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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镜录 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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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延寿的《宗镜录》是中国佛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宗镜录》的内容,反映出中国佛教思想演变的基本轨迹。可以说,它既总结了了宋以前的全部中国佛学的得失,又指出了宋以后中国佛学的道路。
  从源流上看,延寿通过《宗镜录》所提倡的「禅教一致」思想,出自唐代宗密的有关学说。但从效果上说,我们不能一视同仁,必须有分析地予以对待。因为,延寿思想是在特定社会环境、政治条件下对宗密的继承和发展,而非简单的沿袭。
  宗密时代,华严宗已趋於衰退,而禅宗正方兴未艾。禅宗思想沿著六祖惠能开创的道路,继续向前开拓、发展,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一形势下,宗密运用华严圆融哲学,倡导教禅合一,就其目的而言,是要重新树立诸佛及其经典的崇高地位和无上权威。
  宗密对禅宗的分判,虽然尚未涉及后期禅宗各家,但对当时业已存在的南宗派系如洪州、牛头、石头、保唐等各宗都已提到。这些派系不同程度上发展了惠能思想,逐渐显露出不拘教行、不立言说的激烈倾向,对传统佛教发起了有力挑战。这种倾向,既不利於佛教传统教义的传播,也容易造成与现实政治的对立。宗密不以当时最为生气活泼、最有发展前景的洪州禅为究竟,而以重在言说知解的荷泽禅为根本,虽然自有他师承方面的理由,但仍未免有所偏见。在他看来,「凡修禅者,须依经论」,「既不依经,即是邪道」;「经论非禅,传禅者必以经论为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一)。洪州既然激烈反对经论和言说,因此难以受他青睐。
  宗密圆寂后,「五家禅」形成。五家禅中的一些派系受宗密「教禅一致」理论的影响,展开了与华严思想的融合,乃至把华严宗的理论纳入自家体系。如曹洞宗论「五位君臣」,法眼宗说「十玄」、「六相」,都是明显例子。一般说来,受华严思想影响较深的这些派系,在禅的思想理论上比较保守,在禅的风格上缺乏特色。它们与受华严圆融学说影响较少的临济禅相比,无疑要相形见绌。
  由於禅宗在宗密时代正处於上升时期,百花盛开,异葩竞放,所以宗密的禅教一致学说,毕竟影响有限。真正对后世佛学乃至全部后期中国佛教产生深远、持久、全面影响的,当是永明延寿及其《宗镜录》和《万善同归集》。这要从时代和社会的需求说起。延寿所生活的五代宋初是中国因史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开始由前期向后期转代,为与此转变相适应,中国佛教面临著新的课题、新的选择。
  唐武宗「会昌灭佛」以及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使佛教各宗派的章疏曲籍遭受严重破坏,散佚颇多;而从印度、西域传入的佛教经典的传译工作,至隋唐已大体完备,译经事业进入了消沉时期。唐中叶后,佛教各宗派纷纷走向衰微,唯有禅宗迅速成长,蔚为大宗。各宗派的衰退,迫使佛教自身展开反省;五代王朝的佛教政策,也要求佛教面对现实。因此,五代宋初的佛教,一方面是对隋唐佛教的反省和总结,另一方面又是对宋代佛教的酝酿和构思,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五代时期,北方地区兵革时兴,战乱频繁,各代王朝为整顿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秩序,普遍对佛教采取较为严格的限制政策。其结果,加强了世俗权力对佛教思想的干涉和影响,并开拓著宋以后佛教进一步适应社会需求的新环境。
  延寿的在的吴越地区,受战争破坏较少。吴越诸王(历五世七十二年)以杭州为中心,大力推行佛教,致使一向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佛教转向以杭州、扬州、广州、福州为中心开展。杭州一带本是天台宗圆融哲学流传的地区,吴越佛教在钱氏诸王的关心下,走著对内圆融、对外调和的道路。钱镠不仅广招佛教各宗僧侣入杭州,而且还召集各地著名道士於幕下。钱弘叔既尊崇禅宗僧侣天台德韵,「伸弟子礼,尊为国师」(《释氏稽古略》卷三),又礼遇天台宗僧侣螺溪义寂,召他「至金门建讲,问智者教义」(《佛祖统纪》卷十)。他还倡导儒、释、道三教合一。在为《宗镜录》所作的序文中,他写道:
