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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佛国记》和谁最先发现新大陆(祝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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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佛国记》和谁最先发现新大陆

祝注先

[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62-64页

    东晋至十六国时代(公元317-420年)的佛门弟子法显因著有《佛国记》而闻名于世。《四库全书》独具慧眼把《佛国记》列入史部•地理类。《辞源》、《辞海》都收录了《佛国记》条目。《辞源》说它“是我国现存有关海外交通的最早的详细记录”;《辞海》也说它是“中国现存史料中有关陆海交通的最早详细纪录”,还说它“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①。
    的确,《佛国记》并非释家专著,因为所述广涉中外陆海交通,因而早已为中外学者所注目。据报载,近年来又有人经过穷研详考,报捷新获。笔者鄙陋,学殖荒疏,拟就目力所及,作一综合评介,以为学人参考。

      一、法显其人及其书《佛国记》

    法显(约337-约422年)俗姓龚,东晋—十六国时代平阳郡武阳(今山西襄垣县)人,梁•慧皎《高僧传》有传。兄弟4人,其中3人早夭,父母担心他难得养大,于法显3岁即度为沙弥,后因重病送住寺院。迨父母双亡,法显决心出家,20岁受比丘戒。《出三藏记》说其“志行明敏,仪轨整萧”。法显在长安,常“慨律藏残缺,矢志寻求”。
    十六国时代后秦姚兴弘始元年(公元399年,亦即东晋隆安三年),法显偕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今印度)寻求戒律真经。他们于次年夏天才到达甘肃张掖。在这里,和另一批西行求法的僧人僧绍、智严、宝云、慧简、僧景等相遇,于是便结伴同行。途中艰险,莫可名状,书中多有生动记述。以当时的旅行条件,确如作者所说:“涉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所以,就有人半途折回,有的病死异乡,有的虽历经磨难,达到天竺,却再也不敢原道归来,只得久留不还。
    只有法显精诚遂愿。他历经30余国,长达14余年,不但取得了他热切渴望的多种佛经梵本,归国后还住建康(今南京)和天竺僧人佛驮跋陀罗一道在道场寺潜心翻译出了部分,并且又与天竺禅师参互辨定,以第三人称的口吻,简要而生动地记述了他所经历的各国佛迹、民情、风俗和其它教派以及山川、地理情状,这本书就是《佛国记》。
    《佛国记》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重视,早被译成多种外文行世。日本支那内学院刻印题作《历游天竺纪传》,称其此举为“取材异邦,发扬古籍”。日人足立喜六又著《考证法显传》,辨析厘定,足资参证。

      二、《佛国记》之谜及其前辈诸家的破译

    《佛国记》最惹人注目的是,作者提到他曾因迷航到达一个“耶婆提”国。“耶婆提”到底在哪里?法显的航程到底经由何处?这是一个“谜”。如今已经1600年了。现将《佛国记》所述归途遇险,以致误入“耶婆提”国一节节录如下:“初发长安,六年,到中印国。停经六年,到师子国。同行纷披,或留或亡。即载商人大舶上,可有二百余人。得好信风,东下。三日,便直大风,舶漏水入。商人大怖,命在须臾。如是大风,昼夜十三日,到一岛边,不识东西,惟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云,亦无所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恍若火色。商人慌遽,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石锚)处。至天明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直伏日,则无活路。如是九十许日,乃到一国,名耶婆提,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无足言。停此国五月日,复随他商人大船,亦二百许人;赍五十日粮,以四月十六日发,东北行趣广州。一月余日,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于是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遂经七十余日,即便西北行求岸。昼夜十二日,到长广郡界牢山南岸。……是岁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矣。”据此,清末丁谦著《佛国记地理考证》,认定“耶婆提”即婆罗岛。他说:“核其方位里程,即婆罗岛无疑。婆罗,《隋书》作“婆利”,与“婆提”音谐,上多一“耶”字音者,殆梵音译土语故耳。”按:“婆罗岛”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唐总章二年(669年),曾遣使至中国。
    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对于丁谦推断,明确“按曰”:“耶婆开化较迟,对音亦异,丁(谦)说自不足信。”这是因为《佛国记》明言:“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无足信。”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的结论曰:
    “质言之,记文简单,无可比勘,而耶婆之名,昔人复为混用,究为今爪哇抑苏门答刺,一时尚难论矣”②。
    著名学者梁启超倒是抱着一种极为实在的态度。他在《佛学研究十八篇》一书的《中国印度之交通》文中③,说到法显行程所至之“耶婆提”时,特地注明:今地待考。此书尝收入《饮冰室专集》,于1936年初版。
    著名学者汤用彤在商务印书馆于1938年出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中于“耶婆提国”下作了夹注,称:“即Yaradhipa地应在今日苏门达拉岛上。”④“苏门拉达”是“苏门答腊”的异写。先生谨慎,只是估计、推测,故而用了一个揣摩的助动词“应”。
    “耶婆提国”究竟何在?差不多是近世纪来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难以破译的“谜”。

