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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三藏记集 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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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出三藏记集》又名《出三藏记》,是中国齐梁时代著名佛教律学大师、佛教文史家僧佑(公元四四五——五一八年)的主要著述之一。「出」即译传出;「三藏」即佛教经、律、论三类典籍;「记集」即记录编集之意。概而言之,《出三藏记集》是僧佑对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汉地翻译、编撰、流传的各种佛教经籍的记录整理,包括集录佛典的名目部卷,审核译时、译地、撰人,考校译本的繁略同异、叙列阙失、甄别真伪等。
  其文体与《汉书·艺文志》相似,属于佛教经录类,因此书为僧佑所撰制,故后世经录家又简称之为《佑录》。此书是现存最古,内容十分广泛丰富的一部综合性「经录」,在中国佛教学术史、目录文献学、思想文化史方面产生过深广的影响,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下分别就出书作者的生平事略、本书的内容结构、本书的地位与价值,以及本书的版本作一概述。
  僧佑的生平事略
  据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僧佑传〉记载,僧佑俗姓俞,祖籍彭城下邳(今江苏徐州邳县),父世移居建业(江苏南京)。僧佑幼年时随父母入南京建初寺礼拜,对佛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踊跃乐道,不肯回家」,父母惜爱他的志趣,允许他留在寺内,奉僧范和尚为师。十四岁时,家人悄悄为他筹办婚事,他得知后,为避婚事,投奔到定林寺(位于南京钟山脚下)法达法师门下。法达乃昙摩密多(罽宾僧人,来中国后名法秀,遍游中国)的弟子,戒德精严,为法栋梁,僧佑竭诚奉师学习,「执操坚明」,二十岁受了具足戒。受具足戒后,又从「精研律部、博涉经论」的法颖律师受业,研习当时在中国流传最广的萨婆多部(小乘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僧佑对律学十分用功,「竭思钻求,无懈昏晓」,经二十余载的不懈努力,终于「大精律部,有迈先哲」,成为当时的律学名师。在此后数十年中,僧佑的主要佛事活动是:
  一、弘扬律学、传授戒法。僧佑晚年自述云:「少受律学、刻意毘尼(即戒律),旦夕讽持四十余载,春秋讲说七十余遍。」(《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僧佑法集总序〉)由此可见僧佑研习、弘扬律学之勤勉。由于僧佑对律学的精深造诣,因而得到齐梁两朝帝王的高度赏识和社会僧俗的广泛崇敬。齐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多次请僧佑开讲律学,听众常达七、八百人。
  齐永明中(公元四八三——四九三年)奉齐武帝萧赜之敕,「入吴试简五众」,即前往苏州、绍兴地区,对该地区的比丘(男僧)、比丘尼(女僧)、式叉摩那(学戒女)、沙弥(七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受十戒的男僧,中国俗称小沙弥)、沙弥尼(七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受十戒的沙弥尼)进行考试简别,看他们是否合格,同时「宣讲《十诵》,更申受戒之法。」梁武帝萧衍对僧佑更是「深相礼遇」,凡难以断决的重大僧事,皆敕僧佑审决,僧佑晚年患有脚疾,梁武帝特许他「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受戒。」
  二、勤奋著述、编撰《法集》。僧佑在讲习律学、传授戒法之余,矻矻于「校阅群经」、「订正经译」,广搜佛教文论,编撰成《法集》(意为佛法文集),即慧皎在《高僧传》中所说的《经藏》。僧佑在《法集》总目录序中说:「窃有坚誓,志是大乘,顶受方等,游心四含。加以山房寂远,泉清松密,以讲席间时,僧事余日,广讯众典,披览为业,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竟晷,……仰禀群经,傍采记传,事以类合,义以例分,……总其所集,凡有八部。」
  这八部著述是:《出三藏记集》十卷(明南藏本作十五卷,北藏本作十七卷)、《释迦谱》十卷、《世界记》五卷、《萨婆多部相承传》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卷、《十诵义记》十卷、《法集杂记传铭》十卷。
