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显宗修学的建构与作用 - 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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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显宗修学的建构与作用

内容摘要：本文在第一手藏文资料的基础上，对藏传佛教显宗修学体系的建立过程、理论建构和实践作用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归纳和分析。认为显宗修学体系的建立经过了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创新、逐步完善的历程，而“五部大论”作为其理论建构的基奠，其实践作用在于培育贯通佛教三藏的高僧大德。

关键词：修学历史　理论　实践

一、建立过程

1、初创时期

藏传佛教修学之初创时期，可上溯至西元8世纪。根据《巴协》(rba bzhad)等史籍记载：桑耶寺大殿四周建有四大洲八小洲之称的学院或佛殿，东边有清净律藏院(Rnam Dag Khrima Khang Gling)、智慧文殊院(Mkhyen RabVjam Dpal Gling)、妙音语言院(Brdv Sbyor Tshang Mang Gling)，南边有降魔居士院(Bdul Vdul Sngags Pa Gling)、圣大悲观音院(Avry Pa Lovi Gling、译经天竺院(Sgra Bsgyur Gling)，西边有毗若遮那院(Bee Ro Tsa Na Gling)、弥勒院(Byams Pa Gling)、禅定院(Bsam Gtan Gling)，北边有聚宝院(Rin Chen Sna Tshogs Gling)、菩提发心院(SemsBskyed Byang Chub Gling)、护法贝哈院(Dkor Mdzod Dpe Har Gling)。［①］　从当时桑耶寺各个学院所发挥的作用来看，每个学院皆凸现了各自的专业侧重点，如清净律藏院主要用于讲经或出家僧尼受戒，藏族“七觉士”就是在这里受戒出家，成为吐蕃第一批比丘僧团；［②］　智慧文殊院是研习佛学的场所；妙音语言院是学习多门语言的场所；降魔居士院是专门举行密宗法事的场所；圣大悲观音院是赞普赤松德赞修持本尊马头明王的场所；译经天竺院是专门翻译佛经的场所；毗若遮那院是授记预言的佛殿；弥勒院是预测未来的佛殿；禅定院是专门坐禅静修的场所；菩提发心院是高僧大德讲经和出家人修行发菩提心的场所。

特别是寂护，他在桑耶寺主持翻译并讲解律藏经典和中观思想，开创了讲经听法的学风。正如“寂护堪布负荷讲说从律藏到中观的说法重任，打开讲听之风。”［③］　这是注重对佛教显宗教理学习的一项重要举措。另据《如意宝树史》记载，寂护在桑耶寺译经院主持译经的同时，在桑耶寺清净律藏院传授别解脱律仪戒，在菩提发心院传授菩萨戒，宣讲自己的《中观庄严论》和智藏的《中观二谛论》，从而确立了重视佛教戒律、宣导中观思想的教规。

2、中兴时期

藏传佛教的修学，初创不久便遭遇朗达玛灭法运动而中断近百年。后来随着藏传佛教“后弘期”的肇始而全面恢复，尤其是噶当派高僧对寺院教育的复兴做出巨大贡献。1073年，俄勒贝喜饶(Rngog Legs PviShes Rab)在拉萨以南、聂塘以东的地方(今堆龙德庆县境内)创建一座寺院，名“桑浦乃托寺”(Gsang PhuSne Thog Dgon)，简称桑浦寺。当时桑浦寺以弘扬藏传佛教因明学及辩经学而著称于整个藏传佛教界。俄勒贝喜饶是阿底峡尊者的四大弟子或三大弟子之一，曾赴康区亲近赛尊(Se Btsun)大师，深入学习佛教三藏，学业圆满后，于1045年返回前藏，建立讲经院，培养了众多学问僧弟子。阿底峡尊者在聂塘传授佛法期间，俄勒贝喜饶遂前往阿底峡处听讲不少佛经，还请阿底峡和那措译师翻译了《中观心论注》(Dbu Ma Snying Povi Ti Ka)，复请阿底峡撰写了《中观教授论》。创建桑浦寺后，俄勒贝喜饶经常往返于热振寺与桑浦寺之间，沟通关系、交流经验，共同弘扬阿底峡的教法体系。俄勒贝喜饶去世后，由他的侄子兼著名弟子俄罗丹喜饶继任桑浦寺住持。
俄罗丹喜饶(Rngog Blo Ldan Shes Rab，1059～1109)，从小跟随叔叔俄勒贝喜饶学习佛法，由于他天资聪慧，深得叔叔喜爱，17岁时便被派往喀什米尔求法，途经阿里时又巧遇参加了著名的阿里丙辰法会，［④］　并得到阿里王子旺秀德(Dbang Phyug Lde)的资助，使他在喀什米尔专心留学达17年，广拜名师系统研习佛法。留学期间曾应旺秀德的请求，同班智达噶丹嘉布一起翻译了《量庄严论》。俄罗丹喜饶学成返回故乡后，依然拜师学法不辍，还曾赴尼泊尔拜阿都拉亚巴寨等大师专门修习密法。从尼泊尔归来，他开始校订或翻译佛经，成为一名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同时，他以桑浦寺为中心在拉萨、桑耶、聂谷那、聂岗土、藏绛喀等地，讲经说法，广收徒弟。他主要传授因明学、慈氏五论、中观等佛教显宗经论，其学僧弟子达23000多人，其中能够宣讲佛法的有2130多人，阐释经论的有1800多人，讲解《量决定论》的有280多人，讲授《量庄严论》等大论的有55人。1109年，俄罗丹喜饶在桑耶寺附近的旅途中去世，享年50岁。香蔡邦曲吉喇嘛、卓罗巴罗智琼奈、琼仁钦劄和寨喜饶帕，是继承和发扬俄叔侄开创的桑浦寺教法体系的四大著名弟子。　

