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佛教与社会运动——一个当代台湾佛教史的考察

　　释传法法师

　　研究动机

　　台湾自从解严之后，社会面临空前的变局，一党独大之政治体制崩解，民主的步调异常快速，热烈参与政治成为一种“全民运动”，社会运动也非常蓬勃，种种新制度、新思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种人民团体纷纷结社成立，群策群力为某种理念的宣扬、或当前体制的改善、或为己群维护权益、或为弱势争取正义。在这波社会参与之时代潮流当中，佛教也并没有缺席，而且也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成为当代台湾佛教相当独特的现象。

　　“社会运动”，在保守的佛教界中，是饶富争议的议题。虽然若干佛学研究者曾有提及，但都是零散的片段，整体性的相关研究至今付之阙如，这是相当可惋惜的。少数具有问题意识的论文，或以学理的探究为重点，或以某一实践范例为主体，或焦点放在不具争议性的社会关怀之上。换言之，至今佛教界尚未有把 “佛教社会运动”，尝试当作一个严肃课题来作整体研究的。

　　台湾佛教界开始积极参与台湾社会运动，是迟至政府宣布解严(一九八七)以后，所以不论从时序来看，或从现实发展的脉络来看，当代台湾佛教社会运动的兴起，应视为是受到台湾整体社会环境重大变革的影响，和各种其他社会运动正风起云涌、相互激荡后，所衍生的宗教生态新变革与宗教事务再调整的一环。

　　换言之，台湾佛教社会运动的兴起背景，在本质上，是稍后于其他类型的各种社会运动，并受其影响的；但仍可视为整体台湾当代社会面临各种新变局、新挑战之后，亦蔓延到原本稍嫌保守的台湾传统佛教界，并因而在短期内也随之产生相对的思想回应(人间佛教思想的重新提出)和集体行动回应(台湾佛教社会运动的逐渐出现和展开)。

　　亦即，既然当代台湾佛教社会运动的兴起，是与当代台湾社会风起云涌的各种社会运动有密切关联，因此，有必要先了解在此之前其他当代台湾社会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与发展状况。同时，也可藉此了解：在面临外在大环境的剧烈变革与重大冲击之下，到底台湾传统的佛教界要如何调整其相对保守的心态与缓慢步伐？或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地，做出其本身对外在环境的挑战应有的回应？

　　所以在本文中，我们将先介绍这些思想和行动上曾催生当代台湾佛教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然后再就台湾佛教界本身所受的冲击和回应提出一些初步的说明。

　　当代台湾佛教社会运动兴起之背景

　　台湾社会运动的出现，虽不是政府实施解严的结果，但是政治结构的变迁，仍是催生社会运动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有必要先了解政治解严所带来的各种影响。

　　自从解严以后，许多政治禁忌解除，开放“党禁”和“报禁”，一连串政治改革的措施，基本上对于社会运动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与容忍，塑造了较有利于社会运动的环境，使得长期以来潜存在既有政治秩序之下的结构性问题得以浮上台面。

　　台湾社会运动的兴起，与政治力的解除虽有密切关系，但是民国七十年代台湾经济的突飞猛进，则进一步提供了社会变迁的基础，为社会运动提供必要的条件。在此时期，由于经济力的提升，促使中产阶级的崛起和教育的普及，愈来愈多具有新知识与新观念的知识分子，勇于对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表达不满，并提出严厉的批判，对社会运动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台湾社会运动的起步颇为艰辛，其出现可追溯自民国七十年代初期，在这段早期内所发生的社会运动，主要是属于政治反对运动(或说是民主运动)，基本上是对威权体制的一种反弹，要求政府修改政策、放松对社会的管制。在这段被称之为“白色恐怖”的时期里，有许多知识分子纷纷站出来与威权体制对抗，并要求全面的政治改革。由于他们所起的带头作用，其他攸关民生的社会运动也开始酝酿。到了民国七十六年戒严令一解除，积蕴已久的庞大民间力量宛如洪水出闸，抗争运动顿时风起云涌。

　　民国七十年至民国八十年的十年当中，是台湾社会运动发展的黄金年代，也是台湾从“政府主权至上”转型为“公民社会”的重要阶段。有些人以为台湾社会运动的出现，是政府实施解严的结果，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推论，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应该是说，七十年代早期的政治反对运动，引导了农民、妇女、消费者、劳工等相继投入社会问题的改造；尔后发生在民国六十九年至七十六年间的社会运动，也促成了政治解严和民主化的诞生；相对地，政治控制力的松绑，也加速了社会运动的动员和成形，进一步促使国民党不得不对愈来愈高涨的改革声浪采取妥协，以避免人民强烈的反弹。

