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贺圣达，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教授。昆明650032

    谈起古代东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尤其是印中之间的文化交往，指空是大有功的人物。在14世纪的数十年中，他都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后来又去朝鲜半岛，在高丽王朝复兴了禅教。因此，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和东方文化交流史上，应给予指空一定的地位。本文拟对指空在中国的行迹、思想和影响，作一个虽然是初步的却尽可能是较为全面的探讨。

    　　一、指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物

    在古代东方国家之间，有着频繁而密切的文化交往。这些国家的宗教、文化人士，有的不仅往来于两国之间，而且在更多的国家间，传播着文化和友谊。在古代印度、斯里兰卡、中国和高丽(今朝鲜和韩国)的文化交流史上，至少有过两位杰出的文化使者在这几个国家都留下他们的足迹，对传播佛教文化作出了贡献。这两位文化使者，就是8 世纪时的新罗人慧超(704-？)和13-14 世纪的印度高僧指空( 1289 -1363)。慧超西去印度、斯里兰卡学佛，后在中国50余年，从事著述和佛经翻译，留下《经历五天竺国传》等著作，其事迹已为人们熟悉，载入史册。指空东来，在中国数十年，在云南时还主持了扩建狮子山正续寺，晚年在高丽宏扬佛法，复兴了禅教。正如季羡林先生所指出的，"指空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物"，指空来华传教"这一件事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注：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
    但是，翻检国内出版的大型辞书，如综合型辞书中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专门学科型的辞书如《宗教辞典》、《佛教文化辞典》、朱杰勤先生主编的《中外关系史辞典》都找不到指空的名字。国内出版的各种宗教史和中外关系史著作，包括解放前出版的方豪颇有影响的《中西关系史》等著作，都没有指空的一席之地。最近出版的由白寿彝先生主编的20卷本《中国通史》的元史部分(第十三、十四卷)，也没有提到指空。倒是我们的邻国韩国，鉴于指空在韩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在指空研究方面有较多的研究，出版了各种成果。在东邻日本，该国学者忽滑谷快天在1930年出版的《韩国禅教史》中，就以较多的篇幅论及指空。我国台湾佛学者编的《佛光大辞典》对指空也有简略的介绍。
    当然，中国学者对指空并非没有研究。早在1979年，陈高华先生就在《南亚研究》上发表了《元代来华印度僧人指空事迹》，1986年出版的何耀华教授的《武定夙氏本末笺证》也涉及指空事迹。近两年来，中国学者开始对指空作较为深入的研究。祁庆福教授、杨学政研究员和何耀华研究员先后在《云南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尽管如此，由于日、韩学者主要研究指空在韩国而中国学者对指空研究起步较晚，有许多问题，都有待于深入研究。笔者认为，仅涉及指空在中国的主要问题，至少有七个需要深入研究：一是指空来华时间；二是指空来华路线；三是指空单独来华还是与北印度高僧摩诃班达特一起来华；四是指空在中国的时间及行年事迹；五是关于指空的佛教思想；六是中国人对指空形象的描述；七是指空在武定主持扩建狮子山正续寺。在这七个问题中，关于指空主持扩建正续寺事迹，经祁庆福、杨学政、何耀华几位先生的研究，可以说已弄清。其余六个问题都有待于深入探讨。
    研究必须从可靠的史料着手。与指空直接有关的史料较为缺乏。但经过多年的挖掘，已渐趋丰富。本文引用的，主要有五种，均出于指空在世时或圆寂后20年间，可以说是价值较高的第一手资料。这五种资料按时间顺序分别为：
    1.元代武定路儒学教授昆明杨兴贤：《狮山建正续寺碑记》(文内简称《正续寺碑》)，撰于元仁帝延祐七年，即1320年。
    2.元人撰《澹居稿》卷一中的《指空禅师偈序》一文，约作于元文宗至顺年间，即1330-1332年间。