香蔡邦曲吉喇嘛(Zhang Tshe Spong Chos Kyi Bla Ma)主持桑浦寺期间，学僧猛增，寺院扩建，教育体系趋于完善。当时以俄罗丹喜饶灵塔为中心，在东边由恰巴曲吉桑格(Phya Pa Chos Kyi Seng Ge)讲授因明学；在南边由嘉强日瓦(Rgya Mching Ru Ba)讲授般若；在西边由仁钦次臣(Rin Chen Tshul Khrims)上师讲授《现观庄严论》；在北边由云丹喜饶(Yon Tan Shes Rab)讲授律藏。［⑤］　尤其是恰巴曲吉桑格将因明学分类分科并根据学僧的佛学水准分成五个班级，而且建立相互提问解答的辨经制度，使藏传佛教因明学(或辩论学)更加科学化。这一时期除了桑浦寺外，还有不少寺院初步建立了学习五部大论的教学机制，诸如蔡贡唐(Tshal Gung Thang)、德瓦坚热瓦堆(Bde Ba Can Ra Ba Stod)、纳唐(Snar Than)、萨迦(Sa Skya)、昂仁(Ngam Ring)、夏鲁(Zha Lu)、楚普(Khro Phu)、奈宁(Gnas Rnying)、矫摩隆(Skyor Mo Lung)、布东(Bo Dong)、巴南嘎东(Pa Rnam Dgav Gdong)、堆隆措麦(Stod Lung Mtsho Smad)、斯普(Zur Bu)、桑日(Bzang Ri)、泽当(Rtsed Thang)等二十多个学经院，［⑥］　为积极推行学习五部大论、建立健全寺院教育体系做出重要贡献。［⑦］　至此，藏传佛教后弘期内产生的以桑浦寺为中心的藏传佛教寺院修学体系基本形成。

3、发展时期

随着藏传佛教寺院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后起之秀格鲁派的创立，更加完善了藏传佛教的修学体系。1409年，宗喀巴大师在拉萨以东的卓日窝切山腰创建了甘丹寺，并在该寺推行严守佛教戒律，遵循学经次第，提倡先显后密(即显密相融)的修学体系。实际上，宗喀巴早在他36岁时就开始招收徒弟讲经说法，先后在各地讲授《现观庄严论》、《因明》、《中论》、《俱舍论》等。他还专门研习噶当派的教法及《菩提道炬论》等重要经论，同时系统修学萨迦派的“道果法”、噶举派的“大手印法”等各种密法。因此，宗喀巴最终通达各派显密教法，以中观为正宗，以噶当派教义为立宗之本，综合各派之长，并亲自修行证验，建立了格鲁派的修学体系。譬如，宗喀巴不仅富有创见性地将五部大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格鲁派寺院内建立了学科分类、高低分层的教育体制。根据五部大论的相互关系和内容深浅不同等特点，制定先学摄类学，认为摄类学或释量论是开启一切佛学知识之门的钥匙；其次为般若学，认为般若学是佛学的基础理论；之后为中观学，认为中观学是建立佛学观点的理论基石；而后为俱舍论，认为俱舍论是领会小乘之因、道、果理论的权威经典；最后是戒律学，认为戒律学是了解和遵循佛教戒律的历史和规则，以及如何修持和授受佛教戒律的经典理论。可以说，宗喀巴在融会贯通五部大论的基础上建立的教育体制，是一种系统掌握佛教三藏的颇具科学性的修学体系。所以，这一教育体制很快在格鲁派各大寺院推行，并对其他宗派的修学体系产生深远影响。

