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佛教:大众化而非世俗化
惟善
“人间佛教”已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佛教术语,可能是近百年来在佛教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不论是从佛教学者们的著作中,还是从大师们的讲经说法里,“人间佛教”都代表着这一时代的佛教新思潮,可说是近代大乘佛教针对专为死人诵经,超度亡灵的“经忏佛教”以及不问世事的“山林佛教”的一种新的改革思想,是回归佛陀本怀,继承佛陀精神的新型佛教。台湾印顺导师著书立论,星云大师所创的佛光山及国际佛光会,证严法师所创的慈济功德会,圣严法师所创建的法鼓山,大陆净慧法师创立的生活禅,学诚法师提出的普世佛教,少林寺的禅武文化等等,这些都堪称是人间佛教的表现。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许多寺院都在走人间佛教的道路,法国一行禅师所倡导的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也是人间佛教。但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人间佛教的理念提得非常好,也非常及时,但真正要实行起来却并不容易,而且还会出现偏差。这主要是因为对于什么是人间佛教,怎么走人间佛教的道路,有的佛教领导者以及一般佛教徒理解的还不够透彻,有时甚至歪曲了“人间佛教”的本意。从20世纪至21世纪,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有些地方出现了人间佛教世俗化,甚至是庸俗化的趋势,它降低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本应有的神圣性和崇高性,降低了佛教本应治心的效用,导致一些佛教信徒不知所依,不知佛法主体精神为何物。对此,何建民教授针对这种现象在其《人间佛教与现代港澳佛教》中写到:
佛本来就是人间的,为什么要提倡佛教人间化呢?于是,我们会在佛教适应世俗社会的过程中,发现许多佛教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现象,佛教生活不再是一种在尘出世的宗教实践,念佛、坐禅、研究等虽然照常进行,甚至更加活跃,更加现代化,但也更加流于形式,甚至充斥着世俗功利目的。“人间佛教”时常被看作是“佛教世俗化”的代名词。甚至有人利用它来为某种政治利益集团服务。
佛教需要在新环境下与时俱进,与社会相适应,贴近现实生活,担负起化导世俗的责任,但在此过程中,万不可一味迎合世俗低级需求,反而被世俗所化。
关于佛教世俗化的研究已有不少学者,如李向平的《社会化还是世俗化?——中国当代佛教发展的社会学审视》,宇恒伟的《略论中国佛教的世俗化与“人间佛教”》,陈卫星的《世俗化、庸俗化与当代中国佛教发展中的问题》等等。而本文试图从现代佛教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世俗化、庸俗化的趋势,来探讨人间佛教要走的是大众化、普及化,而绝非世俗化、庸俗化的道路。何谓人间佛教?何谓大众化与世俗化?如何使人间佛教大众化?我们必须从这些问题上清楚地认识到人间佛教的方向。
一、人间佛教的提出
我们知道“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的思想最早由太虚大师提出,但人们一般认为“人间佛教”是印顺导师从太虚大师在民国初倡导的“人生佛教”中思考现状而做出的思想推进。尽管学界对此有所争议,但不管怎样“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的最终归旨是一致的,正如惟贤长老所说:“人间佛教就是人生佛教,是继承人生佛教而来的,其核心思想是:立足于人生,趣向于佛陀。”自人间佛教提出后,教界学界对“人间佛教”的意义和内涵进一步阐释,特别是印顺、星云等大德在理论和实践上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充实,从而形成今天中国佛教的一个关键词。
认真研究过早期佛教的人都会认同,佛教本来就是人间的,释迦牟尼佛就是人间的佛陀,在人间出生,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道,在人间教化众生,而不在其它五道成佛,也不在十法界中的其它法界中成佛,他的一切思想都以人类的解脱为主。斯里兰卡罗喉罗(walpola Rahula)长老在《佛陀的启示》第一章伊始就如此陈述:
