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

　　延寿的《宗镜录》是中国佛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宗镜录》的内容，反映出中国佛教思想演变的基本轨迹。可以说，它既总结了了宋以前的全部中国佛学的得失，又指出了宋以后中国佛学的道路。
　　从源流上看，延寿通过《宗镜录》所提倡的「禅教一致」思想，出自唐代宗密的有关学说。但从效果上说，我们不能一视同仁，必须有分析地予以对待。因为，延寿思想是在特定社会环境、政治条件下对宗密的继承和发展，而非简单的沿袭。
　　宗密时代，华严宗已趋於衰退，而禅宗正方兴未艾。禅宗思想沿著六祖惠能开创的道路，继续向前开拓、发展，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一形势下，宗密运用华严圆融哲学，倡导教禅合一，就其目的而言，是要重新树立诸佛及其经典的崇高地位和无上权威。
　　宗密对禅宗的分判，虽然尚未涉及后期禅宗各家，但对当时业已存在的南宗派系如洪州、牛头、石头、保唐等各宗都已提到。这些派系不同程度上发展了惠能思想，逐渐显露出不拘教行、不立言说的激烈倾向，对传统佛教发起了有力挑战。这种倾向，既不利於佛教传统教义的传播，也容易造成与现实政治的对立。宗密不以当时最为生气活泼、最有发展前景的洪州禅为究竟，而以重在言说知解的荷泽禅为根本，虽然自有他师承方面的理由，但仍未免有所偏见。在他看来，「凡修禅者，须依经论」，「既不依经，即是邪道」；「经论非禅，传禅者必以经论为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一)。洪州既然激烈反对经论和言说，因此难以受他青睐。
　　宗密圆寂后，「五家禅」形成。五家禅中的一些派系受宗密「教禅一致」理论的影响，展开了与华严思想的融合，乃至把华严宗的理论纳入自家体系。如曹洞宗论「五位君臣」，法眼宗说「十玄」、「六相」，都是明显例子。一般说来，受华严思想影响较深的这些派系，在禅的思想理论上比较保守，在禅的风格上缺乏特色。它们与受华严圆融学说影响较少的临济禅相比，无疑要相形见绌。
　　由於禅宗在宗密时代正处於上升时期，百花盛开，异葩竞放，所以宗密的禅教一致学说，毕竟影响有限。真正对后世佛学乃至全部后期中国佛教产生深远、持久、全面影响的，当是永明延寿及其《宗镜录》和《万善同归集》。这要从时代和社会的需求说起。延寿所生活的五代宋初是中国因史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开始由前期向后期转代，为与此转变相适应，中国佛教面临著新的课题、新的选择。
　　唐武宗「会昌灭佛」以及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使佛教各宗派的章疏曲籍遭受严重破坏，散佚颇多；而从印度、西域传入的佛教经典的传译工作，至隋唐已大体完备，译经事业进入了消沉时期。唐中叶后，佛教各宗派纷纷走向衰微，唯有禅宗迅速成长，蔚为大宗。各宗派的衰退，迫使佛教自身展开反省；五代王朝的佛教政策，也要求佛教面对现实。因此，五代宋初的佛教，一方面是对隋唐佛教的反省和总结，另一方面又是对宋代佛教的酝酿和构思，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五代时期，北方地区兵革时兴，战乱频繁，各代王朝为整顿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秩序，普遍对佛教采取较为严格的限制政策。其结果，加强了世俗权力对佛教思想的干涉和影响，并开拓著宋以后佛教进一步适应社会需求的新环境。
　　延寿的在的吴越地区，受战争破坏较少。吴越诸王(历五世七十二年)以杭州为中心，大力推行佛教，致使一向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佛教转向以杭州、扬州、广州、福州为中心开展。杭州一带本是天台宗圆融哲学流传的地区，吴越佛教在钱氏诸王的关心下，走著对内圆融、对外调和的道路。钱镠不仅广招佛教各宗僧侣入杭州，而且还召集各地著名道士於幕下。钱弘叔既尊崇禅宗僧侣天台德韵，「伸弟子礼，尊为国师」(《释氏稽古略》卷三)，又礼遇天台宗僧侣螺溪义寂，召他「至金门建讲，问智者教义」(《佛祖统纪》卷十)。他还倡导儒、释、道三教合一。在为《宗镜录》所作的序文中，他写道：