　　论到社会运动的操作方式，早期是以著述立说表达立场，后来进一步提升到具体的行动，如举办演讲、研讨会、协调会、陈情、请愿、检举、围堵、抗议。后来各式各样的施压途径开始成形，如记者会、公听会、游说、联署、游行、释宪，力促政府拟定较妥善的政策与措施。

　　综观当代台湾的社会运动，基本上，大部分都不具有政治意识型态的色彩，而是在与生活攸关的议题上向公权机构挑战，朝向他们认为比较合理公平的方向去谋改善。社会运动，乃是作为弱势群体要求权益的补偿和救济的手段，它是改变社会结构的催化剂，也是达到社会公平化、合理化的途径之一，也是许多具有理想性的社会清流实践生命理想的场域。

　　以上，简略地说明了台湾当代社会运动兴起之背景，然而，这些大环境的剧烈变动，又与佛教有何关系？传统的佛教界究竟如何调整来因应大环境的剧烈变革与重大冲击？又有哪些被动或主动的挑战与回应？

　　人间佛教思想的再提出与流行

　　光复后影响台湾佛教最深的，就是政治上长达三十八年戒严体制的存在。在戒严时期，大多数的集会和游行的权利横遭冻结，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备受限制，由于政治的威权无孔不入，再加上中国自古以来“以政御教”的政治挂帅文化，长期薰染下来，僧尼不自觉中居于谦卑附庸的地位，也已经理所当然认为不应该涉入政治。

　　到了民国七十六年解严之后，由于“人民团体组织”和“集会游行法”的订定，使得佛教团体迅速朝向“多元化”发展，意识型态不同的新兴教派相继出现。由昭慧法师主导的中佛会“护教组”，也在解严翌年成立。由于法律的修订，让各个团体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各显神通，如今，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寺协会、慈济功德会，在组织规模或会员人数方面，都远远超过中国佛教会。

　　但是整体而言，由于长期以来对于政治依附或疏离的惯性使然，佛教界对于日趋频繁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反对运动，也因为缺乏正确的了解或莫名的偏见，而采取疏离和批判的态度。然而，随着社会的巨大变化，佛教徒也逐渐出现较具自主性、本土性的政治表态，探讨台湾佛教与政治互动关系的论文也纷纷出现。

　　在具体的行动上，台湾佛教逐渐出现和展开的社会运动，起初是由于来自当代各种新变局、新挑战的刺激，其后亦由于为了因应社会对宗教的或隐或显的新期许及新要求，才促使传统佛教界适时做出反省与调整。

　　但是回顾当时的台湾佛教界，是以西方净土的追求为终极理想的保守派为思想主流，表现在宗教伦理方面，则倾向于传统的放生和惜福，表现在政治伦理方面，则以“中立超然”为美德。这样的保守态度，根本无法因应外在大环境的剧烈变革与重大冲击，因此，重新建构一套能“契理又契机”(既契法义又契时代机宜)的思想蓝图，成为一件佛教界在短时内亟需解决的课题。

　　而印顺导师早年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虽长期未被佛教界重视，但，由于相对时空的环境已发生剧烈的转变，其思想的精义亦随之逐渐出现了新的知音，以及开始有了较多的追随者，于是就在上述这样──外在刺激与内在需求──的双重因素之下，此一人间佛教思想重新被提出来，并很快地蔚为当代台湾佛教界的主流思想。

　　虽然人间佛教思潮早在民国初年即已出现，但是要广为台湾社会熟悉和接受，还是在七十年代以后的事。它的日渐普遍与发扬，与台湾社会的巨大变化以及佛教界的自我调整有关，成为当代台湾佛教展开“契理契机”的思想与行动建设的活水源头。

　　如是，在人间佛教思潮的影响之下，佛教界也相继有“幸福人生讲座”、“预约人间净土”、“心灵净化运动”、“关怀社会净化人心”、“佛法满人间”、“心灵环保”、“尊重生命”以及“环保礼仪”等等新伦理观的推动，一方面提供了社会所需要的伦理建构与规范整合，一方面也尝试将佛教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将佛教伦理作了新的诠释。

　　在民国七十九年元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就是以“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为主题，中文组论文并已结集成《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出版(东大，民80)。于民国七十八年创刊的“佛教新闻周刊”，更是大量报导相关专题，其中，因应台湾社会环保意识的觉醒，抗议环境污染的社会运动频繁，有关佛教义理与环保理念的结合，成为佛教学者关心的重要议题。

