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相比菩萨信仰的普遍流行可以说是其一大特色，由此也建立了中国化的佛教信仰体系。因历史传统与现实因缘的交融，中国佛教拥有了四大名山四大菩萨、五方五佛的信仰体系。这一体系的构成将有助于广大信徒信仰情感的落实，有助于整个教团在信仰上形成一种凝聚力。中国佛教信仰的主题是悲智双运，体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色，构成为中国民众最为直接参与和对话的信仰活动，满足了普通百姓“有求必应”的现世需求与社会关怀。

   关键词：信仰结构 智慧 慈悲 菩萨行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来，在经历了初传、冲突、吸收、适应、融汇等漫长的文化整合后，已深深地溶入中国传统社会之中，并与儒、道思想一起，成为支撑中国传统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一种外来文化传到另外一种文化环境中，往往需要适应原有文化的某些特性以求生存。可以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从义理构成、制度管理以及信仰型态均有较大变化，其中菩萨信仰的普遍流行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由此也建立了中国化的佛教信仰体系。

   一、中国佛教的信仰结构

   汉传佛教主要弘传大乘佛教思想。大乘佛教最显着的特点就在于菩萨思想，即反对离群索居，个体解脱，而提倡积极参与社会，救度众生。菩萨道正是基于大乘佛教慈悲喜舍的核心理念与“勿忘世上苦人多”的社会关怀。

   在中国佛教传统信仰观念中有四大名山之说，四大名山即是四大菩萨教化众生的道场，明清之后，“金五台、银峨眉、铜普陀、铁九华”的说法一直在民间盛传。五台山文殊菩萨代表大智，峨眉山普贤菩萨代表大行，普陀山观世音菩萨代表大悲，九华山地藏王菩萨代表大愿。四大菩萨在中国民众信仰圈中地位极为崇高，悲智愿行代表了中国佛教的特质，四大菩萨也成为中国人佛教信仰的象征。

   对于中国佛教信仰体系，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人曾精辟地提出“五方五佛”、“四大菩萨”的格局。他认为，“五方五佛”是根据密宗教义而设立，以五佛配五方：中央毗卢遮那佛，表法界体性智；东方阿閦佛，表大圆镜智；南方宝生佛，表平等性智；西方阿弥陀佛，表妙观察智；北方不空成就佛或妙声佛，表成所作智。在新的时节因缘下，赵朴初先生从构建中国佛教信仰体系的角度出发，对“五方五佛”理论作了全新的解释和演绎。他认为，神州大地上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分别有五尊大佛－－东方灵山大佛、南方天坛大佛、西方乐山大佛、北方云冈大佛、中央龙门大佛。尽管这五尊佛像的名称与佛经中的五方佛名称不完全一致，但佛佛道齐，事相上的差别，不碍理性上的平等一致。因此，这五尊佛像从理论上说已是五智俱足，从自然法则说是五大协和，从修因证果的关系上说，在因行上有四大名山四大菩萨的信仰，在果德上有五方五佛的崇奉。赵朴老指出，中国佛教界在佛像供奉方面要注意把事相设施上的差别性和理论体系上的完整性结合贯通起来，要注意保持像四大名山四大菩萨、五方五佛这种信仰的体系，让这种信仰体系在广大信徒的心目中形成一种稳定的依托，这有助于信仰情感的落实，有助于整个教团在信仰上形成一种凝聚力。赵朴老号召中国佛教界从信仰体系的高度深入理解五方五佛和四大名山四大菩萨信仰的深刻意义，并保持这种信仰体系的格局。

   当前，中国佛教面临着许多任务，其中信仰建设是最为关键的一项工作，这不仅涉及到教团中僧众队伍，也涉及到广大信教群众。据相关调查结果显示，信仰建设是目前僧俗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因为在教团中也存在着树立正信、护守正信的问题，所以赵朴老所提出的从信仰体系的高度深入理解五方五佛和四大名山四大菩萨信仰的深刻意义，并保持这种信仰体系格局的号召，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智慧与慈悲相结合

   如果说五方五佛、四大菩萨信仰是中国佛教信仰的外在形式构成，那么悲智双运就是中国佛教信仰的内蕴元素。早期佛教的教义是以“三法印”为标准的。三法的内容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要求修行者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了知诸法皆为因缘所生，以此智慧断除烦恼，求得解脱。三法印所揭橥的就是诸法缘起性空的道理，认识到缘起性空这一实相，就是佛法的般若智慧。大乘佛教认为，仅仅认识到诸法无常、诸法无我是不够的。不但要知道色即是空，还要知道色不异空，烦恼即菩提，才是真正获得了知不二的慧见。大乘佛教是不离色言空的，反对各种离色空、断灭空的说法，并斥之为戏论。楼宇烈先生认为：“大乘佛教的主要精神，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悲智双运，福慧并修。”所以只有智慧而没有慈悲是容易落入以追求个人解脱为主的“自了”，这样的解脱偏于出世，是不究竟的。