  这八部著述,现只存《出三藏记集》、《释迦谱》及《弘明集》三部,其它五部均佚,但其序言和目录保存在《出三藏记集》里,从中可大致了解编撰的内容。
  《出三藏记集》的基本内容,后面详述。
  《释迦谱》是从《阿含经》、《普曜经》、《本起经》、《昙无德律》、《泥洹经》、《贤愚经》、《未曾有经》等二十多种佛经中抄集释迦牟尼佛的传记,是中国第一部关于释迦牟尼佛的传记集,旨在显示释迦牟尼佛的大觉大悟及对众生的感应。
  《世界记》是从《长阿含经》、《华严经》等经典中集录佛教关于「世界」的论述,其中包括「三界」、「六道」的相状、成因、生灭等描述。
  《萨婆多部相承传》,记录萨婆多部师资传授系列,揌其新旧九十余人。
  《法苑集》又称《法苑杂缘原始集》,从诸经中集出关于佛、法、僧三宝和造像、建塔等佛事记述,以及汉土奉佛受戒、止恶兴善等事迹,「记录旧事,以彰胜缘,条例丛杂,故谓之《法苑》。」
  《弘明集》以维护佛教正法的目的出发,搜集东汉至南朝论辩的文章百余篇,用以弘扬佛道,批驳疑佛之论,「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
  《十诵义记》,是对法颖律师讲解《十诵律》的分类整理。
  《法集杂记传铭》,是「山寺碑铭、僧众行记」的汇集,因条例无附,故单独编为一部。
  三、监造佛像、庄严精美。僧佑不仅对佛教律学有很高的成就,对佛教典籍的整理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对佛教艺术也有很深的造诣。在《法苑集》中,僧佑搜集了许多有关佛教音乐、歌呗、梵舞、造像等方面的记载和文献,表现出他对佛教艺术的深厚兴趣和修养。特别是在造像艺术方面,僧佑表现出卓越的才能。《高僧传·僧佑传》记载:「佑为性巧思,能自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及剡县石佛等,并请佑经始,准画仪则。」
  光宅寺无量金像系梁天监八年(公元五O九年)五月三日奉敕于小庄严寺营铸,同年九月二十六日移于光宅寺。此佛像用铜四万余斤,佛像身高九丈,史称「葱河以左,金像之最」,为东方佛像第一(见《高僧传》卷十四〈法悦传〉)。摄山(即栖霞山)大佛,是豫章王、竞陵王等发心出资,僧佑设计改造的,殿中无量寿佛为坐式,坐身高约十米,佛座高约二米,左右两侧分立观世音与大势至菩萨像,各高约十米。
  剡县(今浙江嵊县)石佛,原是僧护于齐建武中(公元四九四——四九八年)招结道俗雕凿,但数年「仅成面朴」,而染疾身亡,后有僧淑继续雕凿,亦未成。于是建安王「敕遣僧佑律师,专任像事」,「像以天监十二年(公元五一三年)春就功,至十五年(公元五一六年)竟。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石佛凿成后,「四远士庶,并提挟香花,万里来集。」(见《高僧传》卷十四〈僧护传〉)
  由于僧佑在律学、著述、佛教艺术方面的精深造诣和杰出成就,使其在朝野享有崇高声望,门庭极盛,有僧俗弟子一万一千余人。开善寺的智藏、法音寺的慧廓「皆崇其德素,请事师礼」。临川王萧宏、南平王萧伟、尚书令袁昂,及公主贵嫔等「并崇其戒范,尽师资之敬」。著名佛僧明彻、宝唱,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皆从僧佑受学。
  梁天监十七年,僧佑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四,葬于钟山定林寺旧墓,弟子正度立碑颂德,刘勰撰文。
  出三藏记集的内容结构
  《出三藏记集》十五卷,记录编集了佛教三藏在印度的缘起,以及东土传译的三藏名录、三藏前序后记,和译传三藏的高僧传记。因此此书的内容由四大部分构成,「一撰缘起、二铨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出三藏记集·序》)
  第一部分,撰「缘起」(第一卷),共五篇:集三藏缘记第一、十诵律五百罗汉出三藏记第二、菩萨处胎经出八藏记第三、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第四、前后出经异记第五。前三篇是引《大智度论》、《十诵律》及《菩萨处胎经》中关于迦叶、阿难会诵三藏的传说和「八藏」的名称,以此叙述佛教经典结集的缘起及经过。「八藏」的名称是:「胎化藏第一、中阴藏第二、摩诃衍方等藏第三、戒律藏第四、十住菩萨藏第五、杂藏第六、金刚藏第七、佛藏第八。」
  第四篇论述在佛经翻译中的梵(或胡)文与汉文音义的同异问题,举出安世高、严佛调、竺叔兰、竺法护、鸠摩罗什、僧融、僧肇、昙无谶、佛陀跋陀罗等译师的翻译风格与贡献,主张翻译应做到文质相宜,因为「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
