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佛教教育　　　　　　　

笔者长年从事佛教研究，没有专门从事佛教教育工作，对中国佛教教育的过去和现状也了解得很不深入，仅借此机会提出个人一些想法与诸位法师、学者讨论，供有关方面参考。

一、佛教在新世纪的当务之急是发展佛教教育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从公元前6、5世纪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佛教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发展到大乘佛教，在大乘佛教中又先后形成中观、唯识和密教等教派。从公元前2世纪起，佛教从印度传到南亚、中亚诸国，开始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此后沿着丝绸之路，越过帕米尔高原(葱岭)传入中国新疆地区，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内地，经过漫长时期的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的适应与结合，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在中国佛教中包括三大支系：一是历史最久，流传范围最广的汉语系佛教；一是流传于中国藏族和蒙古族等兄弟民族居住地区的藏语系佛教(藏传佛教)；另外，在云南傣族等民族居住地区还流传南传巴利语系佛教。公元4、5世纪中国汉语系佛教先后传入朝鲜、日本，在经过长期的民族化过程后也演变为朝鲜、日本民族的宗教。越南既从印度，也从中国传入佛教，而受中国佛教的影响最大。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的佛教共同构成北传佛教。

　　历史证明，佛教自成立到现在，在不断地适应时代、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地理历史环境中演变着发展着，可以说是在适应中发展，在发展中适应，永无尽期。斗转星移，岁月不居，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在这崭新的世纪，在面临各国经济联系愈益密切趋于全球一体化，政治多极化，各国文化虽密切沟通而又保持多元化的形势下，佛教将如何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社会环境继续存在和发展？应当说所面临的需要迅速作出抉择的问题是很多的，然而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培养佛教人才的问题，也就是佛教教育问题。《论语》中记载孔子一句话“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古代中国佛教著作中常被引用。佛教这一古老的宗教，必须造就能够适应新的时代，适应在科技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环境下，善于贴近民众生活，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从事传布佛法与研究佛学的僧才、学者，才能使佛教焕发新的生命力，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培养这样的不仅具有高深的佛学知识，而且掌握其他科技文化知识的僧才、学者，需要新型的佛教教育。
　　1953年中国成立各民族佛教徒的联合爱国团体――中国佛教协会。此后即着手筹备创建全国最高的佛教教育机构，1956年9月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法源寺成立，以培养“具有较高佛学知识，能开展佛学研究和寺庙管理人才”为目标，设有专修班、本科班、研究班等各种形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佛教人才。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中国的政治路线发生偏差，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遇重大阻力，特别在使中国人民遭到严重劫难的“文革”中，佛教的正常活动得不到保障，中国佛教学院不得已停办。直到“文革”结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随着佛教重新开展活动，1980年9月中国佛学院得以恢复，20年来已培养学僧297名，还培养22名研究生，有37名师生被派往日本、英国、斯里兰卡、缅甸、韩国等国留学。这些毕业生分配到全国各地，通过自己的传法活动和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界继往开来的中坚力量。1987年9月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成立，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发展藏传佛教，培养懂国家法律和政策，精通佛学的爱国爱教的高级宗教人才”为办学方针，致力于培养蒙藏地区的活佛以及格西等高级佛学人才。20年来，各地也陆续成立了各级佛教学校，形成包括由初、中、高三级学校组成的全方位的佛教教育系统，在中国佛教学院之外，地方上著名的有中国佛学院苏州灵岩山分院、南京栖霞山分院；属于地方佛教协会主办的福建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上海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黑龙江佛学院，以及西藏、四川、甘肃和青海的藏语系佛学院，已经并正在为培养适应新时期社会需要的佛教人才做出贡献。
