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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理论与中华文化关系探源(王拓、徐佩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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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理论与中华文化关系探源
王拓、徐佩瑛
《南方文物》 
 
    佛教于公元67年从古印度传入我国。近两千年来,佛教逐渐与中国的本土文化道家和儒家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演变和发展曾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今天,研究佛学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于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与时俱进、理论创新问题,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重大意义。

一、

    中国本土文化是以儒、道为主导的。道教渊源流长,可以追溯到上古中华民族始祖黄帝和春秋时代的老子。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所著述的五千言《道德经》,其实是一部认识自然、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哲学著作,宣扬“天人合一”、清静无为的“入世”与“出世”的兼用之道。道教开始并无正规系统的组织形式,直到东汉顺帝时期(公元125—144年)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才正式将老子奉为教主,把《道德经》作为经典,道教也成为宗教的名称。孔子是与老子同时代的思想家,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集中为“入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勉励读书人静修俭行,为实现人类“仁爱和平”的理想社会而勤奋努力。的确,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是遭到了儒家的抵制和反对的。最有代表性的以儒排佛事件发生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以儒家道统传人的身份上书劝谏奏章《论佛骨表》,反对耗费资财定期在皇宫举办供奉佛祖舍利的活动。由于佛教的小乘禅法《安般守意经》中讲的意念守持呼吸方法,与道教的吐纳气功有类同之处;大乘佛法的《道性般若经》与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相吻合,所以在开始时,佛道两教比较接近、融和。

    传统的佛教传教模式,有一套非常复杂纷繁的理论和修证的内容及程序,如目前仅以梵文翻译的汉文佛教经典《大藏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大王23年印行)来看,共含经、律、论三大部分,就有:正藏55册,续藏30册,别藏15册,共100册,收入佛教典籍约3493部,13520卷,此外还有藏文和巴利语系的《大藏经》。面对浩如烟海的佛学经典,可以说以一个人的毕生精力,也难以研通读透其中的极少部分吧?更不用说还要做大量其他的修证功夫了。所以,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但是佛教在印度早已完全衰微,目前佛教信徒在印度宗教信徒的总数中只占0.77%,而印度是一个几乎全民信仰宗教的国家。佛教教主释迦牟尼有一次在灵山法会上,对着百万信众弟子,默不作声,手持鲜花,环示一周,当即由其大弟子迦叶尊者领悟,成为第一代禅宗祖师。从此,创立了全新的禅宗佛学教授法,与传统的教授法不同,其主要区别就在于:不立文字,明心见性;教外别传,开枝散叶。禅宗的第28代传人菩提达摩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由印度渡海东来,从广州登陆,经南京而北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终于在中国将禅宗发扬光大,一直传了六代。出身寒微的六祖慧能以其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成了最能体现禅宗心引传法的千古之颂。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修行法门,常常把艰深难懂的教理通过对白问话等说法方式,用通俗明白的村言俚语加以说明,妙语连珠,不可把捉,只凭寻常意会心解,便可得悟妙道。这样一来,使原本庄严肃穆、神圣不可侵犯的佛经奥义,变为轻松诙谐、随缘显露的教授法。这就是中国文化禅学的创作,也是佛学平实化的革新。这种革新,使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距离缩小了,使深奥的佛学理论与中国民众的距离拉近了,也逐步消弭了佛教与儒家之间的对立情绪,并走向融合,使得禅宗的风声教化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遍为人知,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使得佛教这一古老的世界性宗教产生于印度,而最终开枝散叶,并繁荣发展、开花结果在中国。

    到了晚唐、五代、宋朝期间,禅宗又与平民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产生出许多隽永有味而颇具平民文学特色的韵语和诗词,并对宋代的文学诗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词坛一改以往风流糜艳之风,脱颖而出了佛家特有的清华绝俗、飘逸出群的禅境格调。兹以辛稼轩词《鹧鹕天(石门道中)》为例:“山上飞泉万斛珠,悬崖千丈落姓鼯,已通樵径行还碍,似有人声听却无。闲略彴,远浮屠,溪南修竹有茅庐,莫嫌杖履频来往,此地偏宜著老夫。”又《有感》:“出处从来自不齐,后车方载太公归,谁知寂寞空山里,却有高人赋采薇。黄菊嫩,晚香枝,一般同是采花时,蜂儿辛苦多官府,蝴蝶花间自在飞。”明清的中国文坛上小说繁盛一时,试看其中的两部代表作,都与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罗贯中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开篇《西江月》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正好像是《金刚般若经》上所说:“一切为有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文学注释。曹雪芹的传世之作《红楼梦》作者自白:“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和“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警句,恰恰是对《楞严经》里“纯想即飞,纯情即堕”,以及“生因识有,灭从色除”的最好说明。与此同时,在佛教界也涌现了灿若群星般的诗人、画家和书法家,寒山子、八大山人、怀素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那些精美绝伦的石窟、石刻、彩绘、壁画、雕塑等艺术珍品,早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之瑰宝,闪射着永恒的艺术魅力和智慧的光华!

