学院，深受教务长震华法师之器重。离开竹林寺佛学院后，真禅法师应二兄心岩法师之请，前往富安大圣律寺主持佛学研究社的教务工作，每日除随众课诵、参禅外，还日诵《华严经》，寒暑不辍。真禅法师的佛学素养及其教务才干，深得震华严法师的赏识，于1941年应召赴上海玉佛寺，尚未而立之年的真禅法师，就先后任上海佛学院训育主任、玉佛寺堂主代副寺之职。并于1943年夏，在夹山竹林寺受记成为守之、震华、窥谛三法师的法徒。所以真禅一直称自己是“夹山禅学的传人”。

身为夹山禅学的传人，真禅法师于1947年接任竹林寺住持兼佛学院院长。随着时局的改变，真禅法师决定随应慈法师等人坚留大陆。1949年，应慈法师在南京创办中国华严速成师范学院，真禅法师辞去竹林寺住持之职，转入华严速成师范学院，听应慈法师讲八十《华严》，并兼讲华严辅座。同时随应慈法师到各地丛林和佛教团体讲经弘法，终成为其人室弟子。1950年，在应慈法师的推荐下，真禅法师进玉佛寺，负责法务工作，并任信众部副主任，先后延请应慈法师到寺宣讲《华严经》、虚云老和尚主持禅七，初显禅教兼弘的行化风范。

综上所述，真禅法师转益多师，承续着近代华严宗复兴的历史趋势，成为禅教并弘的一代高僧。真禅法师自觉地认识到，禅宗与华严经教之学兼弘，无违于宗门修为传统中以教印心，进而返经重教，契理契机。在1950年以后，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真禅法师更是从充实人间佛教思想与实践的高度，把禅教一致的并弘观，付诸讲经解论、佛学着述、国际弘法、资生福利的多元展开的弘化活动，不仅扩展了当代中国佛教的思考视野，丰富了佛陀教说的现实内涵，同时也促使当代中国佛教更切实地转归关注对本源佛法的思考。

三、华严禅的当代推展：人间佛教思想的充实

真禅法师自承以禅教一致论为主干的华严禅传统，在1980年代以后的弘化实践中，更进一步加以切合时代的推展。这种推展实践，使真禅法师能够结合中国化佛教主流传统的禅教一致论，从充实当代中国人间佛教思想、丰富人间佛教的实践内容的高度，秉持乃师应慈长老禅教兼弘的行化风范，终成为推展华严禅这一中国化佛教传统的主流思想之一在当代实践的典范僧人。

真禅法师真切地总结他晚年的弘法实践说：

我认为禅贵实践，所以，学禅首先要真实修持。我们常说，参禅就是要用心参究，也就是这个意思。按照我个人的理解，所谓“用心参究”，并不单纯是指坐在蒲团上，盘着腿子。因为，作为一个禅宗僧人来说，真正的参禅，还应该继承禅宗的优良传统，严格遵照禅宗祖师所制定的禅门清规修持，也就是说，要严格遵守戒规，严肃道风。我们每一位僧人，在寺院中必须坚持早晚课诵、过堂用斋、修禅参禅、半月诵戒、夏季安居、冬季打七以及在佛教传统节日举行法会等。……通过这些修持，使我们每一位僧人都具足正信。因此，从广义上讲，这些日常的修持，也就是参禅。

坚持早晚课诵、过堂用斋、修禅参禅、半月诵戒、夏季安居、冬季打七以及在佛教传统节日举行法会等等，这些正是百丈清规的具体规制。真禅法师主持的上海玉佛寺，正是如此践行的典范丛林。真禅说：

玉佛寺全体僧众，每天上殿做早晚功课二次，坚持过堂用斋。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全寺僧众集中到禅堂坐香，斋堂诵戒。腊月初一至初八，全寺僧众到禅堂举行禅七，为期七天。四月初一至初八，举行华严佛七法会，为期七天。……清明节和冬至节，分别举行佛七法会，为期七天。逢佛、菩萨诞辰，则举行祝诞普佛法会。这些修学活动，在上海玉佛寺已经成为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

真禅法师还明确主张说：

学禅，除了真实修持外，也要学习佛教经典。……学习经教，不是为了自附风雅，点缀门面，而是为了指导我们的修行实践。因此，继承历代禅师们的优良传统，注重佛学思想研究，应该是我们每个僧人的职责。真禅法师的自道话语，正是他弘法的深刻体认。他自己称：