佛(假使我们也可以用世俗所谓的宗教创始人来称呼他的话)是唯一不以非人自居的导师。他只是一个单纯的人类,而其它宗教的教主,不是以神灵自居,就是自诩为神的各种化身,或者自命受了圣灵的感动。佛不但只是人类的一员,而且他也从不自称曾受任何神灵或外力的感应。他将他的觉悟、成就、及造诣,完全归功于人的努力与才智。人,而且只有人才能成佛。只要他肯发愿努力,每个人身内都潜伏有成佛的势能。我们可以称佛为一位卓绝群伦的人。因为他的“人性”完美至极,以至在后世通俗宗教的眼光中,他几乎被视为超人。
毫无疑问,佛教就是人间的,正如《增壹阿含经》所说:“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禅宗创始人六祖慧能更是深刻体悟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觅兔角”的真谛。佛不是天神,更不是鬼怪。要成佛,必须在人间修行磨练,断惑究竟,福德智慧达到无上圆满,人才能成佛,在其它的天道、恶道的众生中无佛道可成。
既然佛教本来就是人间的,那么太虚大师为何还要提出“人间佛教”的理念?这就意味着当时的佛教已不再是人间的佛教,很多佛教徒的所做所为已经背离了佛陀的言教,不符合佛陀的精神。清末民初时值中华动乱之际,佛教界存在两大主要弊端,一是佛教严重的世俗化,正如印顺导师在《游心法海六十年》中所说:“我的故乡(浙江),寺庙中的出家人(没有女众),没有讲经说法的,有的是为别人诵经、礼忏;生活与俗人没有太多的差别。在家信仰佛教,只求平安,求死后的幸福。”这种情形在京城更是如此;二是被称之为山林佛教或自了汉的佛教,就修行而言,虽然没有背离佛陀言教,虽然度人也需白度,但因一味只顾自己修行,毕竟缺少了一份大乘佛教利他救世的精神,从而坠入自私自利,逃避现实的窠臼,使中国佛教逐渐与现世社会脱节。此二点足以将中国佛教推向面临生死存亡的边缘。因此,民国初期佛教界最大的冲击是太虚大师力排旧弊,推动的佛教界改革,喊出“人生佛教”的改革口号。他于1915年在普陀山闭关时撰写《整理僧伽制度论》一文,对明清以来佛教的极度衰落状况加以论说,并急切希望寻找振兴佛教之路。民国十七年他在《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中说:“中国向来代表佛教的僧寺,应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中所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
若与泰国、斯里兰卡、缅甸等东南亚传统佛教国家相比会发现,在我国,一般情况下人们所接触到的佛教已经偏离了佛陀本怀。尽管在中华大地上佛教曾经辉煌,但时移事异,历史的车轮不可能倒退,我们也不可能照搬当年的模式,因此需要藉“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以恢复佛教原有的精神面貌。所以,印顺导师也说:“我们应继承‘人生佛教’的真义,来发扬人间的佛教。我们首先应记着:在无边佛法中,人间佛教是根本而最精要的,究竟彻底而又最适应现代机宜的”。虽然太虚大帅的佛教改革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他的思想结晶——人生佛教,却深深影响了当代佛教的发展,从各方面带动佛教走上了现代化之路。
二、何为人间佛教
太虚大师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中明确指出:“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人间佛教的特征可在他的一首诗中充分得到说明,“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人格的成就圆满就等同于成佛,而人格的完成实际也就是道德和智慧的完善。因此,他以“即人成佛”、“人圆佛即成”等口号来鼓励僧众和信徒从现实人生出发,成佛就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就在人的日常道德行为中,由自身当下做起,完善人格和僧格。他说:“末法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所谓学佛,先从做人起,学成了一个完善的好人,然后才谈得上学佛。若人都不能做好,怎么还能去学超凡入圣的佛陀?”印顺导师认为,人间佛教是菩萨道,要具足正信正见,以慈悲利他为先。人间佛教是大乘道,是从人间正行去修集菩萨行的大乘道,所以菩萨法不碍人生正行,而人生正行即是菩萨法门。