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藏传佛教与民族团结

温金玉

五台山为文殊菩萨应化道场。文殊菩萨智慧第一，在佛经中被称为诸佛之母，在佛教信仰体系中地位极尊。五台山因此缘由，也就备受僧俗信众的信仰、历代帝王的崇建以及名公宰臣的护持，成为汉、藏、满、蒙、土各民族尊奉、海内外知名的佛教圣地。

五台山

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兴起，始于元代。13世纪中叶，藏传佛教的各大宗派次第形成，在广大的蒙藏地区已成为普遍的信仰，并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稳定、人心向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元1244年，为了安抚藏区民众，当时驻军凉州的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汗致书召请藏区最具威望的萨迦班智达北上凉州会谈。萨迦班智达带其侄子八思巴至凉州会见阔端汗。1251年，萨迦班智达和阔端汗先后死于凉州，于是八思巴继承萨迦班智达的地位，成为萨迦派的教主。1253年，八思巴应召与忽必烈会晤，深得赏识。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继承蒙古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北京)，邀请八思巴到大都，设置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和藏区的事务，八思巴兼管总制院事。同年秋，忽必烈从八思巴受戒，加封其为帝师。自八思巴起，先后封萨迦派14位高僧为大元帝师，成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的政治实权人物。从此直到元末，在元代帝王和皇室的崇信和扶持下，藏传佛教一直十分兴盛。《元史·释老志》载：“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

藏传佛教自元代传入我国内地，在许多地方留下独具特色的文化胜迹，五台山、北京、承德最终成为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三大中心。其中五台山又因是密法金刚界五部佛降世演教之地而地位尤高。追溯藏传佛教的历史源流，可以看到五台山与藏传佛教的甚深因缘。唐代是五台山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寺院有360余处，僧众达万人。各宗各派都在五台山开宗演教，建立弘法基地。其时密宗在五台山亦十分活跃，不空大师派弟子含光在此建金阁寺。密宗对文殊菩萨最为尊崇，以文殊崇拜为核心的五台山佛教在当时影响极大。汉地佛教在唐时传入吐蕃，成为藏传佛教的来源之一。五台山佛教文化也因此为藏地所知，从此也开始了藏地僧人至五台山的朝礼活动。据藏文史书《拔协》记载，赤松德赞时，吐蕃派往汉地的使臣桑喜等5人，曾往五台山求取佛寺图样。《册府元龟》也载“穆宗长庆四年九月甲子，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山在代州，多浮图之迹，西戎尚此教，故来求之。”吐蕃占领河西后，在敦煌石窟壁画上还留下五台山图。据初步调查，莫高窟和榆林窟中共有中唐、晚唐、五代8幅五台山图。据《往五台山行记》等载，当时许多藏地僧人不远万里，朝礼五台山。以现有资料看，从11世纪后半叶开始，藏地高僧便至五台山朝礼，藏传佛教希解派的祖师帕当巴桑结就亲往五台山礼拜。但藏传佛教大规模的传入内地，应是在元代。元皇室皈敬萨迦派，并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八思巴圆寂后，元仁宗于延佑六年(1319)下诏令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岁时致享。泰定元年(1324)又绘制八思巴像，颁发各省。五台山作为有缘必朝之地，当然受到藏地僧众的崇拜。阿旺贡噶索南在《萨迦世系史》中记载说，八思巴23岁时就被迎请前往五台山，听受大威德、玛哈玛雅、金刚界、时轮等全套密法及疏释。此外，还听受了中观论、俱舍论等。八思巴在学法之余，还着赞文4篇，有《文殊菩萨名号赞》、《文殊菩萨坚固*轮赞》、《赞颂文殊菩萨——花朵之鬘》、《在五台山赞颂文殊菩萨——珍宝之鬘》。在赞文中，他依密教的观点，将五台山的五顶看作是密法金刚界五部佛的佛座。因八思巴之地位和影响，由他赞颂诠释的五台山在藏传佛教中更是盛誉空前。八思巴曾铸千斤玛哈嘎拉铜像，作为元朝的护法神，奉祀于五台山。至今在五台山华严谷还有普恩寺(俗称西天寺)遗址，寺中有一高约十米的藏式佛塔，当地人认为是八思巴的“衣冠塔”，说是为了纪念八思巴与圣地五台山的这一段因缘。