   可以说慈悲精神是佛教教义的核心。《观无量寿经》上称“佛心者大慈悲是”，即是说佛教以慈悲为本。在原始佛教里，慈与悲本来是有分别的，《大智度论》中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慈悲的定义就是“拔苦与乐”，为人解除痛苦，并给予快乐。慈悲在小乘佛教中，原为五停心观之一，主要是一种对治个人心性弱点的修行方法。到大乘佛教时，更认为慈悲就是佛性。可以说大乘佛教的兴起就是慈悲的生起，在解脱道上，慈悲不仅是修行的法门之一，就大乘佛教而言甚至是首要条件。大乘佛教认为佛陀的本怀并不是教导众生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成为一个独觉的自了汉。而是要悲悯众生，与众生一同获得解脱。因此慈悲利他才是佛教的真实精神。

   慈悲思想的兴起直接引发了菩萨信仰的流行，因为菩萨的真实含义就是觉有情，慈悲就是菩萨的本质。菩萨正是观察到一切众生生命当下的苦难，才生起了大慈大悲之心想让众生解脱一切苦难。在众生解脱与菩萨发心这一问题上，是相互成就的共生关系。《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中说“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正是众生的苦难成就了菩萨的成道。四大菩萨信仰就是对这一理念的最好诠释。

   中国佛教的慈悲观主要是在印度大乘佛教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慈悲最终成为中国佛教最主要的道德观念。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佛教所形成的慈悲信念结构，其主要构成即是慈悲心、布施心、福田思想、报恩观念、不杀生和普遍的放生理念。方立天先生指出：“随着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发展，佛教越来越强调慈悲与智慧的结合是解脱之道的两大环节，也是大乘菩萨德性的两个方面。慈悲是在践行上要求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智慧是在认识上证悟宇宙、人生的真谛。悲智结合，悲智双运，是为解脱成佛的正道。”在中国普通民众那里，佛教的慈悲喜舍与传统文化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报应观念相结合，构成他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福祸观，这样原始佛教的慈悲观在中国也发生了变化。以功德福田思想为指导的慈悲布施行为的兴起，成为自南北朝至明清时期佛教慈善事业的直接起因。

   中国佛教信仰体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色，构成为中国民众最为直接参与和对话的信仰活动。其特点表现为：

   1、多样性：在中国佛教信仰中，并没有严格的一神崇拜，在民间更多地是表现出“逢庙就烧香，见像就叩头”的多样性选择。在信仰谱系上儒释道以及三教九流都可成为信仰崇拜的对象，佛道之神、民间人物都可借来成为佛教的护法神，在许多寺院更有三教殿、奶奶庙等。

   2、现世性：四大名山、四大菩萨的确立是明清以来的信仰结晶。尽管在中国佛教史上将这一时期以来的佛教定义为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期，但中国人所接受的某些教义已经深入人心，化为血肉，佛教不再是外来的宗教，而成为中国人自己的信仰。明清时虽然看不到象隋唐那样光辉灿烂的佛教教理气象，但通过对观音的信仰、念佛会、放生会、受戒会、斋僧会等实践活动，使佛教深深地渗透至百姓生活之中，满足了民众“有求必应”的现世需求与当下关怀，佛教与道教以及民间信仰相协调，同民众生活密切联系起来。

   3、功利性：在中国佛教信仰圈内流传着“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临时抱佛脚”的说法，这形象地表达了民众信仰的功利性心态。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多行善事、积功累德成为各阶层人士普遍存在的自觉行为，民众积极投身于诸如抄经、转经、造窟、造像、浴佛、行像、造塔、建寺、供僧、设斋、燃灯、布施等种种佛教功德活动之中。这种功德回向的愿望推而广之，大至四海升平、干戈永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运昌盛、人民安乐，再至皇图巩固千秋岁、帝道遐昌万万年，乃至百姓延年益寿、人丁兴旺、求男得男、求女得女、生活祥和、安居乐业、婚配嫁娶、学业有成等等，这种信仰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也波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4、道德化：在中国民众那里，相信只要遵守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原则，精进修持，广行善事，积累功德，就可以获得福报。加之佛教三世因果轮回的宣扬，将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深感善恶无报的现实焦虑不安，转化为前生后世终有果报的理想承诺，这极大地满足了他们渴望超越现实，把握未来，沟通今生与来世的精神诉求。所以佛教的伦理内涵依然是值得我们今天挖掘的宝贵精神财富。

   5、善巧性。中国佛教信仰中常常体现出大乘菩萨不拘小节、济世度人的精神，如观音菩萨化作马郎妇，“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的循循善诱，以及为中国百姓家喻户晓的济公活佛的故事，这种巧妙的行为被称为“善巧方便”。

   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兴盛其实也涉及对于整个中国佛教的评价。一般认为，从宋至明清以后，虽然佛教各宗仍在分头活动，但大多是步武前人，在思想禅法上陈陈相因，无有创新，但民间信仰却并未减弱，反而在更深层的信仰心理层面展开，如“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就是一个明证。这也就是目前学术界所说的精英佛教与民众佛教的区别。精英佛教确切地说就是“义理型佛教”，它以探究诸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而民众佛教可以说是“功德型佛教”，它以功德思想与他力拯救为基础。在中国佛教史上精英佛教占主导地位，其兴衰决定着佛教整体的趋势。民众佛教虽处非主流地位，但它却为中国佛教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是佛教生命力的基本保证。如果说唐宋以后，义理型佛教无有太大进展，那么从功德型佛教的角度看却是更为深入民心，在宗教修行实践层面更为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