以凡夫身来学菩萨行,向于佛道的,不会标榜神奇,也不会矜夸玄妙,而从平实稳健处着手做起。人间佛教,是现代社会整个佛法的重心,这一论题的核心,就是“人、菩萨、佛”——从人而发心学菩萨行,由学菩萨行而成佛。佛是我们所趋向的目标;学佛,要从学菩萨行开始。菩萨道修学圆满了,即是成佛。由此来看人间佛教就是从凡夫的人,通过在人间修菩萨行,达到福智圆满而成佛的教法。星云大师说:“人间佛教是佛陀的本怀,佛陀所有的教言无一不是以人为对象,可以说人间佛教就是佛陀本有的教化。”他认为佛陀所展现的人间佛教具备六性:1)人间性、2)生活性、3)利他性、4)喜乐性、5)时代性、6)普济性。总结出六条教理是人间佛教:五乘共法、五戒十善、四无量心、六度四摄、因缘果报、禅净中道。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也说:“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从太虚到赵朴初居士,他们所谈到的人间佛教就是佛陀原有的教法,正如印顺导师所说“从人而学习菩萨行,由菩萨行修学圆满而成佛——人间佛教,为古代佛教所本有的,现在不过将他的重要理论,综合的抽绎出来。所以不是创新,而是将固有的‘刮垢磨光’”。
然而,有些人把“人间佛教”的旗帜到处乱插,以致产生世俗化乃至庸俗化的流弊。因此,我们要给人间佛教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什么是人间佛教?以佛教的经、律、论为理论基础,以三法印为依据,立足于以人为本,用大悲救世的精神来引导世人,勤修戒定慧,常行八正道,熄灭贪嗔痴,断除烦恼障,获得现世自在解脱之大众化佛教,就是人间佛教。所以,对于所有的佛教徒而言,凡是违背了三藏佛典,违背了三法印,违背了戒、定、慧即非人间佛教;凡是所作所为打着“人间佛教”旗帜,而其内心充满了贪、嗔、痴,只求世间名闻利养者皆非人间佛教。
三、大众化与世俗化概念界定
“佛教大众化”是人间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历史的必然。在教育界,我们经常会听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这一理论在教育界非常著名,其创始人是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Martin Trow)教授。他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高等教育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精英型(e1ite type)、大众型(mass type)和普及型(universal type)。他把教育量化,即毛入学率在15%以下为精英教育;毛入学率在15%至50%为大众教育;毛入学率在50%以上为普及教育。我们在此谈人间佛教大众化无需用数字来量化,而是从一个广泛意义上来谈“大众化”。在我国古代,“大众”一词是指参加军旅或工役的多数人,如《礼记·月令》云:“[孟春之月]毋聚大众,毋置城郭。”后来“大众”一词发展成泛指人群或人数较多的普通人。现代意义上的“大众”相当于西方英文popular(流行的,受欢迎的),或其名词poptllarity(普及,流行),popularization(普及)。这与马丁·特罗提出的大众化(Massification)也是同一层含义。人间佛教大众化就是将佛教教义普及化,让更多人知道人间佛教,实践人间佛教,并从人间佛教的修习中获得现实利益。在此必须要注意,这里的“流行”、“普及”不等于“世俗化”。简言之,人间佛教大众化不是将其世俗化,而是佛教圣道、品德以及精神的普及化。
那么何谓世俗?“世俗”一词在古汉语中大致有四层含义,1)指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在这层意思上“世俗”相当于英文的“commorl customs”。2)指尘世;世间。此两层含义相当于佛教所讲的世俗(sa口v口ti),即世间通俗之义,随顺于世间,与“胜义(paramortha)”相对,如《阿含经》说:“世俗者,是名有漏法。云何无漏法?谓出世间意。”3)指俗人,普通人。4)流俗:庸俗。