      三、躲在深闺的近人《法显发见西半球说》

    著名学者吕思勉于1934年在世界书局出版了一本《中国民族史》,内附近人《法显发见西半球说》一文。此文根据法显《佛国记》所述行程,作了精辟的剖析,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文章在略述《佛国记》之后,说:
    案师子国,即今锡兰(现改为斯里兰卡)。本欲自锡兰东归广州,乃反为风所播,东向耶婆提国。耶婆提者,以今对音拟之,即南美耶科陀尔国,直墨西哥南,而东滨太平洋。“科”音作“婆”者,六代人“婆”、“和”两音多相混,如婆薮槃豆,一译作和薮槃头,是其证。耶婆提,正音作耶和提,明即耶科陀尔矣。世传墨西哥旧为大国,幅员至广,则耶科陀尔,当时为墨西哥属地无疑,所以知耶科提必在美洲,非南洋群岛者,自师子国还向广州,为期不过四十六日。(原注:据《唐书•地理志》)故法显失道,商船亦赍五十日粮。今遭大风,昼夜十三日,始至一岛,又九十日而至一国,合前三日计之,已得一百六日,是东行倍程可知。况南洋“师子国,途次悉有洲岛;当时帆船,皆傍海而行,未有直放大洋者。今言海深无底,不可下石,而九十日中,又不见附海岛屿,明陷入太平洋中,非南洋群岛。逮至耶婆提国,犹不知为西半球,复向东北取道,又行百余日,始折而西。夫自美洲东行,又百许日,则还(环)绕大西洋而归矣。当时海师,不了解地体浑圆,惟向东方求径,还(环)绕大西(洋),进行既久,乃轶青州海岸之东,始向西北折行,十二日方达牢山(崂山)。是(法)显非特发见美洲,又还(环)绕地球一周也。这一段话,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剖析得入情入理,细腻明确。作者认定:法显所到的耶婆提国,乃是在墨西哥南部、而东滨太平洋的当时墨西哥属地的耶科陀尔国。其论据是:
    1.古今语音变异。法显所记耶婆提,正音当作“耶和提”,故“明即耶科陀尔矣”。本来,外语记音,惟近似耳,迟至今日,不假国际音标,只用汉字标识,亦是如此。
    2.自师子国(斯里兰卡)还向广州,如不失误迷路,当时不过46日可达。而法显所乘商船,却走了106日,这是由于“东行倍程”所致。
    3.当时帆船航行,皆傍海取道,而自师子国(斯里兰卡)始发,沿途都有洲岛。可是《佛国记》说他们曾经处于“海深无底,不可下石”的境地,并且“九十日中,又不见附海岛屿。因此,作者断定:法显“明陷入太平洋中,非南洋群岛”。
    4.法显复乘商船东北取道希望回到广州,结果环绕大西洋达到青州海岸,西北折行12日方达牢山(崂山)。
    所以,作者说:法显非特发现美洲新大陆,他还环绕地球转了一周。
    根据上述材料,应该说:最先发现“法显发现新大陆”的,是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一书附录的写作《法显发见西半球说》的那位“近人”。这位“近人”提出这一结论的时间至少在《中国民族史》出版的1934年以前。
    可惜的是:这位“近人”姓甚名谁都不知道,事迹行状更难以稽考,而他的文章《法显发见西半球说》,实乃石破天惊,足以振聋发聩,耳目一新,可是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当然,也许由于其时国步艰难,民族危机深重,学术研究更是荒芜寂寥,以致未能引起学界广泛的重视。不幸之中,有赖历史学家吕思勉慧眼独具,能以其博学重望,于大著《中国民族史》附录,才使我们后学得窥全豹,才未曾湮没于汗牛充栋的故纸尘堆。说来也许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乎!

