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藏族传统的禁忌文化对生态环境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贡献
华锐、东智
《西北民族研究》
所谓传统文化，是指在历史实践中形成、沿传并具有统一特色的文化。近年来，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藏族古老传统的历史文化也得以复兴和发展；藏学研究的不断深人使国内外学术界新论迭起，成果累累，给人多有启迪。然而从众多已问世的研究成果看来，有关对藏族禁忌习俗的研究，前人虽有涉及，但还不够全面客观，这主要表现为：对这一传统文化习俗只持批判的态度，虽有一得之功，而未知其全貌。本文试图就藏族传统的禁忌习俗文化及其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贡献、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影响作一尝试性探讨。因为生态环境问题、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是实现西部大开发之两个重要目标和措施。
禁忌文化概述
禁忌，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中常称为“塔布”(taboo或tatu)，这一学术名词学术界确认是来自南太平洋波里尼亚汤加岛人的土语。在民俗学研究中，“禁忌”既是专用学术名称，又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作为特殊的民俗事象，禁忌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受尊敬的神物不许随便使用。因为这种神物具有‘神圣’或‘圣洁’的性质，随便使用是一种亵读行为，违犯这种禁忌会招致不幸，遵循这一禁忌，会带来幸福。二是对受鄙视的贱物及不洁、危险之物，不许随便接触。违犯这种禁忌，同样会招致不幸。”笔者认为，上述这种对“禁忌意义”的解释不够全面，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禁忌都是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物质经济基础上产生发展而来的，它应属道德规范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禁忌应有第三层意义：禁忌是一种民族心理文化现象，带有公益性行为，是道德规范的主要组成部分。以下就西藏传统的禁忌习俗文化分宗教禁忌和生活禁忌加以阐述。
一、宗教禁忌
宗教禁忌是在各类禁忌中最早产生的一种。众所周知，藏民族基本上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因此，禁忌文化大都与他们的宗教活动和信仰有关。早在苯教盛行于青藏高原广大藏区时，藏族先民们就崇拜天地、山林、河湖、水泽等神怪精灵，对自然界这些神秘力量只能俯首听命，顶礼膜拜。久而久之，产生了对自然崇拜之禁忌。人们认为，顺之拜之就会得到安宁、幸福和吉祥，违之触之就会招致凶煞、灾难和不幸。佛教在青藏高原的传入以及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使藏族宗教禁忌在内涵和外延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宗教禁忌由少变多，由粗糙变精细，由散乱变清晰，内容不断增多，条理层次分明。在原始信仰—苯教信仰—藏传佛教信仰的依次进程中形成了众多宗教禁忌文化。
禁忌杀生，受过戒条的佛教徒在这方面更严格，一般人就是捉到昆虫也不肯弄死，而是放在地面任其爬行。禁止杀害野生动物及禽兽，也不肯借给煮这些动物的肉的工具。老一辈禁食鱼肉，禁止打捞鱼类。禁忌打杀鹫鸟是因为它是帮助人的灵魂升天的神鸟。喜欢吃牛羊肉，但决不亲自动手宰杀，由专门的屠夫宰杀，宰杀时要念专门的经文。禁忌打死蛇、青蛙、鱼之类，这些动物被归入到苯教神灵“鲁”神系统中，害怕打死了招致“鲁”神的不满，给人带来灾难。忌讳在某一地方和神山上随意挖土、挖药材、打猎、砍伐森林。禁止挖弄水泉，怕因触怒神灵宁静优雅的环境而招致风霜冰雹。禁止出卖和宰杀用作祭祀山神的“神畜”。当家人病危时，把家畜从屠杀的威胁中解脱出来，称其为“放生畜”。农业下种后，不准砍树，不然会触怒神灵下冰雹。严禁打鱼，怕触怒水神，使庄稼遭旱。严禁割草，怕触怒地神，遭霜灾。严禁挖药材，怕触怒土地神，放出虫来吃庄稼。禁忌在泉源、水井、河流边大小便，不准将垃圾等不洁之物倒人水中，怕触犯龙神而受相应处罚。另外还有众多的宗教禁忌，因其内容和实质与本文所谈后两部分无多大联系及与生活禁忌之内容实质有相似之处，故不在此一一列举。
二、生活禁忌
从广义上讲，宗教禁忌是生活禁忌的一部分，从狭义上讲，生活禁忌是指特殊场合禁忌之外，又和日常生活相联系的禁忌。生活禁忌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婚姻、仪礼、生产、饮食、服饰、语言等等，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藏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也造就了禁忌习俗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些禁忌范围和禁忌内容在人们生活中的主要表现是：
婚姻禁忌。这方面最大的禁忌是禁止近亲配婚，认为直系血缘亲属之间的配婚是极其不道德的行为。因此，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当事人就会被认为是畜牲不如，而将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另外还禁止属相不配的男女结婚等等。