　　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学校者，文明进化之泉源也。”国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文化科技要发展，就需要发展教育，办好各级各类学校。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同样，佛教要适应新的时代，继续存在并且得到发展，就必须培养佛教人才，创立和办好各级学校。中国20世纪50年代从创办第一所佛教学校至今已经过了45年，虽然走过了曲折的坎坷的道路，然而不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而且也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今后继续办好学校，发展佛教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佛教协会鉴于发展佛教教育，培养佛教人才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92年1月于上海召开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会后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强调为适应中国佛教事业的不断发展培养大量合格佛教人才的必要性，说“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并就发展佛教教育，办好佛教院校等方面提出带有方针性的指导意见，提出实行“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完善学科建设，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佛教教育体系，着手编写统一标准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改进思想道德工作等。这次会议对推动各地发展佛教教育事业，改进佛教院校的教书育人工作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1993年中国佛教协会举行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赵朴初会长所作《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中，在周绍良副会长所作《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都高度评价这个《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重申继续落实这个文件的精神，制定相应措施。赵朴初会长再次强调：“大力培养合格僧才，加强人才建设，是关系中国佛教命运和走向的头等大事，是我国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
二、借鉴全国教育的战略全局，制定面向新世纪的佛教教育规划
　　那么，我们今后应当如何在继承以往佛教教育已经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继续落实中国佛教协会通过的有关决议，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佛教教育，办好各级佛教学校呢？我想有必要借鉴国家教育的总体规划，从整体上重新审视和确立面向新世纪的佛教教育规划。
　　中国佛教是国家承认并受到法律保护的传统宗教之一，拥有众多的信众，他们与全国人民一道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工作。佛教教育是宗教教育，虽然按照国家法律与国家普通教育是分离的，然而由于现代的佛教教育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除传授佛教系统知识外还传授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培养具有优良的思想道德品质，既掌握系统的佛教知识又拥有广博文化知识技能的新人为宗旨，并且直接影响到广大的信教群众，影响到社会的广阔范围，自然与国家的普通教育有着密切的多方面的联系，也可以说它与其他宗教教育是构成中国整体的教育事业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中国的佛教教育不仅服从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总方针、政策，特别是有关宗教的法律、政策，而且在不少方面与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是密切相应和一致的。
　　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是为了实现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目标与任务，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全面推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和创新能力而制定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虽然这一文献是面对普通的社会教育和各级各类学校的，然而我想，不仅它的基本精神对佛教教育也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它的某些条文内容、提倡的做法对制定新世纪佛教教育整体规划也有启示作用。例如其中提出，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应“深化改革，建立起教育新体制的基本框架”；要求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开展教师培训，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建立新的课程；加强和改进学校的德育工作，继续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广义理想教育，遵纪守法和社会公德教育，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实施劳动技能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体育、美育的素质教育；努力建成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学科；加强科研工作，重视培养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加快高等教育体系改革步伐，继续实行“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实现由中央与省级两级管理、分工负责的教育体制……。
