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死亡理论的建构——《佛说死亡：死亡学视野中的中国佛教死亡观研究》评介

　　宇恒伟 李利安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佛教的死亡观集中反映了死亡学视野中佛教的终极关怀，反映了人类面向世界寻求自我的过程。从死亡问题出发，运用古典文献资料，对佛教的死亡观进行梳理和研究，认为佛教死亡观是对传统死亡观的承接和拓展，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主要推动因素，是知识体系和超越体系构成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佛教；死亡观；终极关怀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09)01-0061-04

　　从西方古典哲学的本体论到“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转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到“社会”的承接，可以窥见：人类面向世界的进程首先是发现和探索自然的过程，其后是对自我的认识。人类对自我的认识在内涵上具有丰富性和延展性，它涉及的根本问题是关于生死，特别是死亡的话题，借用西方哲学的话语也就是保罗·蒂里希所谓的“终极关怀”或者“终极关切”。不同的学科或者科学都有对终极问题的关注，其中，宗教学上的终极关怀具有特别的意义。在不同宗教的终极关怀中，佛教的终极关切最具创造性。那么，佛教的终极关怀包含哪些内容?换言之，佛教是如何对待死亡并实现自我超越的?海波先生的《佛说死亡：死亡学视野中的中国佛教死亡观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比较明晰的答案。

　　一、佛教死亡观的理论基础

　　死亡是一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它被人类所关注的程度要大大落后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究。人类对死亡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宗教意义的成立，具有宗教意义的死亡观的形成是人类对死后问题的关注，佛教死亡观的形成也是如此。总体上讲，宗教意义的死亡观有共同的理论：身心二元论或者形神二元论，不同宗教文化的“轮回”观念集中体现了这一问题，在轮回观念的逻辑起点上是基本一致的。

　　在印度文化系统中，轮回是最为流行的观念之一。虽然，印度不同的宗教对于轮回有不同的看法，但轮回一般被认为与死后相关，如“轮回观念的出现与人们对自己死后的思考有关”。轮回观念实际上反映出人类对死亡的恐惧，而这正源于人类对生以及人体本身的认识。在不能否认生死的客观事实前提下，对死亡恐惧的意识构成了轮回观念起源的先决条件。

　　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印度佛教传人中国以后，轮回概念才逐渐明确。就儒家和儒教而言，它主要是从生来实现对死的认识，而后来逐渐变化的儒教的人鬼崇拜、原始崇拜，实际上承认了人死以及山川、动植物等背后灵异的存在。因此，在儒家和儒教系统对死亡的认识中，承认了死亡以后有某种实体的存在，但没有确切的轮回观念。就道家和道教而言，庄子认为生死只不过是人存在的一种形态，即所谓的“齐生死”。虽然，庄子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抹煞生死的差别，但这也说明死也是存在的一种形式。因此，死以后的问题就不具有意义。典型的道教修炼成仙是实现对死亡超越的修行方式，这与道家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其立足于生死的差别，而不是相续统一。就中国民间信仰而言，鬼神崇拜是非常流行的，人死后的魂魄、鬼魂、灵魂间接地触及轮回观念。

　　埃及文化系统中也没有确切的轮回观念，但埃及人对人死后的处理方式实际上也触及到了实体的存在，如他们认为人死只不过是肉体的死亡，其中的“灵魂”脱离肉体而存在，这是典型的形神二元论的思想。

　　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文化系统和古希腊哲学联系密切，总体上，它们都承认灵魂存在，也属于典型的形神二元论，如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等均持同样的观点。但是，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两种基本的灵魂观念：一种是肉体灵魂，它与物质身体相联系，由此而随物质身体的存在消亡而存在消亡；另一种是独立灵魂，它既可以依赖于身体的存在，又可以独立存在。这两种灵魂观念是对立的，古希腊的哲学家对灵魂的看法基本上是沿着这两条路线进行的。柏拉图的灵魂观与现象和本体的分离有重大关系。柏拉图将灵魂与肉体分开，罗素认为这种心物分离是有深刻的宗教根源的，他在《西方哲学史》中指出，心和物之间的区别——这在哲学上、科学上和一般人的思想上已经成为常识了——有着一种宗教上的根源，并且是从灵魂与身体的区别而开始的。身心、主体和客体以及现象和本体的分离是西方传统观点，柏拉图的灵魂观就是以它们的分离为前提的。