　　受到此时代思潮影响的，例如慈济证严、佛光星云、法鼓圣严等诸山领导人，皆先后高举“人间佛教”、“人间净土”、“人生佛教”、“心灵改革”的旗帜，以现代的基金会模式兴办成为主流，逐渐发展成国际性、世界性的超级佛教组织。对于在台湾社会已成为主流的“生态环保”与“政治革新”运动，纷纷予以响应，充分展现现代佛教也具备了补救社会弊病的社会功能。其中的重要人物有传道法师及昭慧法师，后者所发起的“动物保护运动”，甚至领导了当代台湾社会运动的发展方向。

　　正如邱敏捷所言，当代台湾的“佛教团体立本于菩萨‘严土熟生’的本怀，以及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的启发，纷纷有感而发、不约而同地从过去‘出世者’的身份，摇身蜕变成倡导环保意识、推动保育工作的‘前卫派’。”

　　当代台湾佛教的社会运动的理论基础

　　就在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影响之下，当代台湾佛教开始盛行“人间佛教运动”。佛教界开始将对“西方”的关爱眼神投向此间，着重此时、此地、此人的关怀与净化，展开种种包括文化、教育、慈善、医疗、环保等等社会公益事业。更有部分佛弟子省觉到佛教界传统见解之流弊，也开始直接投身于环境保护、动物保护等等社会运动，积极介入公共领域影响政府政策，不但紧紧扣合社会脉动，更洞烛时代机先，对于教内或教外都曾经起着振聋发聩、振衰起弊的作用，以迄于今。

　　虽然不见得所有的佛教社会运动都与印顺导师有关，但是无疑都曾受到印顺导师人间佛教思想直接或间接的启发。换言之，台湾传统的佛教界在调整步伐回应时代的同时(或稍早)，在思想上就出现了相对应的调整。

　　影响当代台湾佛教极为深远的印顺导师人间佛教思想，并非是当代台湾佛教的产物，而是早在民国三十年代即已建构完成。其渊源自太虚大师“人生佛教”，但是此处必须强调的是：(一)印顺导师对于人生佛教，并不是“照着讲”而已，而是“批判性地继承”后再有所创新的。(二)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从思想的拟定到重新被当代台湾佛教所提倡，其间实际上曾出现四十年以上的传播潜伏期。

　　在这段传播的潜伏期间，佛教界对于印顺导师的思想多所排斥，也没有真正理解他思想的知音，此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甚至让导师一度自嘲是“冰雪大地撒种的痴汉”。

　　然而，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整个台湾社会环境已出现巨大的改变，而整个佛教界也由于面临外在社会对于佛教社会功能的质疑，必须有所回应，于是才逐渐感觉到原先居主流地位的中国传统佛教理论与现况之间其实存在着重大差距与断裂，然后才又重新回头掘发出早已存在但一直未被重视和发扬的“人间佛教”思想，来作为台湾佛教界当代入世关怀的理论基础。从此，人间佛教在台湾才逐渐流行成为一种风气。

　　但在此一台湾当代人间佛教的思想潮流中，另一以继承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为号召的潮流，亦不可忽视。例如，当代台湾佛教四大道场之一的高雄佛光山寺，以星云大师为首，基本上即是以弘扬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理想为事业目标的。也因此，台湾佛教史学家江灿腾教授即因此判定此一“人间佛教思想”，虽亦是台湾重要的“人间佛教思想”之一，但在本质上是源自在大陆时期的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故应归类为“无批判性的继承”；反之，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与太虚大师之间的思想关系，如本文之前所述，其实是“批判性的继承”。

　　其实，改革佛教以适应时代，原本也就是太虚大师当年所关心的重点。而当年太虚大师之所以提出人生佛教，就是因为意识到民国初年以后民主时代的来临，以及佛教内忧外患交煎的教运危机之下，而认为复兴佛教的唯一途径，唯有佛教扫除出世传统的旧习、关怀现世社会，展开对于新环境与新时代的适应，方能挽救教运颓势。

　　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不但是思想体系的建构，更提出一套改革佛教的具体方案。对内，大师提出教理、教制与教产三大革命的主张；对外，则援引了许多时事新知、社会主义思潮，主张佛教应将关怀的视野扩及于全世界的人类社会，反映出他对佛教不但要顺应时代、改造世界，更要进一步领导时代的深刻期许。其激进的革命主张与融贯世学的新作风，令守旧长老闻太虚二字就头痛三日，但却开创了近代佛教现代化的先机。

　　太虚大师生平积极于佛教改革、社会革命的新潮作风，不论在当时还是今日，都是相当突出的。故就此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既然政治兴革攸关社会国家的前途，也攸关佛教的发展，所以当代台湾的他的追随者，因体悟大师的时代精神，而涉入台湾的政治或社会运动，亦当为理所当然之举。

