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和谐社会的情感共振 
魏红
 
　　慈善是和谐社会与人道主义的必然命题和理性选择。在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并非只是扶贫济困的经济调节，也不仅仅是社会发展的拾遗补缺，事实上，慈善事业承载着一个国家的历史责任和社会担当，衡量着一个民族的胸襟气度和精神认同，维系着一个社会的情感脉动和人间道义，救济着一个时代的道德危机和心灵困境，见证着一种价值的不屈呐喊和不懈坚持。重振荣辱与共的民族精神，续谱携手同进的时代文化，再塑守望相助的社会情感应是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主题。

　　一、中国慈善事业的济世责任和互助功能

　　慈善事业是一项由公众参与、平等互助的志愿行为，虽因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存有一定差异，但公众教化、心灵共济、社会调节等功能则是共同的。

　　慈善是种社会教化的资源和世道改善的力量。德不孤，必有邻。人的完善需要自我和社会的同力作用。无论多么微弱，每个时代都不曾缺少善意的种子和正义的力量，都从未停止过对人性光辉的渴求和传递。慈善这一根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天然基因，是我们在无数深重苦难中绵延不绝的精魂。中华民族的慈善传统是我们现代慈善事业的基础。尽管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刚开始起步，存有诸多差距，但慈善事业正在成为一项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业，无论个人还是团体捐赠的热情、金额及志愿服务参与率、持续捐赠率等都在上升。例如，我国人均慈善捐赠2002年仅为0.92元人民币，2005年则接近5元。而2008年5.12大地震后，短短一个月国内各类社会捐助款物达450多亿元，是新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有力度的慈善捐助，平心而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财富积累、心灵财富增长及制度财富优化而促使我国乐善好施的民族传统复苏并光耀。

　　现代慈善理论认为扶贫教富乃慈善根本。慈善教育不应单纯理解为对失学儿童、困难人员等特殊人群的支持和帮助，更应视为薪火相传、同尚善行的社会教化，视为星火燎原、共襄义举的精神感召。无论官办还是民办，无论大众或是大款，慈善事业的所为是怀揣着人类理想的苦行和携手，是“强弱相扶、大小相怀”、“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跋涉，纵然长途艰辛，但可以协同、可以合作、可以互助，可以体悟人心、改善世道、自利利他，可以涵养人类本有的智慧之光和人性之美。

　　慈善是种内隐的情感扶持和温暖的心灵共济。人性之美美在悌善爱心。这次在汶川大地震中用生命展现和用鲜血凝结的民族财富弥足珍贵：源源不断的各类捐助、蜿蜒几公里的献血队伍、免费运送志愿者的的士司机和私家汽车、第一时间内赶赴重灾区的民营企业家，等等，所有一切均自发、义务、志愿。这一切向世人昭示了，慈善不是上对下的施舍，不是强对弱的怜悯，不是富对贫的救济，不是大对小的同情；慈善是平等、互助和共享，是温暖、弥合和抚慰；慈善是所有人可以加入的队伍，是随时可以参与的事业；慈善是社会良善的相互激发，是行为双方的共同成长，是公民社会的自助自理，是灵魂深处的郑重洗礼。

　　慈善的本意是出于友善和关爱。没有真的慈善或假的慈善，只有唤醒的慈善或未被唤醒的慈善。慈善事业并非要求所有人达至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圣人境界，对人性的理解与护佑就是一股拯救和温暖心灵的力量，是种难以抗拒、抗衡的独立品格。慈善试图修复由物的强势竞争和过度占有所伤害的社会人际空间和关系原则，让人际除利益伙伴更充满情感依托，让公民责任和社会信任成为主流。人道、人权、公平和正义是慈善事业的理想蓝图，也是和谐社会的意旨体现。抚慰心灵、责任共担、精神释放和价值提升则是这一主题促成的人生道路和生命姿态的重审和再造。