  第五篇列出二十多种重要名相新旧翻译(以鸠摩罗什翻译的前后区分)的不同,如旧译「众佑」,新译为「世尊」;旧译「扶萨」,新译为「菩萨」;旧译「光世音」,新译为「观世音」;旧译「背舍」,新译为「解脱」;旧译「直行」,新译为「正道」等等。
  第二部分,铨「名录」(第二卷至第五卷),是在道安《综理众经目录》(僧佑称之为「安录」或「旧录」)的基础上,搜罗后汉至齐梁四百余年间译出和抄撰的一切佛教典籍的目录,加以分类编集,并附以简要的说明,指出佛教典籍译撰的年代、地点、译撰人、异译名称、存阙等。「名录」列为十四部,因对道安的「旧录」有所考订扩充,故每部都冠以「新集」,又称「新录」。
  ㈠新集撰出经律论录。按译人年代编次,审订汉至梁经律论四五O部、一八六七卷,译者八十一人。其中,先采录考订《安录》著录的后汉安世高至西晋法立,凡十七家、二五七问、五O四卷;僧佑新集一九三部、一三O三卷。
  ㈡新集条解异出经录。「异出经」指同一种梵文本佛经,而有多种汉译本。由于译者的才趣各殊,所以各种译本有文质、详略的差别。共集录异译经四十三种,异译者一一八人。
  ㈢新集安公古异经录。僧佑收录、考订《安录》中的古异经录九十二部、九十二卷,注明异录或存阙。「古异经」,是古代(道安以前)所译撰典籍的遗文,大都属于摘译的单篇或抄集的语要,无译撰者名字。
  ㈣新集安公失译经录。「失译经」,指有经名而无译者名字的经籍,《安录》原列有一三一种,经名简略,且未列卷数。僧佑加以整理,标明卷数、存阙,并从「安录」注经末移来十一种,合为一四二部、一四七卷。
  ㈤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凉土所传,有经名卷数,而无译撰人名字的经籍,共五十九部、七十九卷。僧佑为之注明异名或存阙。
  ㈥新集安公关中异经录。关中所传,有经名卷数而无译撰人名的,共二十四部、二十四卷。
  ㈦新集律分为五部记录。引述《毘婆沙》中关于阿育王时,律分出五部的记载。
㈧新集律分为十八部记录。记述关于佛灭度后二百年至四百年间,萨婆多部所传律渐次分为十八部的传说。
  ㈨新集律来汉地四部序录。集录传到汉地的四种律部、卷数,及序文。四种律部为:萨婆多部十诵律,六十一卷;昙无德部四分律,四十卷,或分四十五卷;婆粗富罗律,四十卷;弥沙塞律,三十四卷。四部律合计一八O卷。最后列出未能传到中土的「迦叶维律,未知卷数。」
  ㈩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僧佑续集的失译经大部分属于抄经,抄经人自题名目,故称为杂经。失译杂经包括有经文而无译人者八四六部、八九五卷;有经名而未见经文者,四六O部、六七五卷。总计一三O六部、一五七O卷。
  (十一)新集抄经录。僧佑说「抄经」就是撮举佛经的义要。他认为「抄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像安世高、支谦所作的抄经,是由于佛经的篇幅太大,难以全译,故进行抄译,但没有割裂原经;一种是后来有些人「肆意抄撮」,背离了原经。新集抄经共四十六部、三五二卷。
  (十二)新集安公疑经录。收录《安录》中被认为是伪托的经典二十六部、三十卷。
(十三)新集疑经伪撰杂录。共集疑经伪撰四十六部、五十六卷。僧佑所谓的「伪撰」指貌似原经,实为抄经者。
  (十四)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其中新集道安注经凡二十七卷,新集杂经二十四种。
  以上十四录中,有七录是对《安录》的审订补充,有七录是僧佑的另行编撰。据《历代三宝记》卷十五总计,僧佑的「名录」共收集经目二一六二部、四三二八卷。为人们提供了后汉至齐梁时代译经、抄经、伪托、异译、失译与各类佛教典籍的目录,藉此可以了解汉——梁佛教传译史的概貌。
  「名录」部分最后附〈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和〈长安叡法师喻疑〉二篇。〈异仪记〉记述竺法度别创律仪的大致内容及影响。僧叡法师所撰〈喻疑〉,强调对「般若」、「泥洹」的真义不可怀疑。
  第三部分,总「经序」(第六卷至第十二卷),凡七卷。收录序言和后记一二一篇。可分为两类:前六卷为「经序」,是收录一些经、律、论的前序和后记,自〈四十二章经序〉至〈千佛名号序〉,共一一O篇。后一卷为「目录、序」,收入十种佛教文集目录和十一篇序,分别是:陆澄《法论》目录和序,竟陵王《法集》目录和序,巴陵王《杂集》目录和序,僧佑〈法集总目录序〉以及《法集》中除《出三藏记集》之外的其他七种著述的目录和序言。
  第四部分,述「列传」(第十三卷至第十五卷),凡三卷。记述历代翻译家义解师的生平事略,自安世高至法勇法师,共收入三十二人的传记。
  出三藏记集的地位与价值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以后,不久便在中国大地上迅速传播发展,译经和撰述不断增加,按《开元释教录》所计,汉代译撰经籍二九二部、三九五卷;三国译撰经籍二O一部、四三五卷;两晋译撰经籍三三三部、五九O卷;南北朝译撰经籍六六八部、一四三九卷。