　　「详夫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儒，吾之师也。寂兮寥兮，视听无得，自微妙升虚无，以止乎乘风驭景，君得之则善建不拔，人得之则延贶无穷，道，儒之师也。四谛、十二因缘、三明、八解脱，时习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达真常，释、道之宗也。惟此三教，并自心修。」
　　这就是说，儒、释、道三教可以由心加以统一，延寿的《宗镜录》既然以心为根本，当然也就能获得同样的功效。由於吴越佛教发展了中唐以后佛教内部融合的倾向，从而也就为宋代佛教的进一步全面融合奠定了基础。延寿学承禅宗法眼宗，而又将天台、华严教义以及净土往生思想结合，《宗镜录》一书保存了各宗思想资料，阐述了各宗基本教义，贯彻了作者的融合调和思想，这是该书为钱弘叔所重视的主要原因。
　　北宋的统一，要求禅宗放弃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展开的路子，敦促它由激烈走向平稳，由革新回归传统。为此，禅宗不得已全力推行对内和对外的各种调和统一活动。延寿的《宗镜录》发端於五代后期，成书於北宋初年，它的以禅教一致为中心的圆融思想，顺应了这一由分裂而走向统一历史趋势和时代要求。如果说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等著作中所首倡的禅教一致说，是在禅宗正以革新的姿态，向传统展开猛烈冲击的形势下，为了保证中国佛教循规蹈矩的发展，以及进一步实现与儒家思想的融合调和，而主动采取的措放出；那么，延寿《宗镜录》所发扬的禅教一致说，则是在佛教走向衰退，禅宗思想开始蜕变，儒学呈复兴气象之时，因而作出的一种反应，其目的在延续佛教自身的继续存在，并发挥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从佛教思想史的角度看，不同历史时期的佛教，有各自不同的性格和特点。南北朝时期学派纷争，隋唐时期宗派并列。隋唐宗派各具特色，即使宗派内部也有意见分歧，如禅宗各派往往「语带宗眼，机锋酬对，各不相辜」(《宗门十规论》)。自宗密提倡禅教一致，延寿在此基础上大力予以发扬，并通过《万善同归集》等推出禅净合一论，从而使宋代佛教找到了自己的出路，这就是致力於模糊宗派分歧，消融宗派特色。宗教思想是社会现实的折射反映，中国佛教从唐末五代禅宗的力主「自力」、「顿悟」，转向宋初禅教一致乃至禅净合一实修，曲折地反映著时代的变迁。
　　近代以来，物质文明飞速发展，人类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日益增强。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知识正以惊人的速度膨胀，物质文明将精神文明挤压到了一个小小的角落。地球在缩小，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在科技发达和物质繁荣的掩蔽下，人类面临著业重的挑战。这种挑战并非来自宗教思想，而是来自物质文明自身。过份依赖於科技进步、追求物质享受，必然造成人类精神生活的空虚和疲劳，丧失对自心的信心，出现种种思想和行为上的失调。这种现代文明下潜伏的危机，早已为当代东西方一批哲人所指出。如池田大作认为，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严重破坏，遭受自然界报复的危机；二是人自身精神田园的荒芜，心理失调、道德沦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世界大战的危险。这两个方面，都因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征服自然以满足人类欲望而致。
　　佛教思想并不忽视物质文明的建设，大乘佛学分开号召菩萨掌握工巧技术医方明，丰富和便利物质生活，饶益众生。但是，物质生活的建设，不能脱离精神生活的净化。在当今世界，有必要净化人心置於更为重要的地位。只有净化人心，才能净化人生，才能消除种种社会弊端，导人向善。《宗镜录》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产物，它阐述的是人的内在精神的一面，无疑将有助於对治当代物质文明所带来的诸多困扰。