“世俗化(Secularjzatjon)”一词在西方也有多重意义。19世纪有巨大影响的社会理论家,如马克思(Karl Marx),弗洛伊德(sigmtmd Freud),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和涂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社会的现代化将包括人们对宗教信仰程度的下降。对这一进程的研究是为了找到决定宗教信仰、实践和制度组织正在失去其社会意义(如果确实如此的话)的方式或程度。当世俗化应用于教会的财产时,它涉及到教会对财物的放弃——在政府扣押教会的财产后把它卖给购买者——这通常是在合理的谈判和各种安排都完成后发生的。在天主教神学中,这个词也可指给予个人(通常是指还俗的神职人员)的许可或授权,使他/她可以在无论是规定的或永久性的时期内住在修道院之外的地方。约翰Sommerville(1998年)概述了六条有关“世俗”一词在学科文献中的用法。其中前五个侧重于对此词定义探索,而第六条更多地是指用法上的澄清。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世俗”被定义为“非宗教的”。可见世俗与宗教是一对对立的概念。宗教若走向世俗化,其实质便是去宗教化,即削弱了宗教的神圣性,乃至宗教之所以作为宗教而存在的合理性。
本文对“世俗化”的界定主要是基于古代汉语中对“世俗”的第四种解释之上,与此同时参考中外文献中相近的含义而给出的。就佛教的“世俗化”而言,是指佛教在向普通百姓普及其教义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民众的某种特殊心理需求,将佛教中原本不可改变的核心教义或戒律等作了改变,从而歪曲了佛教的实质精神,但它仍披着佛教的外衣。这种世俗化在短期内可能会赢得信众,但从长远看它却因误导了人们对佛教的认识与理解,而给佛教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四、佛教世俗化现象
僧团是佛教的核心团体,佛教的发展走向主要靠僧团引导,所以佛教世俗化首先是从僧团内部发生了变化。这主要表现在违背佛陀教法,打破戒律的约束,缺乏正见、正业、正命等圣道修持。宗教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在宗教徒身上体现的是一种自律性,如果宗教信徒为了个人利益而不能遵守其宗教本有的规定,这表明其信徒己开始走向世俗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佛陀时代,特别是佛陀圆寂之后,僧团就已经出现了世俗化现象。当佛陀刚涅槃时,僧众沉痛哀悼,有比丘对此反而感到特别高兴,认为从此以后,他可以不遵守佛陀的教导,不遵守佛陀制定的戒律,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了。《长阿含经》卷四记载:“时,彼众中有释种子,字跋难陀,止诸比丘言:汝等勿忧,世尊灭度,我得自在。彼老常言:当应行是,不应行是,自今已后,随我所为。”《四分律》卷五十四说:“尔时有跋难陀释子,在众中,语比丘言:‘长老且止,莫大忧愁啼哭,我
等于彼摩诃罗边得解脱。彼在时,数教我等,是应是不应,当作是,不应作是。我等今得自在,欲作便作,欲不作便不作。’”此记载《善见律》中亦有。另外在巴利文的《律藏·小品》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有一位老年出家的老比丘叫须跋陀(Subhadda),他在佛陀灭度后甚感欢喜,告诉那些因失去依怙而悲伤的僧人说:“止,朋友!不要悲伤、不要痛哭,我们很好地摆脱了此大沙门,我们曾被他说‘此适合你们,此不适合你们’来折磨我们,但现在我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不喜欢的就不做了。”大迦叶尊者非常惊愕,说:“朋友!于非法兴而法衰、非律兴而律衰、非法说者强而如法说者弱、非律说者强而如律说者弱之前,我们宜先结集法舆律。佛陀制戒的原则是无犯不制。僧团建立以后,出家僧众日增,僧团生活渐趋复杂,有许多根基稍浅的人进入了比丘僧团,因此发生了违背伦理道德的问题。因此,佛教的戒律也就从此陆续制定起来。这是为了维护僧团的清净庄严,也是为了保护比丘们的崇高品德而不是约束比丘们的自由。无法接受此规定者可以自由地离开,这都是自愿的,而没有任何强迫之意。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如须跋陀一样,有些比丘要在僧团生活,却不愿意遵守佛制,这就必定导致佛教世俗化,慢慢地修改了佛教的基本原则。
