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云老和尚戒律思想与实践初探
云池
戒，梵语音译尸罗，意指行为习惯、性格、道德虔敬。最初的戒，是佛祖释迦牟尼佛举外道所作之非 行来告诫佛教徒者。人灭之前，释迎牟尼佛又给弟子留下“以戒为师”的教导。因此，“心为佛子，不论在家出家，进佛门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受戒。否则即使自称信佛学佛，也是不为佛教所承认的。”(释圣法师著，释净慧法师选编，《戒学讲座》)有着当代中国禅宗泰斗之尊的虚云老和尚， 19岁剃度出家后， 即始终一生，深入律藏，严奉戒律，形成系统的戒律思想与严格的实践，建树卓著，一直得到僧俗两界誉为一代典范。这些年来，笔者在工作之中，收集、整理虚老和尚的戒律思想与实践的有关资料，现缀以成稿，就教于十方大善知识。
出家之前虚老和尚学习佛学后不久，就对戒律已有认识。19岁决计脱尘离俗，遁人空门之际，所赋《皮袋歌》中已有“投人空门受佛戒”之告，表达自己“持净戒”以保“无理疵，玉洁冰清四威仪”之大志。在鼓山剃度，特别是圆具足戒之后，虚老和尚一丝不苟，终生如一，毫不懈怠。虚老和尚不但自己严格奉持戒律，而且在百余年弘法生涯中，无不时时处处教人奉戒，守戒，反复强调“守戒是崇信佛法，学习佛法的根本”。1952年，在上海为大众开示时，虚老和尚曾多次指出“现在的佛法比较盛行的是净土与禅宗。但一般僧众都忽略戒律，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佛法根本要义，乃是戒，定，慧三学，如鼎三足，却一不可。这是我们学佛的人特别要注意的。”1955年在云居山传戒时，虚老和尚则更加明确告诫众人，“佛法之中，以戒为本。良以生定，由定发慧。若能持戒清净则自可圆成。”(岑学吕居士编，<<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合刊本，以下引文未出注者均同此)严格奉戒，依法修行，是虚老和尚的坚定的信念。到临终之际，虚老和尚身边伺者的最后的遗嘱还是念念不忘严守戒律。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地嘱咐伺者们，“你们此后如有把茅盖头，或应住四方，坚持保守此一领大衣。但如何能永久保守呢？只有一字，曰`戒`”。
在对弟子进行奉戒守戒正面教育的同时，虚老和尚又根据自己百年弘法历程所见所闻，反复强调佛法的兴亡关键在于佛子对戒律的守持与否。对于那些“伪作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欺逛白衣”的犯戒比丘，虚老和尚总是痛加斥责，一针见血地指出“佛门兴衰，由于有戒无戒。犯戒比丘，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与此同时，虚老和尚对学人的持戒教育不仅有正面的折理和劝导，而且注意从反面举例为证以示警戒，强调“如不待戒，纵有多智，皆为魔事。”而且，虚老和尚总结中国佛教兴衰的历史教训，认为对于佛门弟子来说，往往是受戒容易守戒难。因此，虚老和尚一再告诫学人作为佛门弟子要视奉戒高于一切，“如能于千万人中得一二持戒之人，正法可久佐，佛种即可不灭。”正因为这样，虚老和尚对于学人的守戒护戒谆谆教导说了不少，反复告诫他们“护戒如浮囊，不可破裂，否则丧身失命，被烦恼罗刹所吞没矣!”虚老和尚的这番话语，对于佛门弟子来说，当是良言真律，应当引以为戒的。
在重视奉守戒律的同时，虚云老和尚尤其注重戒律的传授。“前几十年我就说，佛法之败，败于传戒不如法。”晚年，在云居山为众人讲说开示时，虚老和尚反复强调这一点。他老人家认为如果传戒如法，僧尼又严守戒律， 那么“则佛教不致如今日之衰败。”对此，虚老和尚有切肤之痛，回忆当年在鼓山受戒，戒期只有8天，实际传戒只有四、五天。非此一处，而后几十年的参访遍及全国，传戒比较规范的有天台山国清寺、江苏宝华山等处，戒期 53天，其他地方有的16天，也有3天的，更有甚者只有 l天，称什么“一夜清”。虚老和尚强调对照律经，“才知道这样苟且传戒是不如法的。”从另一方面来说，虚云老和尚强调传授三坛大戒时，三师和七尊“有一不清白者，戒就自传了。”然而。在现实中所看到的，虚老和尚感到“近代传戒不问清净不清净，如法不如法”，随便传戒者也有不少。具体表现则是戒坛设立不慎重，“其他丛林小庙在传戒，乃至城隆土地、会馆都传起戒来。…‘更有招贴四布，煽诱蛊惑，买卖戒师，不尊坛处，...’对此，虚老和尚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不如法的传戒是窃名网利，是把传戒弄成贸易市场，其结果把“本是清净佛地，翻为地狱深坑”，到最后结果是十分可悲的，也正是导致中国佛教逐渐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出于对传戒不如法的深恶痛绝，虚老和尚一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规范传戒，如法如律。重振云南鸡足山视圣寺、福建鼓山涌泉寺等祖庭道场时，虚老和尚都是以严守戒律人手，“用戒引化，重新整理”。遵照戒律，启坛传授三坛大戒‘戒坛清净，一丝不苟，戒期都有53天之久，而且是传一次不够，机缘圆满时又传第二次。1930年在福建省鼓山主持启坛传授三坛大戒之前，虚云老和尚就发起倡印《三坛传戒正范》，以正戒规。