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佛教界的组织化与僧教育

 

清末以来，对于佛教在思想上及经济上，所作尖锐化的攻击，佛教界的反应，真的是一点也没有吗？不，中国佛教在长期睡梦之中醒来后，为了应付急变的社会，也出现计画革新佛教的僧人。

 

民国元年(西元一九一二年)，浙江天童寺的敬安(西元一八五一─一九一二年)，纠集江苏和浙江的同志僧侣，发起了新佛教运动，在上海组织中国佛教总会，向临时政府，请求保护寺产。敬安带着会中所作的决议文件，到了北京，正在重要的折冲阶段，他却因之忧愤而死。他在修行时期，尝燃二指供佛，故以八指头陀之号称于世。第二年(西元一九一三年)五月，北京法源寺的道阶等人，在北京组织中央佛教公会，试图团结中国全体的佛教寺院，可惜由于袁世凯僭称皇帝，不久又行退位等政治局面之混乱，未能达成预期的目的。

 

像这样计画着中国佛教的全国寺院大联合的运动，因为不像日本之有宗团组织，且要求着与世间社会隔离的中国佛教界，可说是破天荒的，这是为了对抗清末以来社会思想急变的自卫手段。由于教团内部的不统一，此一大联合的实现，大概到了民国十三年(西元一九二四年)，由太虚等人首倡组织中国佛教联合会，才见到新的气象。那年的七月，由太虚发起的世界佛教联合会，也在庐山召开，日本派了佐伯定胤及木村泰贤等人与会。为了对抗已迄于各地方的庙产兴学及打倒迷信等的所谓社会改革运动之实施，各省各县，纷设佛教分支会的组织，期收共同防卫之效。民国十八年(西元一九二九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佛教会第一次大会，其重要干部，由圆瑛、太虚、太悲、谛闲、印光、王一亭等人所构成。然被视为急进改革派的太虚等，却招致了保守派的圆瑛等之反感。太虚于不久之后，即行脱会，另在南京组织中国佛学会，主张佛教徒的改革与团结；又为需要人才以从事佛教徒的联合组织，故以僧教育的刷新为目的，对于过去那种毫无定规的佛教僧人之形态，起了反省，开办了杭州僧学院、闽南佛学院、马山佛学院等，太虚的武昌佛学院，则为这些新僧教育的模范学府。

 

由于国民政府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各方面的成果很多，一头睡狮，在醒来之后，即成了亚洲最大的国家。另一方面的日本，成了世界五大列强之一，充实国力，侵略满洲，树立了新的政权，致使中日两国之间，产生了战争的危机。在此紧张的时局中，于民国二十五年(西元一九三六年)，在国民党中央的指导下，中国佛教会，也依准党的活动而改组；在以往的社会，乃是绝对不许佛教界将关系涉及于政治领域的，对此问题的正反两面，当时发生很大的争论。有关僧侣的选举权及军事训练等的问题，对于一向屏居于山林，专事于止观及称名的佛教徒而言，乃是从未梦想过的事；作为现代国民一分子的僧侣，有关其社会的地位，却在要求加以切实地检讨和反省。这对于中国佛教的近代化，有着很大的激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