　　结合佛教教育来说，难道在新世纪不应当在认真总结原有的教育体制和情况的基础上，通过谨慎的改革，完善已有的佛教教育体制，改进佛教教育吗？不应当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具有各种知识技能和活动能力，能够在未来自己的教务工作中为推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社会实践中，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才吗？不应当提高佛教院校教师的文化的道德的整体素质，以利于更好地教书育人，为培养德才兼备的佛教人才做出出色的成绩吗？不应当在各级佛教院校实施德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广义理想教育，遵纪守法和社会公德教育，以推进僧众道德、风尚的提高，加强佛教自身的建设吗？不应当通过考查筛选，建立具有先进水平的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一流佛教院校吗？不应当增进国际佛教学术交流，培养能够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佛学研究接轨的高层次的学僧吗？不应当积极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办好佛教院校吗？……当然不是。这些“不”字皆是假设，一个也不能成立。中国佛教界完全可以借鉴国家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并且站在国家的宗教教育事业的长远的整体的高度，制定自己新世纪的佛教教育规划，为进一步发展带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育事业，培养爱国、爱教，德才兼备的新的佛教人才做出成绩。
三、关于改进佛教院校佛学讲授课程的建议
中国佛教教育设立高级、中级和初级三级院校的体制，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课堂设置和做法。例如，在最高级的中国佛学院设有公共课(佛学基础课、文史哲基础课、外语课)、专业课及思想政治教育课等，选拔优秀毕业生进修研究生课；中级佛学院，设立佛学基础课、文化课及政治课等；初级佛学院设立佛学常识、仪轨念诵、丛林制度及文化基础知识等课。笔者这里仅就佛学课程提出进一步改进的建议，供诸位参考。
　　(一)增设原始佛教基本教义和经典的课程
　　在佛教发展史上，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佛说法和传教活动，在现存《阿含经》中有比较集中真实的记载。《阿含经》由很多小经组成，一般每一部小经记述释迦牟尼佛某次传法的情形，说理层次分明，语言生动，反映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和与带领弟子到处传法的艰辛历程。中国汉译《阿含经》有四部：《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虽收经数量不同，但内容大体一致，与南传佛教依据的基本经典《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大体相应，主要讲述四谛、八正道、五蕴论、缘起论、善恶报应论等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和理论。在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后，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皆被称为小乘。中国佛教诸宗的判教理论虽将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皆判为小乘，认为是佛陀为根机浅的众生说的，但仍认为它们是佛法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彻底否定之意。原始佛教为后来的各种教派提供了最基本的教义和理论的基础。如果中国各级佛教院校在现有的佛学课程的基础上增设或加强对《阿含经》、对原始佛教基本教义和理论的讲授，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1．有利于学僧加深对佛教创立和发展历史全面的了解，并从佛陀与弟子游历各地向各阶层民众传法的事例中得到启示，增进对佛法本来所具有的“人间性”的认识；
　　2．为系统地掌握佛教知识，开展对佛教的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3．掌握原始佛教的知识将有利于今后开展与南传佛教国家僧俗信众的佛教文化交流。
　　?此外，还可以考虑增设兼收大小乘经律论最代表性的经典或选录的“佛经选读”、中国诸宗著述选录的“中国佛教宗派典籍选讲”的课程，可以与高级班开设的讲授某些佛教经论、宗派著作的专题课程互为补充。
　　(二)引导学僧自主地独立地学习佛法和各种专业知识
　　在高级和中级佛教院校，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生动活泼地传授知识，引导学僧自主地独立地学习，提高写作和讲话表达的能力，增长实际才干。
　　1、可以布置学僧围绕读一部经书、著作、一篇文章写读书报告；
　　2．可以先选定某一题目，或在每人撰写读书报告之后，举行课堂讨论，由学生自己主持，请全班学僧按照自己事先准备好的提纲或文章进行发表，彼此质询讨论；
　　3．选择建校日或某些节日组织佛学讲演会或其他学科的讲演会，也可根据条件举办讲座邀请外单位学者前来讲演；