　　二、中国慈善事业的文化重振和环境再塑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发达的慈善事业来维护、协调和发展。作为文明国家的基本特征和国家软实力的直观表现，慈善文化和环境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测度着这个社会的公益精神和财富伦理。在抗震救灾中，志愿者队伍与服务空前壮大，因此，有人称今年为“志愿者元年”。要将这种强大的社会力量保持发展，使我国慈善事业形成常态、发展现代，需从立法、组织、宣传等方面着手。

　　建立健全专业法规和职业规约，开拓慈善事业的成长路径和空间。慈善是一种道义选择，也是一种制度设计。政策导向和法律规约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国家格局和规模，决定慈善事业的整体走向和力度。慈善是取信于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民间慈善是慈善事业的力量所在。职业化管理运作模式和发展道路是打破我国慈善领域行政垄断，推动慈善事业平民化、大众化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民间慈善力量的专业化成长和壮大需要法律规约提供可以遵循的路线图，规范公益活动，监管慈善公益资源，维护慈善组织和捐赠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培育慈善组织的公信度、生命力和影响力。同时，构建起全方位激励慈善的社会法制框架，培育、扶持、引导社会全体的慈善行为、公益精神以及参与慈善事业的动力和能力。世之所患，不患无法，而患法之不行。高度透明是慈善事业和慈善组织发展的关键，也是解决慈善困境的良方，藉此塑造出公平、正义、透明的中国现代慈善形象，形成稳定、规范的慈善路径和辐射范围是慈善成长之根本。此次，《慈善事业促进法》、《志愿者条例》等法律法规也加快了立法进程。这些制度的建设与完善，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中国的慈善事业来说，这场地震是一座真正的分水岭。”

　　改善社会组织和宗教团体的公共空间，扩大慈善组织的增量和容量。慈善事业持续性的资源开发和服务拓展，需要深入到社会角角落落的敏锐触角，需要成熟的组织提供系统广泛的进入渠道。服务的政府机构、公益的第三部门、营利的企业组织、志愿的国民大众，构成慈善公益的基本维度。鉴于其特有的社会功能、灵活的活动空间、广泛的组织目标及独立的运营模式等特点，“第三部门”必然担当起慈善领域的专业主体角色，除在法律框架下积极作为之外，与国际知名公益机构和宗教团体等友好组织在资金提供、服务支持和经验积累等方面的合作借鉴不容忽视。这次抗震救灾表明，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虽然处于初级阶段，可我们并不缺乏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力、动力和潜力。但由于公益组织、民间机构、第三部门等发展不成熟，组织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不高等因素，志愿服务也存在活动盲目、协调欠缺、经验不足等问题。因此，要给予第三部门更大发展空间、更高社会地位、更广竞争领域，积极培育一批公信力强、知名度高的慈善组织和公益机构，充分调动我国慈善事业的丰厚资源和有序力量。宗教团体历来在我国慈善事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目前，我国56个民族中55个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群众1亿多。民众宗教信仰的热情和品质不应构成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障碍或冲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认识宗教、研究宗教，善用宗教团体的有利因素，改变其隐秘不宣的地下慈善工作者身份，引导和团结宗教界等社会各界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壮大贡献力量乃明智之举。

　　加强主流媒体的文化引导和社会动员，激发全民的慈善意识和热情。广大民众的慈善意识是慈善事业发展和继续的前提和原动力，其内源性动力的形成仍需外力助推。文化号召远比行政强制更长远顺意。在抗震救灾中，媒体在信息公开、价值弘扬、情感交流、社会动员、智慧集结等方面彰显强大力量。作为社会公器，公共传媒必然要承担起舆论引导、文化塑造、社会动员和国际交流的责任，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使社会可动员的、乐于参与志愿服务的潜在人数转为实有群体，从文化上形成一种常规有序、健康有力的社会互助氛围。鉴于社会影响力、精神号召力和行动动员力等因素，各类社会公众人物的慈善行为易于引起大众的共鸣和追随，民众需要并期待具备人类视野、人文关怀和感恩情怀的典型人物出现和示范。这有赖于传媒的敏锐发现和智慧传播。让示范的力量加速社会整体的共振，让大多数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加入慈善行列，让道德的齐整和社会的清明进入社会的集体视野和关注重心，和谐社会的目标则可见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