    3.《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序》(简称《无生戒经序》)，由元明间的危素(《明史·儒林传》中有传)作于元顺帝至正十五年(癸己)，即1355年。
    4.高丽李穑(1328-1396)撰《西天提纳薄陀尊者浮图铭并序》(简称《浮图铭》)，作于高丽王朝宣光八年，即1378年(指空圆寂后15年)。
    5.《庚申外史》，中国元末明初权衡著，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辑录，也涉及指空事迹。
    韩、日两国学者著作中也有不少涉及指空在中国。其中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韩国禅教史》，引用高丽李穑《桧岩寺薄陀尊者指空浮图碑》(简称《浮图碑》)、闵渍《指空禅要录序》， 李齐贤(1288 -1367)的《送大禅师湖公之定慧寺》等文。
    上述诸文引用较多，为节省篇幅，在文内出现均只出篇目或篇目简称。

    　　二、指空来华时间、路线

    　　(一)关于指空来华时间
    指空何时来华？这是研究指空在中国的第一大问题，迄今已有三种说法：一是1293至1307年间(至元29年至大德11年)，可称为"至元大德说"；二是1308-1309年间(至大元年至二年)，可称为"至大说"；三是1324-1327年间(泰定元年至四年)，可称为"泰定说"。
    "至元大德说"，是1996年11月在云南武定狮子山举行的关于指空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的。其根据是《浮图铭》称指空第一次来华"居未久，西游安西王府"，并对照《元史》有关记载，尤其是关于安西王的记载。此说当然是一说，但时间跨度太大。而且，按《浮图铭》，指空先到燕京然后再到安西王府，而他在安西王府仅"与王傅可提相见"，旋即作中国西南之行，因此，他在安西王府时间很短。至元大德说，似乎没有解决指空究竟何年来华，到安西王府等问题。
    "泰定说"是一些学者根据《浮图铭》等史料提出的，此说多见于海外学者有关指空的著述中。忽滑谷快天的《韩国禅教史》引述《桧岩寺薄陀尊者指空浮图碑》，对指空事迹记述颇详，但对于指空何时来华，没有交代，仅说"元泰定年间，见天子(铁木儿)于难水之上。"台湾出版的《佛光大辞典》指空条明确提出指空"泰定年间来华"，可能就是根据这一史料。
    "至大元年或二年说"由何耀华研究员首先提出，他根据元代中国云南武定路儒学教授昆明杨兴贤的《狮山建正续寺碑记》、《武定夙氏本末笺证》及《浮图铭》等资料，作了进一步研究。认为《佛光大辞典》的"指空泰定年来华说"有误， 提出指空至大二年(1309 )或三年(1310)来华说。何耀华先生的推断为：指空来华后，"于元延祐一年(1315)扩建正续寺，六年(1320)落成。在来滇前于蜀坐禅3年，加上在其他地方逗留的时间推之， 他来华的时间可能在至大二年(1309)或三年(1310)。"(注：何耀华：《指空在中韩两国传播佛教文化的业绩》，载《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这一推断是有根据的。
    我是赞同"至大说"的。我认为，指空来华的确切时间当在元武帝至大二年春。我的根据，是最接近于指空的元代人的著述《澹居稿》卷一《指空禅师偈序》。该文说"至大二年春，有大禅师号指空，自身毒航海至广东，大子威顺王延致之，恳问法要。既而以闻，英宗皇帝遣使召至内殿问法供奉，公卿大夫莫不受其道。历泰定、天历逮至今天子，尤加敬礼"。《澹居稿》作者系元代人，以文中"历泰定、天历逮至今天子"等句看，作者作此文当在元文宗至顺年间，即1330-1332年。作者的友人李君贤"求食京师，屡造师(指指空)之室，得所亲书赠偈"。作者本人也是指空弟子，"师赴召时，道浔阳，留予授经报恩者半月。予时尚幼，蒙师启诲，授以最上乘戒，故其得为又颇悉。"因此，他的记述是可信的。至大是元武宗年号，至大元年为公元1309年。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下册)，辑录了这篇文章，但开头一句为"至正二年春"，当为误抄，因为至正是元顺帝的年号，至正元年为公元1335年，在泰定(1324-1327)、天历(1328)之后，也在英宗皇帝(1321-1324年在位，年号为至治)之后。如果指空在至正二年春即公元1336年春才来华，那就不可能有文中所说的"英宗皇帝(1321-1323)遣使召至内殿问法，"以及"历泰定(1324-1327)天历(1328-1329)逮至今天子，尤加敬礼"；而指空在元延祐年间(1315-1320)主持扩建正续寺、泰定年间(1324-1327)见泰定帝，均在元顺帝至正年之前。对此，祁庆福、杨学政、何耀华诸先生根据确凿史料作了充分论证。因此，《指空禅师偈序》的首句，当是"至大二年春"，而不可能是"至正二年(1336)春。"