  「详夫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儒,吾之师也。寂兮寥兮,视听无得,自微妙升虚无,以止乎乘风驭景,君得之则善建不拔,人得之则延贶无穷,道,儒之师也。四谛、十二因缘、三明、八解脱,时习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达真常,释、道之宗也。惟此三教,并自心修。」
  这就是说,儒、释、道三教可以由心加以统一,延寿的《宗镜录》既然以心为根本,当然也就能获得同样的功效。由於吴越佛教发展了中唐以后佛教内部融合的倾向,从而也就为宋代佛教的进一步全面融合奠定了基础。延寿学承禅宗法眼宗,而又将天台、华严教义以及净土往生思想结合,《宗镜录》一书保存了各宗思想资料,阐述了各宗基本教义,贯彻了作者的融合调和思想,这是该书为钱弘叔所重视的主要原因。
  北宋的统一,要求禅宗放弃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展开的路子,敦促它由激烈走向平稳,由革新回归传统。为此,禅宗不得已全力推行对内和对外的各种调和统一活动。延寿的《宗镜录》发端於五代后期,成书於北宋初年,它的以禅教一致为中心的圆融思想,顺应了这一由分裂而走向统一历史趋势和时代要求。如果说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等著作中所首倡的禅教一致说,是在禅宗正以革新的姿态,向传统展开猛烈冲击的形势下,为了保证中国佛教循规蹈矩的发展,以及进一步实现与儒家思想的融合调和,而主动采取的措放出;那么,延寿《宗镜录》所发扬的禅教一致说,则是在佛教走向衰退,禅宗思想开始蜕变,儒学呈复兴气象之时,因而作出的一种反应,其目的在延续佛教自身的继续存在,并发挥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从佛教思想史的角度看,不同历史时期的佛教,有各自不同的性格和特点。南北朝时期学派纷争,隋唐时期宗派并列。隋唐宗派各具特色,即使宗派内部也有意见分歧,如禅宗各派往往「语带宗眼,机锋酬对,各不相辜」(《宗门十规论》)。自宗密提倡禅教一致,延寿在此基础上大力予以发扬,并通过《万善同归集》等推出禅净合一论,从而使宋代佛教找到了自己的出路,这就是致力於模糊宗派分歧,消融宗派特色。宗教思想是社会现实的折射反映,中国佛教从唐末五代禅宗的力主「自力」、「顿悟」,转向宋初禅教一致乃至禅净合一实修,曲折地反映著时代的变迁。
  近代以来,物质文明飞速发展,人类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日益增强。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知识正以惊人的速度膨胀,物质文明将精神文明挤压到了一个小小的角落。地球在缩小,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在科技发达和物质繁荣的掩蔽下,人类面临著业重的挑战。这种挑战并非来自宗教思想,而是来自物质文明自身。过份依赖於科技进步、追求物质享受,必然造成人类精神生活的空虚和疲劳,丧失对自心的信心,出现种种思想和行为上的失调。这种现代文明下潜伏的危机,早已为当代东西方一批哲人所指出。如池田大作认为,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严重破坏,遭受自然界报复的危机;二是人自身精神田园的荒芜,心理失调、道德沦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世界大战的危险。这两个方面,都因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征服自然以满足人类欲望而致。
  佛教思想并不忽视物质文明的建设,大乘佛学分开号召菩萨掌握工巧技术医方明,丰富和便利物质生活,饶益众生。但是,物质生活的建设,不能脱离精神生活的净化。在当今世界,有必要净化人心置於更为重要的地位。只有净化人心,才能净化人生,才能消除种种社会弊端,导人向善。《宗镜录》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产物,它阐述的是人的内在精神的一面,无疑将有助於对治当代物质文明所带来的诸多困扰。