　　可见，人类对死亡的思考并不意味着轮回观念的产生。轮回的观念首先是人类对生死的差别有了具体的认识，并且在确定身心二元论的基础上，预设了灵魂或者它的一部分为实体的存在，这种实体本身与肉体是脱离的，但它与肉体结合以后才能形成活生生的人。轮回观念意味着生死流转过程中，实体本身是不灭的，它构成了轮回得以发生的基础。

　　二、佛教死亡观的体系

　　佛教死亡观的体系不仅是知识体系，而且是超越体系。在解析死亡的基础上，实现对死亡的超越是佛教死亡观的落脚点。

　　佛教死亡观的知识体系。第一，佛教的生命观构成了对佛教死亡的探源。作者认为：“佛教死亡观的逻辑结构：首先由佛教死亡视域出发得出对死亡的价值判断为苦；解密死亡的知识体系既是对死亡之苦、空、无常的深入论证，又是死亡超越体系的理论基础。”佛教对苦、空、无常是这样论证的：原始佛教的“四谛”集中对苦进行了分析。人生皆苦的基调属于佛教对人生的价值判断，生命流转中苦是普遍存在的，这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空和无常消解了人类对自然意义的生命的追逐，转向对“真实”问题的探求。总之，“佛教的生命观从构成、延续和生命形式三个角度同时并举，消解了‘我’作为主体的实存性。其结果为，死亡失去所依附的主体，只是生命流转中的一个个标记点……轮回转世将生命延伸到无限，实现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永生。”第二，轮回主体构成了死亡的困惑。佛教一方面承认轮回，另一方面认为“无我”。那么，轮回的载体或者说轮回的主体是什么呢?这在佛教史上引起过很多争论。原始佛教没有针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但提出业与我是紧密联系的。部派佛教变通地提出过“补特伽罗”等轮回主体。大乘空有二宗则是分别通过破斥“空”以及“种子”及其熏习变相地解释和承认轮回主体的存在。在中国佛教史中，“灵魂不灭”、“心性”、“善恶”、“佛性”、“心理”等诸多概念与此相关。应该说，唯识论对此作了比较明晰的回答。第三，死亡的过程构成了死亡的解密。佛教把一期生命分为生有、本有、死有、中有四个阶段，对应人出生、濒死、死后的情形，对死亡的解密构成了比较合理的体系。死亡之后是否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死亡之后个体走向哪里?不同于其它宗教，佛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总之，佛教从缘起说起，不同于世俗谛，提供了一种多样的动态的生命结构观。

　　佛教死亡观的超越体系。第一，达到对人天乘的追求是死亡的提升。佛教对死亡的分类在不同经典中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人天乘是超越死亡的第一个层次，是最广泛的面向大多众生的有效的脱离死亡之苦的方法。只要行善积德就能保住人天身有脱离轮回的保障。第二，达到对净土的追求是死亡的升华。净土将丰富的理论和使用的修行方式结合起来，得到民众的喜爱，成为容易为民众接受的超越生死的法门。第三，达到对涅槃的追求是死亡的终极。涅槃不同于死亡，是最高一层的解脱生死的境界。通过念死观修、临终帮助、中阴救度达到涅槃，从而实现对死亡的超越。总之，佛教死亡的超越体系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既是经验的，又是超验的。它以对死亡的解析，通过种种法门实现对死亡的超越。