二、理论建构

根据格鲁派的阐释，释迦牟尼开创的佛教正法，归根结底，是由教义理论和实践证验构成，因而一切“教”的正法，则摄在经、律、论三藏之中；一切“证”的正法，又摄在戒、定、慧三学之中。为此，提倡三藏不可偏废，而三学也必须全面修习。也就是说，凡是立为佛教正法者，其见、修、行三者不可违背三藏教法；自心行持，也要随顺三学证法。同时，还要具备方便智慧双运之道，以及空性大悲之觉悟。正因为有了如此的宗教见地，方能令每个学僧力争做到对于经藏，多闻深思，在大小乘的三学上，认真修习；对于律藏也要尽力修习，通达戒、定二学；对于论藏也要不断研习，获取通晓诸法性相的智慧。

从佛学见、修、行的角度看，大乘之“见”是在中观学和因明学中阐述或体现，而大乘之“行”则在般若学中阐述或体现；小乘之“见”和“行”都在俱舍论中阐述或体现；大小乘之共同戒律是在戒律学中阐述或体现；而大小乘之“修”则在　“见”和“行”的阐释中涉足。所以，学习五部大论，将会明辨大小乘在见、修、行上出现的细微差异或不同观见，也有助于理解佛教四大宗派［⑧］中逐次升华的佛学思想。

所以，戒、定、慧三学在寺院教育中确立为必须遵循的三条修习佛法的途径，缺一不可，并制定出具体的教学方案：在戒律学方面，主要学习《律经》；在定学方面，重点学习《现观庄严论》；在慧学方面，主要学习《中论》、《因明学》、《俱舍论》。在寺院教育中之所以对佛教三学极为重视，自有其道理：三学中的戒律学是佛教的根本，是修法的基础；而定学是约束自心、避免散逸的途径；慧学就是增长智慧、不昧于解脱之道。故有无戒不定，无定不能生慧之说。

此外，藏传佛教认为，印度古贤二圣六庄严［⑨］是全面继承和严格遵循释迦教法的无与伦比的八位杰出论师，他们的有关论著则是最具权威的佛学经典论著。所以，五部大论中的因明学以陈那和法称的论著为准、中观学以龙树师弟的论著为准、俱舍论以无著兄弟的论著为准、戒律学以释迦光和功德光的论著为准。同时，系统学习二圣六庄严的经论，还意味着最终实现树立佛学中观思想的宗旨。

1、因明学

因明学既是五部大论之一，又是藏族十明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无论在藏族文化史上还是在世界逻辑学上均占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在藏传佛教中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被誉为打开藏传佛教知识宝库大门的金钥匙。实际上，因明学是一种具有工具性、功能性的学问。它是一种既能正确推理又可锻炼智力的学科，故称因明学乃探求真理的方法论和知识论。

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学僧运用和发挥陈那的《集量论》(本论)和法称的《因明七论》(释论)等因明学，破除印度外道四派思想，确立内道四派思想，最终达到建立中观应成派思想的宗旨。在藏传佛教与其他一切外道间如何“破”与“立”的立论过程中发挥“为破邪论，安立正道”的思想武器作用。同时，在考评宗教学位时也是一种必备的答辩技巧基础。

显而易见，因明学不仅是藏族五明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对学习其他学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犹如现代哲学在各门人文社会科学中所起到的指导作用。因此，不同宗派各个寺院都比较一致地先学因明，因为因明是修学般若的眼目；后学中观，因为中观是修学般若的果实。故在五部大论中因明学和中观学是藏传佛教建立佛学理论观见之两部大论。

2、般若学

般若学是大乘佛教早期的重要佛学思想理论，其根本经典为《般若经》。而般若经又名佛母(yum chen mo)，因为诸佛之所以成佛，主要借助于佛经，而佛经之要义和觉悟过程(缘起性空理论和如何修法成佛)源于般若经，故称般若经乃佛经之母或诸佛之母。