二、

    依据旧律,印度的佛教徒中出家僧人都采取不从事生产劳动,以乞食自修的生活方式,至今东南亚一带仍多数沿袭这种习惯。佛教刚传入中国时,职业僧人们也不劳动,仅依靠朝廷和民众的施舍度日。有的僧人还像在印度一样,破衣芒鞋,居无定所,四处讨乞,他们或独坐孤峰,或隐居泉边林下,过着隐居专修的生活,从而引起了一些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的嫌弃和反感。印度的国情和中国大不相同,一是当地群众有供养僧人的传统习俗;二是印度地处热带,终年气候温热,且昼夜温差小,适宜野外露宿;三是热带植物繁茂,有很多野生植物的果实和根茎可以随意取食充饥。而中国是个传统的农耕国家,崇尚勤俭持家,往往视乞食为好逸恶劳的行为,加之气候和自然条件比印度差,有的地方连食水都很困难,如果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加以改变,仍相沿在印度的生活方式,佛教僧侣们只怕连自身生存都难以保证,更不用说去弘扬佛法,教外别传了。

    于是,在盛唐时期,禅宗大师马祖道一和他的弟子百丈怀海决意改革,不顾印度原始佛教的传统规范和戒律,在中国首创了佛教禅门丛林制度,将出家的僧尼们集中起来,过集体生产和学佛修炼的团体生活。从此以后,中国的佛教僧侣们开始开垦山林农田、建筑寺院,以自耕自食为主,以募化所得为辅,以寺院为单位过出家人的自给自足的丛林集体生活。中国禅宗丛林制度的特点:一、身份平等,集体生活。凡守戒剃度出家为僧尼的,均可在丛林长期居住,每人每年春秋两次,各发一次布衣或衣单钱,用以缝制衣服。此外,每季发一次零用钱。这种待遇,适用于寺内任何僧人,对各人都一律平等,没有特殊。同时,对衣、食、住、行等行为举止,都立有明确的清规戒律,任何僧人不得违犯。二、劳役平等,福利经济。平日除了规定修行求证佛法的功课必须完成外,每人都要参加农作劳动,并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难能可贵的是,至今在江西永修县的真如禅寺仍沿袭这一“农禅并重”的古风。丛林实行经济民主,一切收入和支出都要绝对公开,如有盈余可用作购田置产,以扩大供养规模。耕种所得,还要像普通百姓一样,按照政府规定完粮纳税,不做特殊阶级或化外之民。三、民主推选,集体领导。丛林的最高行政首长是住持和尚,由寺内僧众通过民主推选出来的人担任。其条件是:1、禅宗得法弟子,足为众僧师范,无有残疾;2、德孚众望,经诸山长老和其他丛林住持们赞助;3、须经朝廷官府(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同意聘任。丛林内其他各部门的负责人(执事)由住持和尚选拔聘任。凡涉及处理或决议全寺和大众的事,住持必须请集全体执事公议决定。四、众生平等,天下为家。天下僧众出家后便是一家,凡僧尼外出,遇有丛林都可落脚安身,并可享受与寺内僧尼同等待遇。其他如道士、俗人等,遇有特殊情况,只要本人要求,也可免费在寺院食宿。

    中国禅宗丛林制度实施后,大大改变了佛教在中国社会和民众中的形象,也促进了禅宗自身的发展。近千年来,大小丛林在全国星罗棋布,遍及城乡,仅南京城就曾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宏伟景象。有的丛林建筑气势恢弘,肃穆的山门、巍峨的大殿、宽敞的禅堂、神秘的藏经楼、塔、阁、整个建筑群呈轴对称图形,其堂皇气派俨如皇家宫殿;也有的丛林建筑精巧别致,依山傍水,古朴典雅,与大自然和谐共存,浑为一体;还有的丛林甚至建于险峻的山崖之巅,凿石埋桩做支撑,寺院建筑凌空悬立,人行栈道以往返,其奇妙的构思设计,高超的工艺技巧,令人叹为观止。千姿百态的丛林建筑,给全国山光水色增添了无限的诗情画意,充分表现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品格风貌,对建筑学、美学、力学和环境学都极具研究价值,也成为留给人类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和人文资源。中国古老丛林的所在地,不仅自古以来成为善男信女们心中的圣地,信众竞相前往朝拜,同时也是现代中外旅游者观光度假的胜地。最具特色的“四大从林”: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目前仍以其宏大的规模、鼎盛的香火闻名于世界。与此同时,禅宗的丛林制度及其同修互助的团体生活方式,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宋代以来我国所普遍实行的书院制度,就是借鉴佛教丛林制度建立起来的。一度对佛教持排斥态度的儒家学者们,特别是自宋朝以后的理学家们,也改变了原来的观念,他们不仅在学术上思想上深受禅宗的影响,而且在建立理学的门庭、讲学的风格、书院的规范和人格教育的方法上,有很多方面都得益于禅宗精神和丛林制度的经验和融和。其实,实行丛林制度的改革,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国情现实需求的举措,在行为仪式和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方面,也吸纳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其中包括了儒家以礼乐为主的制度和道家乐于自然的思想,形成了释道儒融通与共的中国特色文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一千多年前,以佛教的丛林制度建设为特征,中国首先在文化机制方面开了“民主自由”的先河,在禅宗的佛教王国里建立起一个学术自由、民主生活的师道尊严的模范,它与中国封建君主独裁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

