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清代的佛教

 

明朝神宗万历四十四年(西元一六一六年)，在满洲统一了女真族的诸部，即汗位，建立国家，改元天命的人，是努尔哈赤。此后的三十年间，又灭明朝，统一天下，至顺治帝入关，定都于北京。世祖顺治元年(西元一六四四年)之后的清朝，便君临中国，统治了汉民族，一直维系了将近三百年的王朝历史。

 

第一节 清朝对于佛教的统制

 

文化低落的异民族王朝，为了统治具有高度文化的汉民族起见，实施各种刚柔不同的政策。清朝对其自身信奉的喇嘛教是例外的，对于其他宗教的统制政策之执行，却颇为严厉。为了抑压和统御具有反满思想的汉民族，为了反过来利用高度的传统中国思想与文化，当然会考虑到有利于自己立场的事了。尤其是以朱子学为中心，重视忠孝等封建秩序及权威主义的儒教伦理，反被清朝用来作了民众教化的有力武器。传统的儒教伦理，本与所谓夷狄的外来宗教，不相容合，故对于庶民信仰之所归，比起儒道二教更为隆盛的佛教，予以强烈的攻击，也是意料中事。

 

清代诸帝，包括满洲时代在内，对于佛教(喇嘛教)，本着理蕃政策的立场而尊信之，乃为事实。特别如雍正帝将其为皇太子所居之宫殿，庄严而成佛教的寺院，那便是北京有名的喇嘛寺雍和宫。他自号圆明居士，采取仙佛一贯之说，主张三教并行之议，至于禅法，他则抱持禅、教、净的调和论，对于佛教的造诣之深，可由他编述的《御选语录》得知，其中，特别也将道教的紫阳真人，当作禅法的证验者，而予以扬举，这便具体地显示雍正帝是抱着佛道一致之说的人物。但他固对佛教倾心，尚非佛教的醉心之士。正如在其为了破斥密云会下的禅僧法藏及弘忍师徒所持异见而作的《拣魔辨异录》中所说：「朕主天下，精一执中，以行修齐治平之事，身居局外，并非开堂说法之人。」他明白地表示不是偏信佛教的人，这也正是作为一个帝王所应有的见解。

 

在顺治时代，作为统制佛道二教的国家机构，是遵照明代的宗教制度，设置僧官及道官。佛教方面，自中央至地方，分别设置了僧录司、僧纲司、僧正司、僧会司。僧官的最高地位是僧录司的长官，只有正六品；至于地方各县的僧会司，其长官的阶级仅得从六品，乃是官吏中地位最低者，所以，僧侣的统制机关，在行政上的重要性，乃是完全未被考虑的事。佛教的教团，受着如此低阶地位僧官的自我束缚，严格地限制着寺院的新建与出家得度及僧尼的行为，在这样法制下的佛教，失去了宗教活动的自主性，因而，僧尼及寺院的增加，也无能为国家的建设，提供力量，这是基于用儒教国家的传统立场，来衡量佛教的必然结果。例如清世祖顺治二年(西元一六四五年)禁止僧尼道士，与俗人混杂居住，也不得于街市募财；清圣祖康熙十六年(西元一六七七年)禁止京城的寺庙向民众说教。这样一来，固然整顿男女混杂的风纪，同时也将寺院和民众隔离。从这民众教化的情形，也可以看出，在异民族统治汉民族的特殊政情之下，是如何地作具体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