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既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也经历了各地风俗的改造。佛教在中国经历了逾两千年的发展,但是越到后期其自身的桎梏不仅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而且其世俗化的意味也越来越浓,特别是在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改变时,这些现象就变得更加突出。清末民初的佛教正如印顺导师说:“佛教内部的丛林古制,老态龙钟,不能适应新的剧变。僧众的质量低落,受到古制的束缚,社会的摧残.迅速的衰落下来。禅宗的大德们,除了造庙、修塔而外,还能作些什么?中国佛教进入了从来未有的险恶阶段。太虚大师看透了这点,所以大声疾呼提倡教制革新。”今天,人间佛教的提出可以说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然而,人间佛教电随之被世俗化,其情形与一千多年前的唐朝颇有相似之处,正如《广弘明集》描述的那样,“近代以来,多立寺合,不求闲旷之境,唯趋喧杂之方。缮筑崎岖,甍宇舛错。招来隐匿,诱纳奸邪。或有接近廓邸,邻迩屠酤,埃尘满室,膻腥盈道。”“或睦植圃田,与农夫等流;或估货求财,与商民争利;或交托贵豪,以自矜豪;或占算吉凶,殉与名誉,遂使澄源渐浊,流浪转浑。”
本文认为,近来佛教世俗化最为突出的当是佛教仪式世俗化和不恰当的商业化行为两方面,以下分述:
1.佛教仪式世俗化
仪式(Cerelnony)是宗教的重要元素之一。没有仪式就不可能有宗教的存在。原始佛教时期,僧众过着出外乞食的生活,每日听佛陀讲经说法,打坐经行,修习禅定。早期佛教本来没有经忏仪式,佛陀告诫弟子,若有过错,要敢于忏悔,忏悔得安乐。然而,随着社会的变化,佛教的仪式也在不断地变化,经忏佛事的种类越来越多。在南北朝时,梁武帝为了超度其夫人郗氏,召集佛教十何高僧大德,而收集大小经典之忏悔文与佛号,编集成十卷为一册的《梁皇宝忏》,这是中国化经忏佛事的起源,随后一系列的经忏仪轨随之出现,如金刚忏、华严忏、法华忏、地藏忏、万佛忏、大悲忏、三时系念、水陆法会等等经忏佛事,可谓热闹非凡,比较三大语系佛教传承来看,最重仪式的是藏传佛教,主要包括叩拜、转经、诵经、祈愿等多种形式。汉传佛教仪式包括早晚功课、诵经、礼忏、皈依、庆典、受戒、升座、讲法、开光、供僧等一系列活动。南传佛教也有他们自己丰富多彩的祈祷朝拜仪式。佛教教义是佛陀精神的载体,而佛教仪式是抚慰人心、化度群生以及传播佛教的一种方式,所以教义的研究和庄严的仪式都非常重要。但我们需要明白,佛教仪式只是一种接引众生的方便法门,而绝非佛教根本。斯里兰卡长老罗喉罗说:“佛教徒不需要举行外在的仪式。佛教是一种生活方式,其核心在于遵守八正道。当然在所有佛教国家里都有在寺院里举行简单而优美的仪式。寺院里也有供奉佛像的殿堂、塔和菩提树,以供教徒礼拜、献花、点灯、烧香。这种仪式,却不能与神教的祈祷相比。它只是为纪念一位指点迷津的导师所表示的仰慕之忱而已。这些传统的仪式,虽然是不必要的,却也有其价值。它能满足若干心智能力较低的人们宗教情绪方面的需要,而逐渐帮助他们走上正道。”
趋吉避凶是人们一种再朴素不过的心理需求,乞求神明护佑,寄托一种希望,原本也无可厚非。然而一些佛教僧侣却过分迎合世俗的这种心态,甚至是利用这种心态,以不同的仪式形式,吸引大众的眼光。特别是现代除了一般的正常寺院佛事活动外,有些地方还搞什么汽车开光,手机与手机号开光等一系列所谓的佛事活动。这样过分地去迎合世俗的需求,与创造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不仅不能度化人们,反而会误导人们,使人们误解佛教。印顺导师也说:“适应中国民俗,不妨有经忏法事”,但对中国“经忏法事”的泛滥,总觉得是佛法衰落的现象。可以毫不掩饰地说,这种行为己失去佛教的意义,对此我们应该深刻反省。
2.非正当商业化行为
佛教不反对正当的商业往来,但僧侣参与商业是万万不可行的。“天下名山僧占多”,中国古代名寺多坐落在风景优美,安静清雅的山上,通常是“野寺来人少,云峰隔水深。”所以寺院保持着“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的空灵妙境。然向现在则大不相同,我国许多寺院己成了闹市,商业气息浓厚。
商业化总是与世俗化的佛教仪式纠缠在一起,除上文提到的手机开光、汽车开光等仪式之外,烧高香、撞头声钟在现代的很多寺院里也颇为流行。每年新年伊始,很多人不惜花高价点燃头炷香、敲响第一声钟。据报刊披露,2007年宝光寺除夕头炷香拍出99万天价,少林寺一柱香最贵10万元。不知人们此刻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态在祈求,是朴素的对吉祥生活的期盼?还是难以填满的欲壑?佛教不否认正当的商业行为,特别是在当今寺院生存条件已发生巨大改变的社会环境下,然而寺院公然以高价出卖新年的第一炷香,第一声钟声,则有违佛陀圣教。难道谁能烧到新年第一炷香,就能在来年拥有最多的福祉,心想事成吗?如果是这样,从世俗的角度而言,佛菩萨就被这位烧第一炷香的人所贿赂,而不冉是对一切众生平等:从佛教的角度而占,其凶果律何在?是否这烧了第一炷香的人便可在来年为所欲为?对于“一炷香最贵10万元”进行了网络调查,其结果显示是:
从上显示数据表明绝大多数公众对这样的做法非常不满,希望佛教界的领导们共同努力整顿道风,还佛门以清静。更有甚者某些寺院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走正道,设好圈套欺骗游客。卖香的僧人请游客过来,先不告知价格和规矩,而是请游客在签名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游客并不知道签名簿是一个陷阱。签完名后,僧人告诉游客,凡签了名的游客,某某法师都会亲自诵经念佛,为你消灾等等。然后指着粗细不一、华丽不一,但都金光灿灿的香问你:施主,你请哪一炷香?因为前面说了某某法师替游客念经消灾的话,好面子的游客一般都会选择粗的、华丽的高香,等到他们把香递到游客手上,才告诉游客说,这炷香是六干块钱。那时候,游客后悔都来不及了,名字已经签上去不说,香都拿到手里,周边又围着看客,面前又供着大佛,人在这个时候一般都会咽着苦水把钱掏出来。此事绝非虚构,而是北京某大学的一位同仁的亲身经历。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佛教的精神,更是违背了最起码的诚信对客、物真货实、价钱合理、自愿买卖的商业道德。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影响下,国内有些僧侣从事投资、炒股,已不是什么新闻了。还有一些寺院走向企业化、公司化,据说海外就有寺院办公司,僧侣成为了“商人”。此外,我国有些旅游单位也学会了利用佛教来赚钱,请僧人(或假僧人)去主持所谓的宗教仪式、算命看卦、销售迷信产品以吸引游客。
凡此以上种种,都将佛教一步步导入世俗化,当然这同时也是世俗化的一种表现。当佛教信仰成为社会经济中的竞争手段,佛教的神圣性也就丧失殆尽,从而导致佛教教化功能的衰退,受到世人的批判。烧头炷香也好,撞头声钟也罢,其实质是利用某些世人的贪心,同时也助长了人们的贪欲和我执,与佛教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破除我执的初衷相悖。人间佛教大众化就是要在普通百姓中破除这些迷信,树立人们的正知正见,深刻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众善奉行,因果不爽的道理。
五、人间佛教如何大众
如何来推动人间佛教的发展和繁荣,佛教界任重而道远。早云大师说佛教要落实到人间就必须“走向城市,深入社会,关怀群众,超越国界,弘法令球”。人间佛教大众化的途径就是要不断增强人间佛教的特点,在此过程中要做到四化三特色。四化者:1)角色化,即僧像僧,佛教信徒像佛教信徒。作为僧人首先要恪守佛教戒律,通过教理的学习以提升自己的品德,真正做到值得信徒依靠,世人信赖。尊严不是来自索取,而是来自他人发自内心地对一个僧人品德的信任和尊重。其次就是要承担弘法利生的责任,造福于社会;在家居士也是如此,不可一味只顾自己修行。修行是个人的事,弘法是僧团大众的责任,两者不可偏废。2)中道化,指一切所作所为不要走极端。这是佛陀示现于世的根本精神。苦行主义非佛教;享乐主义也非佛教。3)民主化,是指佛教内部,人人都能够公平地参与管理佛教事务。民主制度是佛教的特色之一,而非西方专利,实际上民主制度在佛陀时代就已存在。羯磨(karma)法是佛教的一种特有的议事法或会议法,是佛教民主化的表现。其功能是对外透明化,对内相互监督,其目的在于建立僧团生活的六和敬。4)平等化,即佛教不同教派、不同修行方式的平等。佛法所谓八万四千法门,不同根基的人可以选择不同的法门以修行,对于与自己修行方式不同者不应当排斥、诋毁。当年阿育王在石诰书上说:
不可只尊敬自己的宗教,而菲薄他人的宗教。应如理尊重他教,这样做,不但可帮助自己宗教的成长,而且也对别的宗教尽了义务。反过来做;则不但替自己的宗教掘了坟墓,也伤害了别的宗教。凡是尊重自教而非难他教的人,当然是为了忠于自教,以为‘我将光大自宗’,但是,相反的,他更严重地伤害了他自己的宗教。因此,和谐才是好的。大家都应该谛听,而且心甘情愿地谛听其他宗教的教义。
作为佛教徒,我们尚不能贬低他人的宗教来抬高自己,更何况佛教内部的不同派别,所以佛教内部的不同派别一定要相互赞叹和包容。