此外，般若经有超凡脱俗的开悟大智能。认为般若为智慧，依凭般若智慧去探讨真理问题－－真如、真谛，以及假有、性空等道理，故说般若是“空观”的抽象理论。

可以说，《般若经》的产生开创了大乘佛教，而大乘佛教又称菩萨乘。菩萨具有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精神。菩萨所修的法门是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般若)。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多，是大乘菩萨的主要特色。而促成大乘佛教兴起的原动力，则是般若思想，即般若波罗蜜多。

弥勒的《现观庄严论》是《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论义、教授或诀窍，是一部纲要性的《大品般若经》释，以“诸法无自性”的中观思想为主，兼采瑜伽观行及其次第。所以，藏传佛教将《现观庄严论》作为般若学纲要编入五部大论之一，成为认识佛教般若空智、成就佛陀果位在智慧上最主要的内容。

3、中观学

中观学作为佛教四大学说或学派之一，在整个佛教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上穷阿含经(四圣谛)与般若思想(缘起性空)，下开藏传佛教中观学说。其理论学说在藏传佛教中受到重视并大力弘扬。因而中观学在藏传佛教中得以兴盛和发展，甚至中观思想成为藏传佛教建立自己佛学观见的主要理论依据，所谓“五部大论中《中观》和《因明》是建立佛学理论观见之两部大论”。也就是说，因明是修学般若的眼目，故先学因明；后学中观，因为中观是修学般若的果实。说明修学中观的目的是要见道，是要得到清净的中观正见。

值得强调的是，藏传佛教将中观学在整个佛学体系中置于重要地位，特别是后弘期内翻译了月称的有关中观学的主要论著，从而将中观学经论完整保存在藏文大藏经之中，而且树立了月称中观应成派的权威地位。

4、俱舍论

对于《俱舍论》这一名称的含义，应以它的全称《阿毗达摩俱舍论》来解释，如“阿毗达磨”(mngon pa)是指可以现观的教法义理；其“俱舍”(mdzod)具有箧藏和宝库之义。

无论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还是南传佛教，都拥有经、律、论三藏，由经律论三藏构成了佛教各派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而《俱舍论》属于三藏中的论藏，归入《丹珠尔》部，是印度高僧大德对佛陀所讲的经律二藏所作的注疏或阐释，是对第一转*轮中所讲的“四圣谛”的进一步阐释。所谓“小乘之见与行在《俱舍论》中讲说”。可见，《俱舍论》在佛教三藏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认为，《俱舍论》是一部从小乘佛教过渡到大乘佛教阶段并在其中发挥桥梁作用的论典。从藏传佛教的立场看，《俱舍论》则是一部以小乘佛教为主要内容的大乘佛教论典。因为藏传佛教不排斥小乘佛教的教义经典，如《戒律学》也以说一切有部的戒律经典为主要依据。所以，《俱舍论》作为五部大论之一，在藏传佛教中成为重要修学内容。

5、戒律学

戒律学乃佛教之根本、修法之基础，故在藏传佛教修学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从历史的角度看，佛教之所以能够弘传起来，主要依靠僧团组织及其戒律制度来保障。僧团，又称僧伽、教团，由出家弟子组成。从严格意义上讲，出家弟子和在家信徒有所区别：　

一、比丘(dge slong)，20岁以上的出家男子，要受250多条戒律。　

二、比丘尼(dge slong ma)，20以上的出家女子。要受从300至500条戒律。

三、沙弥(dge tshul)，未满20的出家男子。要受约10条戒律。

四、沙弥尼(dge tshul ma)，未满20岁的出家女子。要受约10条戒律。

五、式叉摩耶(bsnyen gnas ma)，离成为比丘尼还差两年的未成年的出家女子。要受“六法”戒律。

六、优婆塞(dge bsnyen)或称居士，在家的男信徒。要受持“三归五戒”。

七、优婆夷(dge bsnyen ma)或称居士，在家的女信徒。要受持“三归五戒”。
以上七众之界别，是根据各自所受持的戒律而定。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前，已为僧团七众完成了戒律的制定。在七众当中，如比丘或比丘尼聚集达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组成僧团。出家五众中，沙弥从属于比丘，式叉摩耶、沙弥尼从属于比丘尼。他们不能自成独立的僧团。僧团以普渡一切众生、使一切众生得到觉悟为目的。为了僧团的管理，使他们从事有规律的集体宗教生活，制定了规章制度，对不同信徒规定出必须遵守的各种戒律。戒律学由此建立起来。正如《五部遗教》所云：僧人是戒律的忠实实践者或维护者，故说僧人是佛法的基础，从而建立了许多僧伽组织。［⑩］　