　　《宗镜录》明示「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并引经论三百部，以「证成唯心之旨」。可见全书的核心是在「一心」的阐述上。在延寿看来，「一乘法者，一心是。但守一心，即心真如门。一切诸法，无有欠少；一切法行，不出自心；唯心自知，更无别心」(《宗镜录》卷二)。「心」既是认识宇宙世界、一切万物的根本，又是完成个人修行的出发点。他又说，「此论见性知心，不广分宗判教，单提直入，顿悟圆修，亦不离筌蹄而求解脱，终不执文字而迷本宗。若依教是华严，即示一心广大之文；若依宗即达摩，直显众生心性之旨」(《宗镜录》卷三十四)。无论华严还是禅，都以心性为自宗主题，然后展开佛教「见性知心」的修行。
　　《宗镜录》演说「立心为宗」，此心的把握，便具有特殊意义。「虽有隐显之殊，而无差别之异。烦恼覆之则隐，智慧了之则显。非生因之所生，唯了因之所了。斯即一切众生自心之体，灵知不昧，寂照无遗」(《宗镜录》卷一)。根据这一观点，世人只须返顾「灵知不昧」的自心，便具「顿悟圆修」的功效。由此而对天地宇宙、社会人生有一总体的认识，不再陷於苦恼而无法自拔，精神自然轻松，内心必然平静，同时也不致因物质的利诱而丧失理智，道德堕落、纸醉金迷、贪污受贿、作女犯科等社会问题定将好转。「自心之体」的确认使人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认识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统一关系，进一步完善道德，踏上成贤成圣之路。
　　当今世界，过份依赖於西方的物质文明，在人类内在精神生活领域确实日趋贫困，为此，一些有识之士，包括西方的哲人，已经向人们提出警告，如不学习东方文明，西方将走向毁灭。东方文化保持著自己民族的独特风格，具有西方文化无法取代的广博，并日益表现出它的生命力。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重视生命本身的意义，关注人类的终极问题，强调精神生活的完善，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不断充实人生。这与西方文化所持的主客二元对立、较为注重物质生活的传统很不相同。《宗镜录》的内容典型地表现了上述东方思想特征。《宗镜录》既「禅尊达摩，教尊贤首」，故全书大量引用了禅宗大师语录，介绍了禅宗基本思想。而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难免受到传统文化洗礼。延寿引六祖惠能语录云：「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孤疑。心外更无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生万种法。……汝莫观净及空，其心此心无二，无可取舍。行住坐卧，皆一直心，即是净土。」又引南岳怀让语录云：「达摩西来，唯传一心之法。三界唯心，森罗及万像，一法之所印。凡所见色，皆是自心；心不自心，因色故心。汝可随时即事即理，都无所碍，菩提道果亦复如是。」(《宗镜录》卷一百)从这里可以看到禅宗僧侣对待人生的态度，他们充满自信，既严谨又达观。马祖道一常说，「平常心是道」，则进一步简洁地道出了人生应取的正确态度。由此发端，一切烦恼、向外追求、荣华富贵、尔虞我诈，当可不复存在，生活将会变得充实、谐和、平静。精神境界上的升华对於现代来说，既刻不容缓，不困难重重。《宗镜录》中的某些论述，也许有助於利欲熏心者找到自己的出路。
　　从思想方法上说，《宗镜录》与传统的东方思维一致的。这是一种直观的、综合性的方法。由这种方法而产生的，则是宽容、调和的精神以及广大的包容性。《宗镜录》卷帙浩繁，内容庞杂，既有印度经论，又有中国论疏；既有华严和禅，又有法相唯识、天台、三论。但是，最终将这些引证和阐述归於「一心为宗」，这就是后来雍正皇帝所概括的「大小齐观，宗教一贯」(《御选语录·永明编序》)。永明延寿虽系禅宗法眼宗传人，但他不固执宗派立场，采取调和各宗派思想的态度，并在《宗镜录》中使用综合方法，将他所认为的各宗优点，一一提炼，归纳统一，得出「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的结论。这种思想方法与传统的中国儒、道两家的思想方法是不相违背的。正因为如此，才有历代各类「三教一致」说的提倡，才有宋代三教合一的完成(理学)。季羡林先生指出。，东方的这种思维远化比西方的广博，并且深信，东方文明将要取代西方文化(见《群言》)，一九九一年第五期)。笔者以为，这一预言终将会得到事实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