    当然，这段史料中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这就是该文中第三句"大子威顺王延致之"的"威顺王"，当不是泰定三年(1326)所封的。在明代宋濂等撰的《元史》中，提到封威顺王，共有三处，其中一处在《本纪第三十·泰定帝二》〔作"壬子(1326)，封诸王宽彻不化为威顺王，镇武昌"〕，二处在《元史·诸王表》中(分别为"宽彻普花，□□□年赐金印"和"威顺王名宽彻普花，泰定三年封，分镇武昌")。(注：《元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67、2739、2746页。) 三处记载，不尽相同。《元史》成书仓促，有所疏漏，恐亦难免。《指空禅师偈序》所提到的威顺王，可能并非泰定三年所封，而是在此前。因为湖广系元蒙重地，元蒙入主中国后，就在各地大封诸王，不会迟至泰定年间，才封威顺王镇武昌。而且，按《元史》记载，泰定帝有四子，"俱早陨，无后"，(注：《元史》，第729页。) 而《指空禅师偈序》所提到的威顺王，却是"大子"。因此，指空所见之威顺王，当是在至大或至大前受封者。
    　　(二)指空来华所走路线
    关于指空来华所走的路线，忽滑谷快天引述《桧岩寺薄陀尊者指空浮图碑》说"空之行化中国也，遇北印度之摩诃班特达于西蕃，偕至燕京。"但这段文字说得有些含糊，并没有明确指空是在什么时候从哪里进入西蕃(西藏)的。何耀华教授的《指空在中韩两国传播佛教文化的业绩》，根据日本《大正藏》史傅部二○八九号梵僧《指空禅师傅考》所收李穑《西天提纳薄陀尊者浮图铭并序》，明确提出指空"由北印度经西番(西藏)至燕京。"指空来华究竟走哪条路线？还可深入探究。前引元人《澹居稿·指空禅师偈序》，说指空"自身毒(印度)航海至广东。"我认为此说可信。从史籍记载及指空来华后各方面的情况看，指空走海路从斯里兰卡或南印度来华，可能性更大一些，其理由有五：
    首先，《澹居稿·指空禅师偈序》是较早关于指空的史料，出于指空的弟子之手，作者的友人与指空关系甚密并得到其"亲书赠偈"。因此，这一材料可信度应该是较高的。
    其次，就指空本人的情况而言，他19岁"诣南印度楞伽国(今斯里兰卡)"学佛。他在斯里兰卡学佛后，是否又回印度内地？史无明确记载。但联系有关材料和指空行状看，他没有回印度内地而直接到了中国。台湾《佛光大辞典》定其生年为1289 年， 而他来华时间如上述所证为1309年，即20岁来华。来华前他在斯里兰卡，至"吉祥山普明尊者住处"，明云："从中竺抵此，步可数否？"空不能答，退坐六月有悟，告明白："两脚是一步"。"明乃付空衣钵。"从《浮图铭》的这一记述看，指空在斯里兰卡的时间不长，大约在一年之间。如果又要回印度，再从北印度入西藏，在1309年到中国内地是不可能的。
    第三，从印度的情况看，"9至11世纪时， 大乘佛教以密教形式存在于印度某些地区。8世纪，穆斯林外族入侵，使曲女城、马土腊、 那烂陀等处的佛寺被摧毁。1203年，伊斯兰教军队征服孟加拉时烧毁超行寺，以此为标志，佛教在与印度教竞争被削弱之后，又受到穆斯林入侵最后打击，终于在印度本土基本上消失了。"(注：培伦主编：《印度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243页。)指空来自印度，他当然深知故国情况。在那种情况下，他没有回印度而"知东方有可化之机，决意向东。"
    第四，以14世纪初的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交通看，海上航线畅通，"交通道路几乎全是海路"。(注：闵清：《指空禅要录序》，转引自《韩国禅教史》，第216页。)而陆路交通， 尤其是从北印度到西藏再入中国内地的道路，极为困难。指空在斯里兰卡时既然已"决意向东"，(注：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第128页。) 似也不大可能弃捷径而走险途。
    第五、元代广州为"南方都会"、"蕃舶凑集"。据《大德南海志》，同海外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 从广州出发的航线可直达南印度，来往的外国船只相当多。因此，指空完全可能从斯里兰卡或南印度直接来华，先到广州。
    　　(三)指空是单独还是与北印度高僧摩诃班达特一起来华？