三、实践作用

1、修学过程

藏传佛教的修学，主要在各大寺院内完成。以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为例，该寺按照佛教显、密宗的分科原则，在寺内设立六个学院，即闻思学院、续部下学院、续部上学院、喜金刚学院、时轮学院、藏医药学院。除了闻思学院外，后五个学院可纳入密宗范畴。然而，学院中规模最大、学僧最多的则是闻思学院，即显宗学院，其内部分设13个不同的学科班级，整个学制最少也在15年以上。主要修学五部大论，每位学僧通过师授、背诵和辩论的途径，渐次精通《因明学》、《般若学》、《中观学》、《俱舍论》、《戒律学》，重在整体理解和深刻领会。

背诵和辩论是藏传佛教最具特色的修学过程，一般而言，背诵经文和辩论佛学疑难问题，是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的两大行之有效的修学方式。因此，在各个寺院修学的年轻僧人，尤其是格鲁派学僧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背诵经文和辩论佛学疑难问题之上。他们在寺院日常生活中将早晚的时间主要用于独自背诵经文，而早晚背诵的经文又成为参加上午或下午集体辩论佛学疑难问题时广为应用或印证的理论武器，通过辩论可提高学僧的逻辑思维能力，从而能够进一步领会藏传佛教的深奥义理。所以，背诵经文和辩论佛学难点已成为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相辅相成的两大学经方法，犹如一车之两轮，缺一不可。

而藏传佛教寺院的考试制度，又加强了这一修学实践。背诵经典和辩论疑难问题，是寺院考试的重要内容。如在背诵经文的考试中，背诵的经典越完整、篇幅越长，其考试成绩越优异。辩论考试是以正方或反方的形式进行，在藏传佛教的宗教术语中被称为立宗辩论，围绕某学说或论点提出难题，让答辩人解答，如回答流利，言之有理，其考试及格或优良。否则，其考试不能通过，需要重新复习，有待补考。尤其是这一考试方式从低年级就纳入僧人的学经之中，对学僧的修学起到了促进作用。

总之，在显宗学院修学的学僧，其修学过程是广闻博学，背诵强记，多维思考，反复辩论，从而达到对　“五部大论” 的娴熟理解和融汇贯通，最终顺利考取格西学位，并进入密宗研修阶段。密宗研修的年限不定，主要取决于学僧的勤奋、智慧、悟性等个人条件来不断提升或获得成就。

2、考取学位

藏传佛教格西(Dge Bshes)［11］学位，是随着寺院教育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一种宗教学位制度。格鲁派三大寺没有创立之前，在藏传佛教教育界已经产生授予格西学位的教学体制，而且有不同级别的格西学位称谓，如热绛巴(Rab Vbyams Pa)、噶西巴(Bkav Bzhi Pa)、噶俱巴(Dkav Bcu Pa)等格西。在五部大论中精通般若学后可考取热绛巴格西学位，五部大论中学完除了因明学外的其他四门学科后可考取噶西巴格西学位，学完五部大论后可考取噶俱巴格西学位。后来在拉萨创建格鲁派三大寺，使授予格西学位的制度日臻完善，尤其是第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参在代理甘丹寺赤巴(法台)期间，在拉萨传昭大法会上创立了授予拉然巴(Lha Ram Pa)格西学位的制度。［12］

除了拉然巴格西之外，还有许多不同级别或专业的格西学位，诸如　“措然巴”、“琳赛巴”、“多然巴”、“阿然巴”、“曼然巴”、“噶然巴”等。

措然巴(Sthogs Ram Pa)格西，是仅次于“拉然巴”的一种格西学位。每位考僧在拉萨小昭寺举行的大法会上，通过拉萨三大寺众高僧前答辩佛教经律论后，才能获得这一宗教学位。

琳赛(Gling Gsal Pa)格西，该学衔排在措然巴格西之后，是某位学僧在拉萨三大寺中的任何一寺内通过答辩佛教经论而考取的一种格西学位。

多然巴(Rdo Ram Pa)格西，是某位学僧在各大寺院大经堂门前的石阶上举行的法会上通过众僧前答辩佛教经论而获取的一种格西学位，排在琳赛格西之后。凡是具备条件的各大寺院均有资格授予多然巴格西学位。

