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印经事业

从民国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以后到一九五一年的五、六年间，所见到台湾的寺院固然很少，规模也小，想从寺院中发现藏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就是使用最多的单行本佛经，乃至于早晚课诵本，都不容易请到。后来，由钱召如居士等，成立台湾印经处，又有张少齐居士等经营觉世图书公司，印行流通一些常用的佛经佛书，可以说是台湾印经事业的开端。

一九五七年由中华佛教文化馆的东初老人，倡印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正续两篇共一百巨册。接着又有中国佛教会及善导寺等，倡印日本的《卍续藏经》一百五十册。又有屈映光居士，倡印《中华大藏经》；佛教书局的广定法师，倡印《佛教大藏经》；新文丰的高本钊居士，倡印《卍续藏经》及《高丽大藏经》。从此，佛教的法宝，大致具备于台湾一地，而且，普及于世界各国。这是我们在离开大陆以后，局居台湾一隅，尚能感到安慰的事。只是直至目前为止，保存佛教文物法宝的功德，仍远超过使用藏经的功德。因为，印经是一回事，消化、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却尚在举步惟艰的开始阶段。

正因为懂得利用《大藏经》的人不多，而在印光大师所揭橥的印经十大功德的信条下，各种各样的印经会，纷纷成立。以个人或集合大众的财力，有限量的分送或大量的赠送方式，不断地印赠小本佛经、简要的佛教著作、法师的开示或居士的作品。往往只需附寄回邮，便可获得你所需要的赠书，这是相当便利的作法。

但是，到目前为止，印书、送书的人多，写书的人少，过去人的老作品一再地被各印经处影印再影印，内容固然无损，但其印刷、装订、纸张，都非常地粗陋，甚至于到了不堪入目，使人无法产生敬意的程度。而对原著作者来说，往往一本比较有内容、可读性高的书，刚一出版，立即被人影印，这便侵损了著作的权益，而且损害了作品的尊严。这些恐怕是印赠经书的单位，所没有料想到的事吧！

当然，佛教的法师和居士们所写的著作，很少想到要收回版税，保留版权，乃至于提出控告的作法。而且，能将佛法广为流通，也是作者们欢喜的事。但写的人太少，而读者也不一定太多。每一个印经事业的功德主，经常都会于一个月之中，收到很多册同类型甚至完全相同的一本书。他们原来的目的，是印行之后，给需要看的人，结果书又回到了自己手中，并还烦劳他们设法转赠他人。

有些印经会，成捆成包地送到各寺院去，因此，我们常常可在寺院中看到大量类似的佛书。其品质通常低劣，不受人瞩目，不能引人入胜，摆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必须另作处理，而处理的方式，大约就是送进焚化炉烧掉。这是对于物力、人力的浪费，也是对于法宝的亵渎，看了令人伤心。

印经是好事，赠经是功德，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人投注更多的物力和心力，来从事于印经的大事业。不过除了特别有价值，和受到普遍欢迎的佛书之外，应该鼓励更多的人来写有分量、通俗化、适合于现代人需要的佛学书籍，并且要有计画，按部就班地来推广发行。

首先，要做需要量及需要程度的调查和估计，最好能将小规模的各种印经会集中起来，然后以区域性做统筹分配，此组织上的技巧，可比照花莲慈济功德会的作法。而品质上，则求精、求美、求专业化，若人才缺乏，必须要能适当寻求，或有计画自己培养。对经典的印赠，更要讲求纸张、印刷、装订等的高贵和庄严，如此，才能使读者在得到一本佛学的经典及著作之后，会欢喜地看，珍惜地藏，够分量地转赠亲友。

日本有一个佛教圣典协会，值得我们借镜。这是一个很有财力的组织，但他们只送一本书，是英日文对照的《佛教圣典》，外观精美而可读性又高。赠送的对象，包括全国的大小旅馆和饭店，置于每一个房间的写字台上，并欢迎带走，定期补充。此种作法，是仿照圣经协会印送《新约》的方式，成效显著，真是功德无量。

在台湾，已经有人把这部书翻译成了中文和英文对照。但若想于全省各旅社中，看到这本书，还是相当不容易的事。这是由于印送单位，人力和财力皆不足的原因，如果我们能把许多印经会团结集合成为一个组织，共同来做这种印送佛经的工作，相信一定可以无远弗届地把我们要送的佛书，送到每个角落、每一个需要它的人手中。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人生》二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