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学科发展的特点
魏道儒 华方田
学科前沿宗教所魏道儒华方田
佛教学科发展的特点
自两汉之际佛教初传中土到现在,中国佛学已经走过了两千多个年头。两千多年来,中国佛学研究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成为中国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科研队伍扩大,研究人才辈出
目前,大陆的佛学研究队伍基本上分属四个系统:一是社会科学院系统,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亚太研究所(前南亚研究所),上海、陕西、浙江、新疆、西藏等地方社科院等。二是高校系统,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老牌大学,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了佛学学科教学与科研的力量,许多大学纷纷成立了宗教系或宗教研究所。三是政府的宗教管理部门的研究机构,如国务院宗教事物管理局宗教研究中心,主要侧重于中外宗教现状、宗教政策、法规和宗教事务管理。四是佛教界包括在家和出家四众的研究力量,包括各级佛教协会及其下属的佛教研究所和佛学院,各大寺院以及居士佛学组织等。
二、学术交流频繁,研究方法多元化
在学术交流方面,在80年代以前,大陆学术界几乎没有举行过佛学讨论会,学术交流渠道不畅。从1980年9月由刚成立的中国宗教学会、中国南亚学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及西北大学在西安联合召开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佛教学术会议以后,全国每年都要举办多次各种议题的国内或国际佛学研讨会。传统的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佛教哲学的研究方法依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佛教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文化学的研究在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盛极一时,比较宗教学、宗教社会学、民俗学等的研究方法也渐渐为人们所了解,一些学者已开始采用这些方法从事某一专题的研究。
三、科研成果增多,研究范围扩大
20年来,大陆佛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发表了数以万计的佛学著作和文章,范围涉及经典文献,佛教历史、宗派、义理、人物,佛教哲学,区域佛教,佛教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其中佛教史研究尤为突出,有通史、简史、断代史、地方史,又有文化史、思想史、宗派史等。
1.佛教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佛教史研究一直是佛学研究的基础与热点,新时期的佛教史研究亦在多个方面获得新进展。除了宗教所推出的几种佛教史外,吕澂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也是此期佛教通史研究的典范之作。汤用彤的《隋唐佛教史稿》虽为未定稿,仍不失为佛教断代史研究的力作。陈景富《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净海《南传佛教史》则是研究朝鲜佛教、南传佛教教历史的代表性成果。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索南才让的《西藏密教史》、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以及严耀宗的《江南佛教史》、王荣国的《福建佛教史》、崔正森的《五台山佛教史》等则成为地域佛教研究走向兴盛的标志。吕建福的《中国密教史》,谢重光、白文固的《中国僧官制度史》,张弓的《汉唐佛寺文化史》,潘桂明的《中国居士佛教史》是专题佛教史研究的优异之作。
2.佛教哲学研究取得新的创获。佛教哲学研究也是佛教研究的重头戏,近20年来,这方面的优秀之作有方立天的《佛教哲学》、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姚卫群的《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业露华的《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等。相比之下,方立天最近出版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以中国哲学思想及印度哲学思想的发展为参照系,以哲学观念和范畴的研究为核心,追寻了中国佛教哲学的全部体系结构,把它分为人生论、宇宙论和实践论三大部分,首次从整体上构建起中国佛教哲学的完整体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3.佛教宗派研究出现众芳争艳的势头。近现代佛教复兴之际,佛教宗派研究仅有瑜伽唯识学一枝独秀。近20年来,禅、唯识、华严、天台、三论、净土等宗派均有新成果问世。比较而言,禅宗作为中国化佛教的典型宗派,受到的关注最多,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最突出,禅宗史、禅宗思想、禅宗流派、禅宗人物,禅宗文化、禅与艺术均有大批著作问世。在华严宗方面,有魏道儒的《中国华严宗通史》;在天台宗方面,潘桂明的《中国天台宗通史》、《智顗评传》,董平的《天台宗研究》都是较有份量的著作;在净土宗研究方面,则有陈扬炯的《中国净土宗通史》;杨永泉的《三论宗源流考》与华方田的《吉藏评传》是三论宗研究的代表之作。
4.佛教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研究全面繁荣。佛教作为缔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它对其他文化形态的影响与渗透是深远而细微的,因而作为新时期佛教研究繁荣的标志性内容之一,佛教与其它文化形态的交叉研究也取得令人欣喜的成绩。方立天的《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汤一介的《佛教与中国文化》、洪修平的《中国佛教文化历程》、赖永海的《中国佛教文化论》等著作是探讨佛教与传统文化诸因素关系的概论性著作。陈允吉的《唐音佛教辨思录》、孙昌武的《禅思与诗情》、张伯伟的《禅与诗学》、普慧的《南朝佛教与文学》则是佛教与文学研究的精审之作。朱庆之的《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董志翘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梁晓虹的《汉魏六朝佛经意译词研究》则是佛教与语言研究方面影响较大的著作。宿白的《中国石窟寺研究》与《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则是佛教考古研究的经典之作。其它诸如佛教与音乐、佛教与舞蹈、佛教与饮食等方面都有相应的著述问世。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