阿然巴(Sngags Ram Pa)格西，是某位学僧在各大寺院的密宗学院中通过对密宗理论的研习以及实践修炼而获得的一种格西学位。一般而言，进入密宗学院修学的条件比较严格，其学僧必须先经过在闻思学院研读藏传佛教五部大论的阶段，并在此获得毕业后才有可能升入密宗学院深造。最好是取得上述格西学位中的任何一项后，被选派或推荐到密宗学院研修，最后取得阿然巴格西学位。阿然巴格西中也有等级差别，如在拉萨上、下密宗学院中获取的阿然巴格西，是至高无上、最为权威的密宗格西学位。

曼然巴(Sman Ram Pa)格西，是某位学僧在藏传佛教各大寺院的藏医学院长期研习藏医药学而获得的一种格西学位或藏医学位。由于藏医学院所学理论知识极为广泛深入，而且还要经常进行在野外采药等实践，故其研习时间相对较长。

此外，许多藏传佛教寺院中还授予“噶然巴”(Bkv Ram Pa)、“热绛巴”等级别较低的宗教学位，在此不一一赘述。

总之，考取宗教学位，是每一名出家僧人的一大宿愿，也是显示自己佛学知识水准的主要头衔。然而，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的格西这一宗教学位并非人人能够考取，只有极少数僧侣经过长期勤奋修学方有机会获取。一旦获得格西学位，特别是在大昭寺举行的大考场通过“拉然巴”格西学位的考试，就在藏传佛教界具有很高的荣誉和宗教地位。因为拉然巴格西，是藏传佛教格西学位中级别最高的宗教学位，也是藏传佛教显宗中最权威的学衔。

四、结语

藏传佛教作为当今世界佛教三大派系之一，在诸多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质。可以说，它既有丰富系统的佛教经典或理论体系，又有严密深奥的实践修证次第。

首先，将佛教大小乘和金刚乘三乘融会贯通，相辅相成，从而建构了既有戒律传承、系统教义、宗派见地，又有密宗传承、修持次第、成就境界的显密宗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所以，藏传佛教在当今世界佛教领域具有系统性、连贯性和权威性等殊胜特征；其次，藏传佛教在佛学修习方面，不仅建立了集体经院教育和个体实践体验相结合的修学体系，而且采取了闻、思、修并重的独特的修学路径，首先广闻博记，其次深思熟虑，之后实践修炼，直至正确领悟佛法真谛。

也就是说，藏传佛教提倡理论与实践相联系，高尚品德与渊博知识并重，宗教戒律与个人智慧相结合，自利与利他相辅相成，从而达到修身、修学、修心的圆满境界。同时，藏传佛教将教法义理和个人修养作为正确认识或判断一切客观事物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大乘佛教哲学派系中非常非断的中观见，更是尊为识破世间包罗万象(假像)的不变真理。此外，藏传佛教将佛教显宗与密宗有机地结合在一互动的关系之中，这不仅有助于揭开大乘佛教甚深义理的奥妙，而且也整合了佛教的理论体系，保持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联系。因此，藏传佛教学僧严格遵循无显宗理论不入佛教正道，无密宗实践不得佛教正果的宗旨，先学显宗理论，后修密宗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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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巴协》第47－49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

［②］“七觉士”史称“七试人”，分别是巴？赛囊、桑希、玛？仁钦乔、昆？鲁意旺布松、巴郭？比若劄那、恩兰？嘉哇却央、拉松？嘉威祥曲七人。

［③］《土观宗派源流》第28页。

［④］　丙辰法会是阿里王孜德召集全藏区的学通佛教三藏的所有大师级的学僧，于火龙年(1076年)在阿里举行的大型法会。该法会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内的一大盛事，因而在藏传佛教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

［⑤］　详见《东嘎洛桑赤列选集》(藏文)第213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

［⑥］　详见《东嘎洛桑赤列选集》(藏文)第215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

［⑦］　详见《东嘎洛桑赤列选集》(藏文)第215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

［⑧］　指一切有部、经部、唯识宗和中观派。

［⑨］　二圣是指释迦光和功德光，六庄严分别是龙树、圣天、无著、世亲、陈那和法称。

［⑩］　详见《五部遗教》(藏文)第305页。

［11］　在藏语中拼写为“DgeShes”(格西)，在汉文里意指“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