    这个问题与指空来华路线有关，我的看法很明确，那就是指空是单独从斯里兰卡或南印度直接来华。指空与摩诃班达特同行之说，出自李穑的《指空浮图碑》中的一句话："空之行化中国也，遇北印度之摩诃班达特于西蕃，偕至燕京"，后人即据此认为指空与摩诃班达特同来中国。但李穑的记述，并没有说指空自出发时就与摩诃班达特同行，只是说指空在西蕃(今西藏)遇到北印度的摩诃班达特，然后一起赴燕京。有的文章在引述《浮图铭》时，引为"师自言：'吾之行化中国也，遇北印度摩诃班达特于西蕃，偕至燕京'"，恐系误引。中间漏了一段文字，这就是"空自言，空之曾祖师子肋、祖斛饭，皆迦毗罗国王，母香至国公主。八岁出家，依那兰陀寺讲师律贤剃染。"因此，所谓"空自言"，是讲他的出身和早期经历，而不是自述遇摩诃班达特，同来燕京。
    因此，我的看法是，指空于至大二年(1309)由海路来华，并未与摩诃班达特同行，也没有一起到燕京。至于他在西蕃遇摩诃班达特之事，确有其事，但两人旋见旋散，并未同行。本文下一节将涉及。

        三、指空在中国的时间及历年行迹

    指空在中国究竟住了多少年？历年行迹的具体情况如何？国内学者尚未系统研究，而从国内看到的海外已出版的一些著述看，多以转述史籍记载为主，虽在一些方面已取得进展，但总的来看对指空行迹尚未理出一个较清楚的线索；或语焉不详，或记述有误。台湾出版的《佛光大辞典》中的"指空"条说，指空"泰定年间来华，受帝室供养，又转化云南、贵州等处，于泰定四年至高丽。"如按此说，指空在中国，仅仅4年而已。 忽滑谷快天的《韩国禅教史》引用李穑撰《桧岩寺薄陀尊者指空浮图碑》等材料，说指空"元泰定年间，见天子于难水之上"；又说"空之行化中国也，遇北印度之摩诃班达特于西蕃，偕至燕京"，并说指空"居未久，西游安西王府"(在今甘肃)，此后又经西蕃，到四川，"坐禅三年"，转入云、贵，然后经湖南、江西、江苏，再至燕京，"遇泰定"。按照此说，指空在这四年间，前后几次到中国各地，几次见泰定帝。但是，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指空要在4 年间行程数万里，几乎在中国走了一个大圆圈，而且一路上说法传教，在各地作长则数年短则数月的停留(按《浮图铭》在四川就住了三年多，到云南后在中庆路"诸山请演法，凡五会")，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理清指空在中国时间及行迹，实为必要。
    依我所见，指空自至大二年即1309年到中国，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圆寂，在这54年间，他同中国一直有着不解之缘。指空在中国数十年，大致上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从1309年到广州，然后上北京，转安西，去西南，再经长江中下游于至治二年(1322)到扬州，历时12年，可以称为遍历中国各地讲经说法时期。第二段是从至治二年(1322)到北京，到泰定三年(1326)第一次去高丽，共历5年， 不妨称为大都五年。第三段是从泰定四年(1327)到至正二十二年(1363)圆寂于高丽，共36年，为往来于燕京和高丽时期。在这一段时间里，虽然指空的主要业绩是在高丽弘扬佛法，复兴禅教，但从文献记载看，他经常往来于中国与高丽之间，在大都常居于高丽僧寺，与元皇室也保持了密切关系，每一个新登基的元帝都要请他讲经说法。因此，实际上指空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在北京。如此算来，指空在中国的时间，前前后后达40余年。
    要完全弄清楚指空在中国数十年的活动，还有待于发掘更多的资料，展开更深入的研究。现就已有的资料，按年代顺序，对指空在中国的主要活动，尽可能作一个比较系统、有序的记述：
    1309年(至大二年)，指空从斯里兰卡或南印度到广州，并从广州到北京。初到中国，声誉未盛，虽未见元帝，但"大子威顺王延致之，恳问法要"(《澹居稿·指空禅师谒序》)。
    1310年(至大三年)，指空在北京"居未久"即西游。《浮图碑》记载的指空西游安西王府，当在此年。指空到安西王府，曾与王府可提相见，"可提请留学法，指空志在周流"，没有留下，继续西南行。至西蕃(今西藏)，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摩提耶城，遇北印度之摩诃班达特。我认为藏北才是指空、摩诃班达特相遇之处。指空会班达特后，欲与班达特"互扬化，不契"(《韩国禅教史》，第215页)， 可能旋即分手。然后，指空经伽单(Gattm)、暇城， 由暇城城主"护送至蜀"。