      四、欢欣之余的遗憾

    1994年4月9日《解放军报》刊载邱明义、连俊义先生合著的文章《谁先发现新大陆——中国高僧法显比哥伦布早1080年到达美洲》,说是:
    一个石破天惊之说出现了,我国学者、我军离休干部连××(按笔者隐名)向世界宣布一个结论:中国高僧法显比哥伦布早1080年到达美洲大陆,也就是说,法显比哥伦布先发现新大陆!此说一出,世界舆论大哗。
    读此大论,真是令人惊心动魄。1994年4月18日《报刊文摘》随即摘要转载,影响很大。
    据文章介绍,连××是于1963年翻阅有关鉴真和尚的大量资料时,才偶然“结识”他的同乡、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位高僧法显的。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连××才开始着手研究法显。文章说,连×ד整整花了30年的心血”,才将法显的“航海路线和到达地点”“查证得一清二楚”。
    但是,究其论证思路和所得结论,和吕思勉《中国民族中》附录的那位近人所作的文章《法显发见西半球说》完全一致,真乃“英雄所见略同”。
    应该指出的是:这位“近人”发现“法显首先发现新大陆”,即以吕思勉转载《法显发见西半球说》的《中国民族史》出版的1934年为期,和《解放军报》1994年发布“石破天惊”的新闻报道相比,要早出整整60个春秋。即从连××于1963年着手研究算起,“近人”的文章结论却早在30年前即已刊发。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于1934年出版,“近人”的文章至少刊发在这个时间之前。
    应该承认,相对于“近人”的结论而言,连先生自有个人的发现,时代在进步,他的论证自然周全、严密而更趋科学。连先生的潜心研究和将此结论弘扬光大,其功昭著不没。
    问题是,“近人”的劳绩亦不可抹煞。尊重前人的劳动和智慧,当是学人的应有情操和品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述了许多无名作家的作品。他说:我执行历史的裁判,给每个人以应得的奖励。当然,连××的研究也许完全是在封闭中完成,只是和他人撞车而已,并且,尤有详考细辨、发扬光大之劳。但是,就整个学术界来说,我们对待前人的文化遗产,却是不应该闭目塞听,跟着一起叫唤“皇帝的新衣”。那样,不但不是连先生自己的心愿,恐怕也不是宣传连先生的先生的初衷。学术的生命在于忠实,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科学。
    连先生的研究及其成果,为国人增了光,这是值得庆幸、令人欢欣鼓舞,可是宣传连先生的大块文章,却对“近人”只字不提,这又令人不胜遗憾之至。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事实,乃是学人奉若圭臬的至高准则。
    注释:
    ① 《辞源》1979年修订本,第191页;《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235-236页。
    ② 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版。
    ③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第107页。
    ④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转引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3页。
    [附注:文章印好以后,笔者才知道吕思勉先生著《中国民族史》附录的近人《法显发见西半球说》一文,乃是大名鼎鼎的学者章太炎先生所作。章文见于《章太炎全集》第四卷第484页。文章当是章太炎先生早年所作,至少在辛亥革命(1911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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