  但是,由于印中两地的语音文法不同、习俗典制不同;由于佛经传来的时间不同、版本不同;由于译者的风格、爱好和水平不同等等多种主客观原因,从而使汉译佛经有繁间之异、文质之差、新旧之别,有选择、有全译、有重译、有异译,有的阙载译传的年代、地点和人名,有的貌似原经,实为中国人的撰述。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佛教的传播发展,也不符合中国学人向来注重历史感、考镜学术源流的文化传统。因此在魏晋时期便有记录整理佛典名目部卷的《经录》出现,魏晋以降历代有佛教经录的编撰,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经录》的编撰,为人们详细了解、搜寻、鉴别、研习佛教经典和考辨佛教译传源流提供了依据,它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佛教传播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促进佛教文化进一步传播和发展所必需。由于《经录》的编撰,才为后来佛教大藏经的编修提供了依据,我国第一部木刻版大藏《开宝藏》就是根据《开元释教录》雕印而成的。
  张曼涛在《佛教目录学述要·编辑旨趣》中指出:「中国佛教第一个伟大的创举,不是研经学教,唱宗立派,或造寺造像,而是懂得自东汉以来,记录译人所译述之经目,整理散失之译著,使后人得以循目收集,编成大藏」,佛教经录「为中国佛教带来了立根于世的基础。」这种评价是符合实际的。上述这些,可以说是佛教《经录》在中国佛教学术史和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般地位和价值。
  此外,《出三藏记集》还有其自身特有的价值。
  其一,由于僧佑以前的各种经录在隋唐时均已「未见其本」,因而《出三藏记集》就成为现存最早而又最完整的经录了,因此凡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学术者,无不以此为第一手资料。换言之,《出三藏记集》对于治汉——梁佛教学术乃至治整个中国佛教学术者,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看到,现有的大部头中国佛教史,没有哪一部不是大量引述《出三藏记集》中的内容数据的。
  其二,由于《出三藏记集》集录三藏缘起、名录、序文、列传于一书,因而保存了十分丰富的史料,具有多种利用价值,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名录」部分对汉——梁译撰的一切经论(由于当时南北阻隔,北朝译经收录不全)进行分类,甄别其同异和真伪,判明译撰人名和时代地点,人们藉此而清楚地了解汉——梁佛教经籍的状况。「名录」的分类方法,直接影响到隋唐时代的佛教经录家。
  「经序」部分是了解汉——梁时代经论译传的背景、经过、时间、地点、译传者的重要依据,也是了解经论思想内容的重要文献。可以说,每篇经序实际上就是一篇内容提要,是一篇精辟的佛学论文,它既反映了古代学者们对佛经的理解,也是我们今天领会佛教经典的重要参考数据。「经序」是《出三藏记集》中最具思想特色的部分,其珍贵价值已为近世学者所称道。
  「列传」部分是现存最早的僧传。它继承中国史书「列传」的传统,在佛家《经录》中首开「列传」,其史料多被宝唱的《名僧传》、慧皎的《高僧传》所采纳。
  本书的节选及版本
  本书译注的内容,主要选自「经序」部分,首先是因为「经序」是《出三藏记集》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其次是因为「名录」虽是此书的主体,但无需翻译,「列传」因有慧皎的《高僧传》在,故不必选译。由于本书的篇幅所限,对「经序」亦不能全部译注,只选译其中影响较大的重要经论的序文(所选序文,除个别是节选外,其余都是全文选译)。为了便于读者对《出三藏记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特编制《出三藏记集》总目录附于书后。
  《出三藏记集》在宋、元、明经藏中均著录,惟清藏阙载。日《卍大藏经》收录此书于第二十七册,《大正藏经》收录于第五十五册。支那内学院刻有《经序》(六至十二卷)单行本。本译注采用《大正藏》本,并根据《大正藏》的「校记」,参照日本学者中嶋隆藏的《出三藏记集序卷索引》加以校勘。校勘的文字放在( )内,其中包括校正和校增两种情况,例如:
  第六十八页「名爱不能呈其足」→「名(巨)爱不能呈其足」。
  第一一九页「若夫以《诗》为烦重,以《尚》为质朴。」→「若夫以《诗》为烦重,以《尚(书)》为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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