　　相对于台湾其他“唯心论”倾向之“人间佛教”提倡者的保守，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则有所不同。在《净土与禅》一书中，导师即指出：人间净土不是偏于唯心自证的“唯心净土”，因依他所见，“人间净土”不但是“众生界的净化”，还要包括“自然界的净化”。换言之，印顺导师的人间净土是：(一)立足于缘起论而非唯心论，这不但是慈悲的根源，也是革新世界、净化人间的唯一工具。(二)事理兼重的，自心的净化必须配合以众生的救拔、环境的改善，这因为心境、物我、自他都是密切相关的。对于人菩萨行，导师又提醒两个要点：(一)是真理相感召之下共愿同行者的共同努力，集体比个人的力量更为强大；(二)要有菩提愿、真空见、大悲心，不离世间、净化世间而成正觉。

　　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印顺导师立本于“缘起论”的人间佛教思想，强调共愿同行的人间菩萨，以群体的力量，去进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人为制度的改善与净化，实践自利利他的菩萨大业。为当代台湾佛教的社会运动，建立了内在的理论基础。

　　导师曾说：“正面的去从事经济政治等活动，并不妨碍自己的清净解脱。”“政治、经济等，在吻合佛教的思想体系下，何尝不是佛法？因为它(按：大乘佛教)主张世间法即是出世法的原故。”可见对于佛教徒涉入、参与政治经济等活动，印顺导师倾向于赞同的态度。但是僧伽是否适宜参与政治？导师的看法是不如在家居士行之更为恰当，更遑论僧伽干治或组党了。

　　既然政治的良窳攸关苍生疾苦，而宗教师又确实不适宜直接参与政治选举、分享政治权柄，那么，宗教师可以什么方式来关怀政治、革新政治呢？社会运动于是就呼之欲出了。因为，透过社会运动的操作，宗教师可以“在野”的身份监督政府，不作任何政党的附庸，不涉入政治权力的斗争，超然于各政党之外，而达到改造社会、济世利生的目的。

　　结语

　　由以上论述可知，无论是太虚大师还是印顺导师，都企图打破过去一般惯性的思考与行动模式，对于社会政治的参与可说态度相当积极投入，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也并不反对采取激烈的政治革命。两位大师的思想，都可以作为当今台湾佛教社会运动的理论基础。

　　但是由于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的继承者，对他的改革精神与理想未能全然掌握。至于印顺导师，由于孱弱的身躯与较无开创事业的雄心，比较看不到他从事改革的实际事行，但是受到其思想的振奋鼓舞，佛弟子纷纷从旧传统的思想包袱以及种种似是而非的文化偏见中摆脱出来，展开对于当代台湾社会思潮的行动回应——社会运动。

　　就如前所叙述的，在七、八十年代，台湾社会产生了不少的社会问题，有相当多的社会清流，或基于对受迫弱势的同情与正义感，或基于对环境问题的危机意识，还有对于社会问题的根源性理解，纷纷投入不一定与个己利害相关的社会运动。他们是战后台湾的新兴知识阶级，也是社会的菁英，对于宗教淑事化萌的功能，有着不同以往的期待与批判。在这股洪流当中，基督教更早在解严之前，就参与了台湾的民主运动，对当代台湾政治社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与牺牲。而佛教呢？

　　于是，就在这“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情意驱策下，佛教僧侣也相继投入这“人间佛教的试炼场”——社会运动，虽然在时间上落后了许多，但是就“事功”而言却不落人后：

　　(一)“引导型”社会运动：由佛教所创发的社运议题，比响应型社会运动更具有佛教“契理”的内涵，而能够发挥与一般社运不同的社会功能，“由内而外”地影响及于外界，甚至引导社会民众的响应与参与，对于弱势生命的救护与扭转众生之共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部分包括：1.对外的社会改革，包括“护生”运动——基于众生平等之信念，提倡动物权与动物福利的动物保护运动；“护教”运动——改革或抵制社会对于佛教的偏见与伤害，如思凡事件、护观音运动，或者为佛教争取与其他宗教对等的待遇，如佛诞放假运动；以及反赌博合法化运动等等。2.对内的佛教改革——佛教两性平权运动，提倡废除八敬法。

　　(二)“响应型”社会运动：社运的议题乃由外界所发起，影响及于佛教界而亦起而响应的社会运动，例如环保运动、反核运动、净化选风运动、援救马晓滨事件。

　　由于篇幅所限，当代台湾佛教的社会运动其内容细节、影响力，在此无法详述，就留待笔者的硕士论文再予以细说分明了。

　　90.11.27. 于关怀生命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