　　三、佛教死亡观的学术史意义

　　如果说，该书前三章分别对中国传统的生死观和佛教的生死观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建构了佛教生死观的理论体系，那么最后一章则从整个中国佛教史甚至学术史的高度对佛教死亡进行评析。佛教死亡观的学术史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终极关怀这一基本问题出发，本身就具有特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生死是古老而常新的话题，构成了所有学科赖以存在的基础。该书直接以死亡问题为观照对象，无论是对于民众的生存还是精英的安身立命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启发，体现出在选题和立意上的深思熟虑，正如书中所言：“无论是立足于中国死亡观，还是与现代学术前沿接轨，抑或是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梳理和研究佛教的死亡理论都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此，该书不仅在佛教死亡观方面具有开拓之功，而且为人们认识中国佛教史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作者虽然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但在文章架构上能突破传统窠臼，以问题为中心，在学术起点上更上一层。在很大程度上，作者的良好治学门径决定了该书非凡的学术品味。

　　其次，佛教生死观对民众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丧葬方面。具体而言，在丧祭、葬式、墓葬等方面，佛教死亡观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就丧祭而言，佛教死亡观在民间广为流行，各种法会、建寺、造像等功德仪式层出不穷，并且与中国传统的儒教伦理特别是孝道结合在一起，彰显了佛教对终极关怀的精细和丰富内涵。就葬式而言，佛教在某些层面逐渐对社会生活进行着影响，体现出佛教融人社会生活。就墓葬中的佛教因素而言，墓葬文化体现出的信仰形态很大程度上是佛教与中国文化进行交往的必然结果，体现出文明交往过程中异质文明的交融。

　　再次，佛教生死问题构成了中国佛教史、哲学史发展和演变的一个中心主题。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看，生死问题一直是被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就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而言，孔子时代的儒学，以“未知生，焉知死?”的论断代表了儒学对生死问题的看法，即从生的层面窥视死亡问题，它采用的是反证方法，在逻辑前提上认为生和死是全异关系或者排斥关系。至于后来的儒教祭祀仪式等，虽然含有信仰的色彩，更多的具有伦理意义，而不是宗教意义，这和佛教的生死观有明显的差别。相对于儒教，道家和道教的生死观更加丰富，无论是自然主义倾向的“齐生死”，还是“精、气、神”的修炼成仙，在如何应对死亡问题上，道教形成了一系列的修养系统。应该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死”问题常常与“善恶”、“心性”、“形神”、“言意”、“心理”等诸多问题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哲学发展的基本概念，而这与佛教的影响是不可分割的。就中国佛教史的发展而言，佛教死亡观在民间不仅具有来世意义，而且也具有现世意义。无论是关注“心性”、“佛性”、“般若”的精英阶层，还是注重功用的民众，都可以从佛教死亡观中找寻答案。

　　最后，佛教死亡观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缩影，从一个新的视角展现了佛教中国化的特点。佛教中国化的内涵非常丰富，随着学术界对佛教研究的不断深入，如何更细致地阐释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和内容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焦点。该书正是从死亡学视野出发，为我们提供了深人了解和探讨佛教中国化的图景。同时，作者应用了佛教典籍、中国古典文献、敦煌文献、考古类文献、石刻、碑刻、墓志、生命科学研究成果等多种资料，既反映出作者良好的学术素养，又为我们了解死亡观与本体论、知识论、伦理学的联系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总之，佛教的死亡观既是对佛教人生观的历史性总结，又对当前的终极关怀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考。该书还通过墓塔、舍利、《了本生死经》等附录内容，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佛塔崇拜、舍利崇拜、丧葬等民间信仰和习俗。该书通过对生死问题的审视，对佛教的很多理论作了新的回答。当然，该书有些方面还需要完善。如引用的材料以及内容可以突破佛教的局限，在外文资料的使用上还可以更丰富，佛教生死观的特点、佛教生死观与其它宗教生死观的对比、死亡观念的逻辑内涵等问题上还可以继续探讨。学术论文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深刻性和创新型，该书很好地体现了这两个原则，其中的很多内容富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