以上“四化”原则侧重于僧团内部(包括个人和团体)建设,它是使人间佛教在大众化过程中不至于偏离航向的最根本保证。除“四化”外,普及人间佛教还要有三个特色:一是出世与入世特色,二是民族特色,三是时代特色。佛教界要不断地赋予人间佛教理论这三个特色。所谓出世与入世特色,就是一定要面对实际的问题,解决实际问题,贴近信教群众的思想,入世同时不能忘记出世的根本,这是人间佛教的实践课;所谓民族特色,就是符合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当地人们喜闻乐见,符合当地人的习惯和接受的方式;时代特色就是必须和我国现代化的进程相一致,不能落后于时代,同时又能反映人间佛教的积极思想。此三个特色是在弘扬人间佛教时应当时时贯穿的三条准则,它能使我们的弘法工作做到深入浅出,圆融地贴近信徒的思想实际、贴近信徒关心的问题、贴近信徒所接受的思想教育的水平、贴近信徒的思路和语言习惯,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被大众所乐于接受。因此要推动人间佛教大众化,我们就要以四化三特性为基础,深入理解人间佛教的内涵及理论本质,否则将会贻误众生,而流入世俗化、庸俗化。检验人间佛教大众化成功与否的标准主要有以下五点:
1)是否符合佛教的教义。
2)社会接受人间佛教的程度高低。
3)人间佛教的影响力是长期的还是短暂的。
4)佛教的道风是好转还是依旧。
5)解决人们对信仰佛教疑难问题的程度。
结 语
僧侣是精神的引导者,而非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如果人间佛教给社会带来的是一切向钱看、个人利益至上、佛教主体观念淡化、佛教道德水平下降、佛教信念动摇等不良影响,那么,人间佛教则是失败的。从佛教自身的立场来讲,佛教本来就是追求解脱、出世的,不仅自己要追求解脱,也要使其他人获得解脱。这就是自度度他、白利利他精神。人们常常提到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净其意,是诸佛教”,前面曲旬是说所有宗教的共同点,而后面的“自净其意”才是佛教独特之处,侧重于个人内心的精神境界。也正因为这样,佛教的人生观、价值观等均不同于其它宗教,人间佛教的精神就是出世不忘入世,入世不忘出世。入世忘了出世,则流入世俗;出世忘了入世,则会脱离现实社会,脱离众生,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应当丰富人间佛教的内涵,扩大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指导作用,建立起人间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伦理道德的联系,将佛教的基本戒律与社会公德、行为规范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佛教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要为民众所接受,但不能以降低标准为代价。今天,虽然佛教世俗化的洪流我们一时还很难阻挡,但我们必须反对世俗化,以维护佛教化导世俗的神圣性。唯如此佛教才会在世俗化与反世俗化的螺旋式发展中不断得到净化。人间佛教也只有在大众化(普及化),而非世俗化的情况下,才不会失去自己化导信徒、造福社会的特色,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处理好自身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准则之一。正如《弘明集》卷十一之《何尚之答宋帝赞扬佛教事》所说:“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干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寓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此举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成一善,悉计为数者,抑将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四百之狱,何足难措?雅颂之兴,理宜位速,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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