  《宗镜录》明示「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并引经论三百部,以「证成唯心之旨」。可见全书的核心是在「一心」的阐述上。在延寿看来,「一乘法者,一心是。但守一心,即心真如门。一切诸法,无有欠少;一切法行,不出自心;唯心自知,更无别心」(《宗镜录》卷二)。「心」既是认识宇宙世界、一切万物的根本,又是完成个人修行的出发点。他又说,「此论见性知心,不广分宗判教,单提直入,顿悟圆修,亦不离筌蹄而求解脱,终不执文字而迷本宗。若依教是华严,即示一心广大之文;若依宗即达摩,直显众生心性之旨」(《宗镜录》卷三十四)。无论华严还是禅,都以心性为自宗主题,然后展开佛教「见性知心」的修行。
  《宗镜录》演说「立心为宗」,此心的把握,便具有特殊意义。「虽有隐显之殊,而无差别之异。烦恼覆之则隐,智慧了之则显。非生因之所生,唯了因之所了。斯即一切众生自心之体,灵知不昧,寂照无遗」(《宗镜录》卷一)。根据这一观点,世人只须返顾「灵知不昧」的自心,便具「顿悟圆修」的功效。由此而对天地宇宙、社会人生有一总体的认识,不再陷於苦恼而无法自拔,精神自然轻松,内心必然平静,同时也不致因物质的利诱而丧失理智,道德堕落、纸醉金迷、贪污受贿、作女犯科等社会问题定将好转。「自心之体」的确认使人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认识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统一关系,进一步完善道德,踏上成贤成圣之路。
  当今世界,过份依赖於西方的物质文明,在人类内在精神生活领域确实日趋贫困,为此,一些有识之士,包括西方的哲人,已经向人们提出警告,如不学习东方文明,西方将走向毁灭。东方文化保持著自己民族的独特风格,具有西方文化无法取代的广博,并日益表现出它的生命力。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重视生命本身的意义,关注人类的终极问题,强调精神生活的完善,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不断充实人生。这与西方文化所持的主客二元对立、较为注重物质生活的传统很不相同。《宗镜录》的内容典型地表现了上述东方思想特征。《宗镜录》既「禅尊达摩,教尊贤首」,故全书大量引用了禅宗大师语录,介绍了禅宗基本思想。而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难免受到传统文化洗礼。延寿引六祖惠能语录云:「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孤疑。心外更无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生万种法。……汝莫观净及空,其心此心无二,无可取舍。行住坐卧,皆一直心,即是净土。」又引南岳怀让语录云:「达摩西来,唯传一心之法。三界唯心,森罗及万像,一法之所印。凡所见色,皆是自心;心不自心,因色故心。汝可随时即事即理,都无所碍,菩提道果亦复如是。」(《宗镜录》卷一百)从这里可以看到禅宗僧侣对待人生的态度,他们充满自信,既严谨又达观。马祖道一常说,「平常心是道」,则进一步简洁地道出了人生应取的正确态度。由此发端,一切烦恼、向外追求、荣华富贵、尔虞我诈,当可不复存在,生活将会变得充实、谐和、平静。精神境界上的升华对於现代来说,既刻不容缓,不困难重重。《宗镜录》中的某些论述,也许有助於利欲熏心者找到自己的出路。
  从思想方法上说,《宗镜录》与传统的东方思维一致的。这是一种直观的、综合性的方法。由这种方法而产生的,则是宽容、调和的精神以及广大的包容性。《宗镜录》卷帙浩繁,内容庞杂,既有印度经论,又有中国论疏;既有华严和禅,又有法相唯识、天台、三论。但是,最终将这些引证和阐述归於「一心为宗」,这就是后来雍正皇帝所概括的「大小齐观,宗教一贯」(《御选语录·永明编序》)。永明延寿虽系禅宗法眼宗传人,但他不固执宗派立场,采取调和各宗派思想的态度,并在《宗镜录》中使用综合方法,将他所认为的各宗优点,一一提炼,归纳统一,得出「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的结论。这种思想方法与传统的中国儒、道两家的思想方法是不相违背的。正因为如此,才有历代各类「三教一致」说的提倡,才有宋代三教合一的完成(理学)。季羡林先生指出。,东方的这种思维远化比西方的广博,并且深信,东方文明将要取代西方文化(见《群言》),一九九一年第五期)。笔者以为,这一预言终将会得到事实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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