近年来，我比较重视对佛学思想的研究，常在繁忙的法务活动之余，从事一些写作。到目前为止(1995年11月)已经出版了《玉佛丈室集》一至九集，《上海玉佛寺丛书》二十二种，《真禅禅藻集》一册，《玉佛寺画册》三种……我之所以如此重视佛学研究，就是因为我把它看成了禅学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

真禅法师对佛教文化、佛教思想，特别是禅宗思想与华严思想的研究，在当代大陆高僧中甚为鲜见。而究其内在缘由，正由于在真禅法师的弘法实践中，较主要者就是真禅法师的弘法一直贯穿着禅教一致并弘的主线。

在举行华严佛七法会期间，真禅法师每每亲自主讲《华严经)。其中最重要的是《普贤行愿品》、《十地品》、《三昧品》等重要品。从多年的研习与讲论中，真禅法师对华严经学形成了两点基本的评价：

首先“(《华严经》)扩大了成佛的范围，把成佛的修行方法推广到一切众生。……(《华严经》)认为在空间上同时可以有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可以同时有十方世界的无量无边的佛，即使是大家一时都成佛，也可以安排得下。这种十方成佛的思想，大大地超过了部派佛教的思想，从而提高了人们修行成佛的积极性”。

其次，“《华严经》在佛教理论上，对宇宙观和人生观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在《华严经》里，对于宇宙人生问题，则明确地提出了两种基本观点，这就是‘三界唯心’和‘依于一心’。它认为，‘心’可以转变成各种相，从而对三界进行区别，既能区别，就有三界的示现，但其本质仍然不过是心而已。这就是经中所说的‘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关于人生问题，经中讲到十二因缘，依于一心。……《华严经》认为，十二因缘从无明到老死，无非都是心，它都是依于心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是十二因缘的继续，因此提出了‘十二有支，皆依一心’。所有这些观点，对后来大乘佛教的发展，影响十分巨大”。

真禅法师极其注重禅贵实修的修证传统，既重见地，更重行履。禅修活动不仅需要内在的规制，同时还应以圆修万行为补充，更要立足于当代，注入与时俱进的时代内涵，丰富了中国佛教传统的人间意蕴。对此，真禅法师多次提及自己的亲教师应慈法师。他说：

我的先师应慈老法师，虽是华严座主，一生以弘扬华严闻名于海内外。但对于禅学思想也有较深的造诣。在他弘法利生的岁月里，坚持早晚坐香，冬季打七，结夏安居，真正做到了冬对夏学，从不稍懈。我前后追随其左右达十年之久，受他禅学的影响颇深。他一生实践佛陀“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的宏旨，经常引用佛陀“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指示教诫我们，并自己身体力行。可见应慈老法师也非常重视禅学思想中的人间佛教思想，把“净化自己”和“利益人群”作为他弘法活动的重要内容的。

这是真禅法师对自己一生弘法生涯的深刻体认，亦是其悟道之谈。透过法师自道的简朴话语，我们似乎读懂了一句话：这是佛教中国化的正途，正时时刻刻地指引着佛教顺应时代、化导人心的努力方向。

真禅法师十分推崇“普贤精神”。他曾在(普贤精神与上海佛教)一文中，把普贤菩萨于一切时处广修十大行愿这一近于佛的利乐众生、圆成佛果的救世情怀；称为“普贤精神”；把恒顺众生、普利人群，资生福利事业，称为普贤十大行愿的具体实践，不仅视之为佛教修行的宏大目标，更是其推展佛教弘化事业的不竭动力。．真禅法师的弘法实践，自觉承绪着禅教一致并弘的主流传统，更适应于现实社会的弘法转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弘法实践。真禅法师正是透过这种与时俱进、具有鲜明时代内涵的弘法品格，清醒地认识到新时期的谈禅论佛，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禅的理解和解释”，而是需要思考新时期的佛教僧人“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禅学思想”。

通过结合弘法实践的禅学思考，真禅法师自觉地继接历代禅师的优秀传统，他认为真正的禅法存在于人间，而且要利益人间。“如果离开了人间，就不会有禅法，也就谈不上修禅”。这是一种人间性的禅法。真禅法师相信，中国传统的禅学思想就是人间佛教思想。这是真禅法师的最具智慧的识见。这种识见，对于当今佛教界的弘法实践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这就是，每一位有为僧人都应该像真禅法师那样思考：如何在充实了人间佛教思想与实践的内涵时，同时也最大地保全中国佛教修证与弘化的优良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人相信，这才是真禅法师留给后来者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