五台山的标志性建筑:塔院寺内的大白塔

八思巴之后，在五台山活动的藏传佛教高僧是胆巴。胆巴是八思巴在首次返藏途中收的弟子，后随八思巴面谒忽必烈，因传授玛哈嘎拉大法而名重朝野。八思巴曾举荐胆巴常驻五台山寿宁寺。《胆巴碑》载：“至元七年，与帝师八思巴俱至中国。帝师者，乃圣师之昆弟也。帝师告归西蕃，以教门之事属之师，始于五台山建道场，行秘密咒法，作诸佛事，祠祭摩诃伽剌。持戒甚严，昼夜不懈，屡彰神异，赫然流闻。自是德业隆盛，人天归敬。”胆巴住持寿宁寺，建立道场，传秘密法，这在五台山开藏传佛教演法之先。元时还有许多藏地高僧于五台山活动，如八思巴的弟子、元朝第四任帝师意希仁钦(1249—1295)，就圆寂于五台山。噶玛噶举黑帽系三世活佛攘迥多杰(1284—1339)应元文宗之请进京做法，至京时，元文宗已去世，他便为元宁宗和皇后做秘密灌顶。于1334年返藏途中，专程至五台山朝山。

由于五台山特殊的宗教地位，元室诸帝对五台山佛教尊崇有加。《清凉山志》载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就曾诏曰：“朕眷仰灵峰，大圣所宅。清修之士，冥赞化机。官民人等，不得侵暴。”第二年造经一藏，敕送五台山善住院，令僧披阅，并修十二佛刹。元贞元年(1295)，元成帝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元史·武宗本纪》载，至大元年(1308)二月，元武宗“发军千五百人修五台山佛寺”。同年十一月，再“摘军六千五百人供其役。”至大三年(1310)，又一次增派工匠军卒，“营五台寺，役工匠千四百人，军三千五百人”。参加营建施工的人数达12900人，可见当时工程规模之大。元代五台山新建、重建寺院有万圣佑国寺、大圆照寺、普恩寺、铁瓦寺、寿宁寺、西寿宁寺、护国寺、金灯寺、望海寺、温泉寺、石塔寺、清凉寺等。元代兴建的寺院，规定住僧三百，住持由朝廷选派任命，朝廷并将大量土地赐与寺院。元代五台山的寺院不仅拥有田产，还开采铁矿、经营贸易，这就为元代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经过元代诸帝的崇建，汉藏蒙人民的信奉，五台山在元代成为兼弘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圣地。

五台山南山寺

明清两朝又是五台山佛教的兴盛时期。出身于僧侣的明太祖朱元璋，自是尊崇佛教，以下诸帝也都崇信佛法。为了笼络蒙藏民族，维护大一统的王朝统治，明代特别重视藏传佛教，并不断对五台山遣使供养，建寺修塔，因此使五台山自元代始兴的藏传佛教，到了明代，发展到与汉传佛教等量齐观的地位。明统治者十分明了藏传佛教高僧对安抚边地的作用，所以不惜代价招徕藏地高僧。《明实录》馆本卷250记载：“以西番俗尚浮屠，故立之以来远人也。”安抚了各个宗派的高僧，也就是安抚了边地民众。《明史》卷331“西域传”三载：“初，太祖招来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边患。”明成祖完全承接了明太祖加强与蒙藏地区交流的政策，永乐元年(1403)派人到西藏迎请名僧哈里麻，藏族史书《贤者喜宴》中完整记录了迎请诏书。永乐四年(1406)，哈里麻到京，于钟山灵谷寺建普度大斋，为帝后荐福，受封为“如来DB法王”，统领天下释教。哈里麻恐朝廷之下有妨禅修，遂至五台山。《清凉山志》载：“奏辞，游五台，上赐旌幢伞盖之仪，遣使卫送于五台山显通寺。”永乐五年(1407)，命太监杨昇修寺宇及舍利塔(即大白塔)，并首建塔院寺，“以饰法王之居”。后“入灭火化，无遗物……敕太监杨昇塑像于显通法堂。”《明史》卷331载，明成祖曾“命哈里麻赴五台山建大斋”，敕五台山十寺为国祝厘，命五台县按月供给寺僧米粮，又将贝叶经及梵文经藏赐于大文殊寺(菩萨顶)。其时，宗喀巴在藏地整顿佛教，声誉日重，影响深远。永乐帝闻之，亦遣人召请，宗喀巴遂派弟子释迦也失前往北京。永乐十二年(1414)经成都至北京，驻锡法源寺。次年，成祖赐“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之印诰。释迦也失慕文殊之道，至五台山，栖止显通寺潜心修法，历时年余。宣德六年(1431)返回，九年(1434)三度入朝，宣宗留住于京，册封“大慈法王”称号。格鲁派认为宗喀巴为文殊菩萨的化身，于是文殊道场五台山与宗喀巴又紧密相连，越发加重了五台山在藏地人们心中的地位。正统十年(1445)，明英宗敕造大藏经送普恩寺。明成化十七年所立《敕谕碑》中，已明确将朝廷任命的五台山僧官称为“钦依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僧寺”，这说明五台山佛寺已分为汉僧寺和番僧寺。自元代藏地佛教传入五台山以来，当地寺院就逐渐分化为“青庙”和“黄庙”。汉地僧人因着青衣而称“青衣僧”，格鲁派僧人因戴黄帽而称“黄衣僧”。据《清凉山志》记载，当时“台内佛刹，凡六十八所”，“台外佛刹，凡三十六所”。万历十年(1582)，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在显通寺讲经时，百日之内，常住上牌一千众，僧俗每日不下万人，也可说明当时五台山佛教之盛。