    1311-1314年(至大四年至延祐元年)，指空在蜀，"礼普贤巨像，坐禅三年"(《浮图铭》)。何耀华先生认为，指空所礼之普贤巨像，当是峨眉山万年寺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 )铜铸普贤巨像。如是，指空在蜀大部分时间，当在峨眉山。这是指空第一次在中国的一地连续住3年。可能正是在峨眉山，指空学会了汉文， 这为他后来接触汉文佛典打下了基础。
    1314-1315年(延祐元年至延祐二年)，指空由川入滇，备经艰险。在大毒河(今大渡河)曾遇盗，经罗罗斯(今凉山地区)，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大约1315年春到云南城(今昆明)，入祖变寺(旧址在今昆明附近)。当年曾在龙泉寺(旧址在昆阳)坐夏。
    1315-1320年(延祐二年至延祐七年)，指空在云南。他在当时云南行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庆路(包括昆明、富民、宜良三系和嵩明、晋宁、昆阳、安宁四州)活动时，"诸山请演法，凡五会"(《韩国禅教史》，第215页)。 指空在滇期间的最大业绩，是主持扩建武定狮子山正续寺。狮子山正续寺始由蜀僧朝宗创建于至大辛亥(1311年)，经指空在自1315-1320年间的惨淡经营，扩建后定名为"正续禅寺"。指空在云南期间，学会了云南话。
    1321-1322年(至治元年到至治二年)，指空离开云南，前往贵州。"贵州元师府官皆受戒"，贵州的一些少数民族"苗蛮、徭、僮、青红花竹、打牙仡佬诸洞蛮俱以异菜来请受戒"(《浮图铭》)；离开贵州后，入湘西，后经"常德、洞庭湖、湖广、庐山、淮西"，大约在至治二年春(1322)到达扬州。
    1322年(元英宗至治二年)，指空完成1309年从北京出发，经中国西北、西南广大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各省之行到达扬州。他沿途传经说法，接受官、民受戒，并完成扩建正续寺大业，声誉远非初来华时可比。因此"英宗皇帝遣使召至内殿问法供奉"(《无生戒经序》)。可能正是由于这一背景，他到扬州后，"扬州太守以舟送空至都"(《浮图铭》)。这是指空二次到北京，第一次见元帝，名动京师，"公卿大夫莫不受其道"(《元生戒经序》)。
    1324年(元泰定帝泰定元年)，指空见泰定帝。是年元宫廷发生政变，英宗被杀，泰定帝登位，召见指空。《韩国禅教史》对此有两处记载，一曰"元泰定年间，(指空)见天子(铁木耳)于难水(按：难水，位于今嫩江或松花江之上)，论佛法称旨"(该书第214页)。 又曰指空到扬州后，"太守以舟送空至都，……既而至泺京(元上都)，遇泰定帝"(第216页)，两处均未交代具体时间(年代)， 且有矛盾之处。元末明初的文臣危素于1355年撰写的《文珠师利菩萨无生戒经序》说，"皇元泰定初，中印土王舍城杀底里孙曰指空师，见晋王于开平"。据此，泰定初见指空，当在为晋王而未称帝时。同据此文，泰定"命有司岁给衣粮"，指空谢绝，曰"吾不为是也"。可见，指空虽见泰定帝，并未受帝供养。
    1326年(泰定三年)指空游高丽，礼金刚山法起菩萨道场，临行前泰定帝及"众诸臣僚合辞劝请少留"(《无生戒经序》)，指空于是留下《文珠师利菩萨无生戒经》三卷。指空去高丽后，"既而有旨还燕"(《韩国禅教史》，第214页)，仍与元室保持一定的关系。 指空在高丽再兴禅教，是以在中国几十年的活动为基础并以北京为基地进行的。
    1328年(元文宗天历六年)，"天历皇帝诏与诸僧讲法禁中"(《无生戒经序》)。指空讲经时，"天子(文宗)亲临听之"(《韩国禅教史》，第214页)。此后，指空往来于中国与高丽之间， 在大都"诏居高丽寺之丈室"(《指空禅师偈序》)。"习静一室，未尝出门"，虽与元皇室和王公贵族仍接触较多，但关系并不融洽，"王公贵人，多见呵斥，虽帝亦不免"(《庚申外史》)。
    1341年(至正元年)元顺帝即位后，即于当年，偕皇后、皇太子迎指空入华延阁问法，指空预言天下将乱。此后，时有对元室不敬之言，"闻者怪之"。从元顺帝称"渠是法中王"(《浮图碑》)看，指空在佛教界居于重要地位。
    1348年(元至正八年)，高丽僧慧勒(即懒翁)来华，到燕京法源寺参访指空。
    1353年(至正十三年)，由元王朝资政院"使姜金刚施财"，刊刻指空的《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无生戒经序》)。
    1363年(至正二十三年)，指空在高丽贵化方丈圆寂。

    　　四、指空的佛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