　　4．建议地区或邻近地区的佛教院校定期或不定期地联合举办佛教学术研讨会，增加学僧彼此交流和共同提高的机会；
　　5．积极创造条件与国内学术界举办佛学研讨会，不仅有利于彼此进行学术交流，而且有利于佛教院校师生广泛地接触社会文化界学术界，广交朋友，以利于推进“人间佛教”的建设，弘法利生事业的发展。
　　其实，上述某些做法有的佛教院校已经实施，这里提出来是希望进一步推广和改进。
　　(三)进一步做好研究生培养的工作
　　1992年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在中国佛学院设立研究生班，从高级佛学院毕业生中择优录取研究生。迄今已经培养22名研究生。在恢复不久的闽南佛学院，从1999年也开始正式设立研究生班。按照本人的理解，研究生班应培养具有系统的佛学知识，具有较高的佛学研究能力，在道德、学问、修持三个方面皆表现优良的高级佛教人才，他们毕业后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胜任在寺院弘法或管理，在高级佛教院校授课，并且能够独立地进行佛学研究。他们应当达到相当于普通高等学校硕士学位的水平。
　　对于今后的佛学研究生培养工作，这里提出以下想法，希望与诸位讨论，并请有关领导部门和人士参考。
　　1．开始阶段应注意稳妥发展，根据师资和高级佛教院校毕业生的实际情况，控制研究生的数量，做到宁少勿滥，保证毕业生的质量。从高级佛教院校选拔的研究生一定要真正达到大学毕业生的水平，在佛学和必须具备的文史哲知识方面有较系统深厚的积累，品质优良，身体健康，能够胜任三年研究生的课程传授，能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大量阅读、写作的作业，最后写出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
　　2．引导研究生不断拓宽知识领域，养成关心国内外佛教形势和佛学发展趋势的习惯。佛教院校的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确定三年间主攻的方向之后，不仅应当深入地学习佛教专门知识，而且应当根据自己的情况和专业要求，努力学习宗教学原理、中外历史、哲学思想史等文史哲知识，通晓一门或两门外语，掌握熟练的电脑使用技术，还应当通过阅读中外报刊、书籍了解中外佛教界的形势和佛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这样才能开阔眼界，提高综合知识水平，增长能够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在以后的佛教研究中做出与国内外学术界接轨的成果。
　　3．在研究生选择专业主攻方向时，应当根据需要和学生的实际特长，有意识地安排一定数量的学僧着重学习和研究日本佛教、韩国佛教、越南佛教和南传佛教的课题。围绕这些课题，引导他们加强对这些国家的佛教以及历史文化、语言的学习。目前这方面的人才似乎太少了，不足以适应中国佛教界与国际佛教界开展多方面多层次交流的需要。
　　4．在培养佛教院校研究生的师资方面，《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建立一支足够数量、合格而稳定的师资队伍，是办好佛教教育的关键。”为扩大师资来源，提高教育水平，提出了若干切实可行的措施。其中一项措施是：“聘请教内外专家学者、教师和其他适合在佛教院校任教的人士担任专职或兼职教师。”现在国内的佛教院校属于宗教团体自办的学校，在经营方面具有较大的选择性和灵活性。例如，不仅可以聘请在职的国立大学的研究佛学的教授兼任培养研究生的导师，或兼任一般班级讲课的教员，也可以吸收从国立大专院校退休的教师到学校担任讲授文史哲课程的教师。同时，在开设外语课程时可以聘请大学教员、研究生或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担任兼职教师。
　　当然，为了办好佛教院校，办好研究生班，必须加大必要的资金、人力和物资的投入，以便提供较好的教学、图书和学习的环境，并且不断改善师生的生活条件。关于这方面，相信随着全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佛教事业的振兴，各级有关领导的重视和规划，今后会有较大的改进。
　　(四)创造条件，建立佛教大学
　　中国在今后能不能建立具有一定规模、较高水平的佛教大学？我作为一个在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对此抱有强烈的关心。谁都理解，只有具有高水平的教师才能培养较高水平的学生；只有具有受过良好教育，具备较高的佛学素养和多方面的综合知识的僧人，才能更好地从事弘法、寺院管理工作，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政策，教育信徒遵纪守法，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做出更大贡献，从而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影响；只有具有较高的学识，才能理解和研究现在提倡的“人间佛教”具有什么内涵，什么意义，才能积极主动地参与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历史性实践；只有具备高深的学问、能够从事独立的佛学研究，取得为国内外学术界承认的业绩的僧人，才能胜任国际佛教界和学术界日益频繁的佛教文化交流，做到不辱使命，为中国佛教界，为中国人民争得荣誉。因此，创办比现在高级佛教院校更高一级的佛教大学乃至包括佛教学科和其他人文学科在内的综合性佛教大学的必要性是存在的。
　　众所周知，目前尚不存在创办佛教大学的环境和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就无所作为了呢？本人认为并非如此。我们可以将已有的中国佛教院和其他的佛教院校办得更好，造就更多的优秀的佛教人才、学者、教师，在整理佛教文献、文物和研究佛教历史、教义理论等方面做出令世人瞩目的更大成绩，积累更多的办学经验，并且在社会环境和物资方面进行必要的准备。这样，一旦具备创办佛教大学的条件时，就可以从容地比较迅速地着手建校，并完成保障佛教大学正常运营的各项配套工程，迎接佛教大学的诞生。
　　以上的想法和建议如有欠当和脱离实际之处，敬请诸位提出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