菩萨顶——五台山最大最完整的一座喇嘛教寺院

入关统治中原的清帝国，更是对佛教优加崇奉。《山西通志》载，从康熙开始，“国家绥柔蒙古，特兴黄教，宏启宗门，藉资控驭，是中外乂安，边民享升平之福者逾二百祀。而清凉五顶以近邻郊圻，岁或再至，怀柔最先。”国家非常重视利用藏传佛教格鲁派来加强中央政府和蒙藏地区的联系，史称“以黄教绥柔蒙古”。据三世章嘉活佛《清凉山志》载，顺治十七年，顺治皇帝朝礼五台山时，曾将原属青庙的菩萨顶改为黄庙，回京后又委派北京西山满族喇嘛阿王老藏至菩萨顶主持，总理番汉各寺。从康熙年间到清末，朝廷又将统辖内蒙古、青海佛教事务的大活佛章嘉呼图克图迁住五台山镇海寺，以这种鼓励蒙古族佛教徒朝拜五台山的办法来融洽民族关系，稳定边疆秩序。康熙皇帝曾五赴五台山，敕建寺院五所。康熙二十二年(1683)将台内十座汉庙：罗寺、寿宁寺、三泉寺、玉花寺、七佛寺、金刚窟、善财洞、普庵寺、台麓寺、涌泉寺改为黄庙，汉僧也一并改为喇嘛僧，寺内所有塑像和陈设俱以藏传佛教风格重新布置。此外，至今仍流传有在康熙年间遭废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曾至五台山观音洞静修、后又圆寂于此的说法。如牙含章先生着《达赖喇嘛传》中就提到过这一传说，并引藏文《十三世达赖传》的记载：“十三世达赖到五台山朝佛时，曾亲自去参观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闭关坐静的寺庙”。这更加强了藏地信众对五台山的向往。乾隆皇帝也赴五台山六次，每次都要在菩萨顶建坛讲经，焚香礼拜，尤对藏传佛寺赏赐钱物，宠遇极隆。由于朝廷的尊崇，五台山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极为兴盛。《五台新志》说，雍正时，五台山已有规模宏大的黄庙26所，“黄衣僧恒千余”。据高鹤年《名山游访记》载，嘉庆时，仅菩萨顶就有喇嘛561人，最多时达3000余人。在清代，五台山佛教促进了汉、蒙、藏、满、土各民族的团结，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西巡盛典》卷二就明确记载，五台山藏传佛教“为诸藩部倾心信奉，进关朝山顶礼者接踵不绝，诚中华卫藏也。”藏传佛教在五台山传入、发展、壮大的历程，从一个角度也反映出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的隶属关系，反映了汉藏蒙满各民族友好相处的融洽关系。

民国中期以后，由于社会动乱，许多人流离失所，寺院成为人们的避难之所。据有关资料统计，民国二十八年(1939)五台山境内有寺宇110所，僧尼2200人，其中喇嘛800余人。沌谷《五台山参佛日记》中说，民国时“黄衣僧，大寺六七，中小数十，综计僧徒约三四千人。”