在此书刊印即将告竣之时，虚老和尚亲自撰写《重刊三坛传戒仪范后跋》，对当时一些寺院传戒不如法，有违规制的作法加以批评，“法运秋晚，魔强难支。戒行严，道风不振，察其原因，盖由滥设戒坛之过咎，病弊丛生，慧命丝悬，危如垒卯。”重申自己之所以主持重刊此《仪范》，目的在于“遮足以补过去之漏，匡未来戒法之疏。”在曹溪南华禅寺、云门山大觉禅寺等处更是成为定例，每三年传一次。1955年在云居山真如禅寺主持传戒，当时因遇障碍因缘，而专程来山求戒者多达数百人，大规模传授三坛大戒难于如愿。虚云老和尚视缘而行，以其宽广度众与续佛慧命之慈悲心，遵《增一阿含经》所要求的“诸佛常法，著称善来比丘，便成沙门”， 而开自誓受戒之方便法门。尽管这样，虚老和尚仍是一丝不苟，如法如律。首先，用十多天时间，为所有戒子讲说戒律与授戒仪规和意义，反复强调“戒律是佛教的根本”，并且详细地讲说衣钵、戒法、戒体、戒行、戒相等基本概念，解说自己这次开自誓受戒方便法门，实在是出于无奈，“碰着障碍因缘，万不得已而权施方便”。同时，虚云老和尚告诉众戒子，你们千里迢迢来到云居山求戒，是发了向佛之心，在这里“看到了戒坛，十师也认得了。我每天讲授戒法也听到了。虽未正式登坛，但诸位各回本处自誓，我也在此作法，遥为回向。虽未算如法，也不为草率。”此后，虚老和尚再三要求众戒子各自回到本处后，要严格遵守“开自誓受戒方便”的仪规与此次受戒的安排，在规定的日期中“如是礼仟，须虞诚恳切。如见好相，即为得戒。”同时，虚老和尚要求众戒子在得到戒牒之后，对于“毗尼威仪，规矩法则，切须学习，”严格奉持，千万不可掉以轻心，视同儿戏。虚老和尚还苦口婆心地劝告众戒子，“若诸位不肯留心，不能如戒行持，则盗佛形仪，妄称释子。惟为一纸戒牒，徒挂空名，则日后之果报不可言说，是为极苦。”谆谆教导，一片婆心。也正是这样，1955年虚老和尚在云居山传戒，尽管当时条件所限，遇上障碍因缘，但他老人家仍然坚持如法如律，丝毫不懈，严格进行，终于功德圆满，并且成为新中国佛教传戒的一次典范，至今得到人们称誉。
虚老和尚在百余年持戒实践中，认识到印度传人中国的佛教戒律，是当年佛祖释迎牟尼佛为规范、约束众弟子的举止行为而制定的。而其制定，是根据当时印度的情况为依据。佛祖制戒有性戒、遮戒两种，同时佛教戒律中还有轻、重之别。虚云老和尚对此深人研究，多有见地，在为众人讲说戒律时，反复告诫他们要明白戒中的开遮、轻重，以区别对待，准确奉守。晚年驻锡江西云居山，1955年在为新戒说戒时，虚老再一次对此加以强调，指出佛教传人中国，特别是到了今天，中国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都与印度当年情景不同。所以，我们今天中国佛教徒在受持戒律时，就要明白这一道理，“必须因地、因事、因时制宜，决不能墨守绳法。”而且“我们对于受持遮戒，贵在遵循如来制戒之本意，不在于死守条文。”基于这一原则，虚老和尚主张“若得佛意，虽与条文相违亦名持戒。若不得佛意，虽遵条文亦犯戒。”不仅如此，虚老和尚还特别强调，佛门弟子千万“不能以此藉口，而将如来所制戒律一概抹煞。各宜深入律藏，神而会之。”由此，虚云老和尚进一步结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教的实际情况，强调“佛弟子的日常生活、衣食住等可以权变的，惟有三学思想，即戒定慧等理论不能改动。”由于千余年来，中国佛弟子的衣食住等制度与当年印度大不相同，虚老和尚认为“既然时间、地点、条件都变了，则佛教中的若干生活习惯自也应因时制宜。”也正是这样，虚老和尚率领云居山僧众开展生产自养，但也有个别人对此有异议。针对这种情况，虚云老和尚在讲开示时再次强调，释迎牟尼佛所制的戒中的确“有自手掘地及自手纺织等戒”，但这是遮戒。因此，就中国现在的社会制度与风俗习惯来说，僧众耕田织布并不是犯戒。虚老和尚还告诉大家这不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早在千余年前百丈怀海掸师就已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佳举。所以，虚老和尚反复教诫众人应当在劳动中切不可忘修持，在修持中也不可废了劳动，修持与劳动两者是可以兼行并进的。从中国佛教发展实际来看，虚老和尚的这些观点正是其对戒律的正确理解与认识的具体反映，对推进当代中国佛教界“生产自养，自力更生”的进一步深化有着很强的指导作用，必将产生不可低估的实践意义与长远的历史影响。综上所述，虚云老和尚以虞诚信佛之心，深人三藏，尤其对戒律有着全面和准确的认识与理解，而且百年余如一日，严奉毗尼，始终如一，丝毫不懈，直到120岁圆寂之际，仍是以严奉戒律作为临终遗嘱。正是这样，虚老和尚一生对于佛教戒律铭记于心，实践于身，严格自律，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学习楷模。同时，虚老和尚对传统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方面有独特的见解，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化戒律思想，为中国佛教徒开展生产自养提供了戒律思想的理论依据，在当代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加强信仰，教制，组织，道风，人才建设有着很现实的指导意义。
录自《丛林》 一九九九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