    “缘起性空”是佛教最根本的理论,也是释迦牟尼经过六年苦心修持而证悟的道。缘起,就是说世上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是指根本、内在的作用与条件;缘,是指辅助、外在的作用与条件。一切诸法就是万事万物,缘起就是:因缘聚合则诸法得生;因缘不具备则不生;因缘变灭亦随之变灭。由缘起而决定诸法成、住、坏、空的各种形态。佛经中说:“诸法从缘生,还从因缘灭。”正因为任何事物都须依一定的条件而生起,其中没有一点自性,因此任何事物从它的理体上讲都是“性空”的。但讲“性空”却又并“不主张以‘四大皆空’为归宿和最高要旨。其讲空的目的在于解除人们对自我的执着,以扩大心量,增长智慧。”(中国佛教协会妙华)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一切事物中都包含着矛盾,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他还认为:内因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通过对矛盾规律的研究,从而得出事物发生——发展——灭亡的自然法则。经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对世界的认识论上,在马克思主义与古老佛教之间,确实可以找到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和共同点,这是否就可以说,从理论上能够找到佛教与当今社会相适应的依据?

    在实践上,我们知道由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必要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且和中国的本土文化相融合,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一直延续至今。

    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面临的历史性任务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完成祖国统一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佛教对于这三大任务都大有可为。在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因为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变化,出现了经济形态、经济收入和分配的多元化现象,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新的社会问题,人们在思想与精神方面的不适应情况比较普遍;随着加入WTO,必然加速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更深层次的融合与依赖,进一步促进和强化我国的对外开放度和完善法制建设,同时也要影响和冲击到某些传统甚至新兴的经济及产业门类,政府机构也必须采取措施,作出积极的应对调整与深化改革,其所涉及到部门和人员的层面将更为广泛。佛教主张从人的内心深处平息和祛除“三毒”:贪、嗔、痴,来提高人类的自身修养,以平常心来对待身边所发生的各种事物,从而找到自我平衡心理、心态的现代人心灵环保的支撑点。佛教的“戒律”要求每个人学会自律和反省,只有“法”,而没有“刑”,究其根本,只是一种道德审判,没有任何强制性,完全基于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和法律相比,它强调得更多的是自律。然而,它所宣传的“因果报应”说法,对那些贪污腐败和各种违法犯罪分子,起码在精神上,或许还可以起到一点教育和阻止的作用吧!佛经中提倡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与儒家的“亲亲、仁民、爱物”同出一辙,“大慈大悲”就是强调人们要具有广博的爱心和同情心,将人类、甚至整个自然界都看成如同自己一个人一样,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伤害他人就是伤害自己,损害自然、破坏环境也就等于损害自己。因此,人们应该以仁慈宽容、共存共享的心理和态度去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佛教还提倡“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菩萨道行,即以极大的慈善之举给世人以快乐,用无限悲悯之心去解除他人的痛苦,以至包括对人的终极关怀,而所做一切的慈善与悲天悯人事业都是没有先决条件和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据考证,迄今尚未发现历史上有“一例佛教徒标榜自己的自高无上和迫害异教徒的行为”(里斯·戴维斯),也没有记载因佛教而引发的战争。这对于当今世界促进人类的宽容与和平也是非常有启迪的。

    近年来,祖国大陆和宝岛台湾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台湾当局和岛内坚持“台独”的人越来越不得人心,一个中国和祖国统一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识。历代供养于祖国大陆陕西扶风法门寺地下宫殿的释迦牟尼佛祖指骨舍利,于2002年2月23日~3月31日首度赴台湾并供奉瞻礼,历时长达37天。途经台北至南投多座城市的瞻礼地点,据统计,瞻仰佛指的台湾信众已经超过160万人。该舍利乃全球仅存之硕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第九大奇观。这次佛指舍利首度赴台,不但是两岸佛教界的盛事,也被认为是将两岸的交流开启了历史的新一页,受到海峡两岸各界关注。两岸民众对此盛举所持的隆重与虔诚态度,充分体现了大陆和台湾的佛教同根同源,法乳一脉的血肉关系,也表达了海峡两岸人民是血脉与共、不可分割的亲缘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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