山西五台山寺庙   五台山台怀镇

五台山藏传佛寺在管理上属于两个体系，一是由西藏达赖喇嘛选派的扎萨克大喇嘛管理的寺院，约有20余处；一是由章嘉活佛管理的镇海寺和“佛爷五处”，即普乐院、集福寺、广化寺、文殊院、慈福寺等。这两个系统，扎萨克大喇嘛为主，章嘉活佛为客。五台山诸寺中，菩萨顶地位最高，是扎萨克大喇嘛的驻锡地。扎萨克大喇嘛全称为“钦命管理五台山喇嘛事务掌印扎萨克大喇嘛”，僧官二品，每任6年。达赖喇嘛共派出19任扎萨克大喇嘛。扎萨克大喇嘛地位极尊，总理番汉僧团，出行时许坐八抬大轿，鸣锣开道。康熙二十三年(1684)三月，康熙敕命“于菩萨顶前后山门设官永镇，把总一员，马兵十名，步兵三十名，守护香火供器。”这在五台山是独有的。今天从菩萨顶大殿顶覆黄琉璃瓦，壁镌金龙，这些皇宫中才有的装饰，便可想见当年菩萨顶的地位。

清初诸帝虽倾心于藏传佛教，但藏地佛教的肆意发展、政教合一的体制模式，也使统治层有一份担心，所以巧妙地采取了既尊崇又限制的策略，面对达赖、班禅两大活佛在藏传佛教中的至尊地位，清廷采用多封众建的方针以分其势。章嘉活佛系统的被扶持，就是一个例证。章嘉活佛原为青海佑宁寺活佛系统，二世章嘉活佛深得康熙崇敬，被封为“章嘉呼图克图灌顶普善广济大国师”，总理蒙古佛教事务。从此，章嘉活佛成为仅次于达赖、班禅的藏传佛教领袖。清廷请他常驻五台山，意义重大。正因为章嘉活佛的影响，才会有袁希涛《游五台山记》所描写的“内外蒙古进香者，每年四月至十月，络绎不绝，檀施云集。”蒙藏佛教徒对五台山十分尊崇，“内外蒙古王公台吉，驱驼马牛羊数千里，倾诚贡献者不绝于道”。

近现代以来，更有多位高僧驻锡五台山，开展汉藏文化交流，为民族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能海法师是现代佛教界着名高僧，1928年他偕同戒数人入藏，历尽艰辛，到达拉萨，拜康萨仁波切为上师，学习显密教理。1935年，他返回内地，第一次登上五台山，即被推举为五台山碧山禅寺的方丈。他依照律制结夏安居，为住院十方僧众讲解显密教法。更在学僧中，选出行持精进者约40人，组成金刚院，使五台山沉寂多年的密法修持再次兴盛。1940年，能海法师率领弟子多人再次赴藏，此次康萨仁波切将生平所用衣钵及法螺、佛像等一并传与能海法师。新中国成立后，能海法师曾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52年，代表中国宗教界参加以宋庆龄为团长的和平代表团，出席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1953年，他再返五台山，驻锡清凉桥吉祥寺。1955年，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和平会议。此后，能海法师回到五台山清凉桥吉祥寺，讲授《现观庄严论》，一直至1966年圆寂。1979年7月，法师的灵骨被建塔安奉于五台山宝塔寺的东山坡。赵朴初会长撰碑铭：“承文殊教，振锡清凉。显密双弘，遥遵法王。律覆冰洁，智刃金刚。作和平使，为释宗光。五巅嶷嶷，三峨苍苍，閟塔崇岳，德音无疆。”对能海法师显密双弘、沟通汉藏文化的功绩给予了极高评价。当代被誉为“翻经沙门”的法尊法师，早在1920年便于五台山广宗寺出家，后入武昌佛学院学习，从1925年至1933年，法尊法师翻越雪岭，艰辛备尝，入藏求法，并着手翻译藏传佛典。1934年应太虚大师之请回重庆汉藏教理院工作。1935年，再度入藏，携回大量藏传典籍。所谓十载勤学，备通三藏。先后编写与翻译近五十种汉藏典籍，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推动内地藏传佛教研究，增进汉藏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法师圆寂后，遵其遗愿立灵骨塔于五台山广宗寺内。赵朴初会长在悼词中评价说：“猗欤法师，挺生季世，抗心希古，游学藏卫。”“若法师者，诚可希踪先贤、比肩古德矣！”

塔院寺内的转经者

历史证明，五台山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独特的汉藏寺院格局，成为汉、藏、蒙、满、土各民族友好往来的基地，历代中央政府以五台山佛教信仰为纽带，通过对宗教领袖的册封、佛教寺院的崇建，缓和了民族矛盾，进而达到对蒙藏地区及周边信仰藏传佛教的各民族的有效统治。五台山佛教对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友好往来，对元代以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