礼仪禁忌。这一禁忌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得极为丰富，异彩多样。它最初由风俗或传统逐渐演变，再经过专门规定而约定俗成。这些禁忌不但反映了本民族的整体道德修养，而且反映了其精神文明程度。很多人给予藏民族这样一个很实际的评价——热情好客，颇重礼仪。这些禁忌主要有：行路时不抢于别人之先，途中相遇必须以礼相让。迎送客人时不能趾高气扬或居高临下，同时也忌讳愁容满面。室内就座时，禁止把腿伸直，更不能东倒西歪，要盘腿端坐，给人以严谨、庄重之感。向客人敬茶或盛饭时，忌讳使用脏碗、旧碗或已有裂缝、缺口的碗，不准将手指放在碗口上，忌讳用一只手给客人敬茶或盛半碗茶敬上，忌讳用左手或一只手倒茶。这些禁忌都是为尊重客人。客人、老人、长辈就座时，来往要从后面经过，禁止从前面走过。衣着要整齐，不能敞怀露胸。忌讳挑空桶和端着垃圾与客人、长辈迎面，认为这是不吉和对客人不尊重之行为。禁止用灰、扫帚、筷子、勺子、擀面杖打人，如此意示诅咒。送礼，相互间不可缺少一条哈达，送接必须弯腰、双手平伸，表示恭敬，忌讳随意送接等等。
生产禁忌。这些禁忌有的来自于宗教方面的影响，有的是直接属于生产方面的原因，还有的是对生产经验的总结。如平时禁止打猎、捕鱼，下种后不能砍树，秋收前不能割草，禁止从生产用具如刀、镰、斧等等上跨过。
饮食禁忌。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由此可见饮食在人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吃的文化和禁忌风俗也不断丰富起来。饮食方面，除前文在“礼仪禁忌”中所谈之外，另外还有：向客人递餐刀时，刀尖不能朝人，须将刀把朝着别人；客人临走时，忌讳在自己碗中有剩茶，吃饭时也须吃完，这与本民族传统的勤俭节约美德有关。忌讳吃奇蹄动物如驴、马、骡等之肉，忌讳吃有爪子的禽鸟类和水中动物，如鸟、鸡、鱼、虾等，忌讳吃蛇、青蛙等爬行动物，更忌讳吃狗肉等等。
服饰禁忌。忌讳跨或踩别人的衣服、被子，更不准从人身上和帽子上跨过。妇女晾晒衣服，尤其是裤子、内裤，不能放置高处或是人人都经过的地方，妇女内裤必有专用洗盆。迎贵客、参加宴庆或去朝礼活佛时必须穿干净的藏袍。家中老人谢世后，49天内男不理发，女不洗梳，并要取掉身上所有饰物，只穿旧衣，以示哀悼。禁止将衣服脱搭在肩上行走等等。
语言禁忌。语言本来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人们利用它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达到彼此之间的了解。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障碍时，人们则运用语言来表达思维的特殊功能，想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于是有关语言之禁忌便产生了。语言禁忌“一方面表现为对语言灵物的崇拜，另一方面表现为某些语言在特殊场合下的禁用或代用”。藏族特别忌讳直接说“死”，“死”完全是含有诅咒和对某人不满之意味。对活佛高僧要说是“圆寂”，对老人、长辈要说是“去世”等，哪怕是对小辈、孩子都忌讳说“死了”。禁止在家中或野外有长辈时唱情歌或说话粗野，更不能在父母、姊妹所在的同一场所内说谈情话爱之语。为了不使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感到不快，在言语交际中不直接说他“眼瞎了”，而要说他“眼不好”。忌讳说人是“哑巴”、“跛子”、“疯子”、“秃头”等。大年初一早晨禁忌说“没有、不够、扫帚、灰、死、病、痛、梳头”等不祥之言。在释迦牟尼和宗喀巴诞辰、成佛以及圆寂纪念日上，禁忌说“杀、宰、剁”等词。忌讳儿媳妇提及公公的名字，也不准让小辈直呼大辈的名字，不准让小龄人直呼大龄人的名字。生活中在众人面前严禁说“上厕所或”“拉屎、尿尿”，而是用“出去一下”来代替等等。
以上就藏族的禁忌文化从各各方面进行了较简单的阐述。可以说，禁忌之多，难以尽数。一个人自从在喃喃的“六字真言”中诞生后，他的每一个历程，包括言谈举止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诸多禁忌在伴随，人们在禁忌中降生，最后又在禁忌中离世。这些禁忌文化不但深刻影响、左右着人们的思想意识、行为活动，而且对人类自身的发展和社会之文明、进步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一作用主要表现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之上。
禁忌文化对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贡献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及，藏族禁忌文化根植于藏族历史文化的肥沃土壤，并为了适应本民族自身生存和发展之需要，有一定的物质经济基础。对它的产生、发展乃至实质作用，我们应该有一个公平、合理的看待，不能一言肯定是迷信的或是消极的，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博拉斯所说：“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个文化的独特之处都不会相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民族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并指出：“像文化这样复杂的现象是不可能有绝对体系的，绝对现象体系的提出，总是反映出我们自己的文化。”为此，笔者认为，藏族传统的禁忌文化作为历史的产物，其特性决定于本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我们不但要看到它消极的一面，而且要评判出它积极的因素。以下就禁忌文化(尤其是宗教禁忌)对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积极贡献作一阐述。
从藏族众多的宗教禁忌中，我们不难总结出人们的一个最基础的信仰观——“万物有灵”。人们深信万物都有灵气、万物都有灵魂，把自然力人格化。认为自然灵魂的存在形式是各种各样的，诸如神灵、生灵、死灵、幽灵、动物灵、植物灵、矿物灵、妖怪、恶魔、妖精等等。而且在苯教徒眼里，天上、地下、地上以及动植物身上，太阳、月亮、湖泊里甚至在每一棵树上，都有灵魂存在，这些精灵或称灵魂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幽灵。这就是藏民族的“万物有灵”信仰观。佛教传人青藏高原后，虽然与苯教在教义上进行过长期的斗争，苯教思想体系也受到了佛教意识形态的威胁和冲击，但“万物有灵”的思想作为土生土长的基本信仰观，仍然在广大民众中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基础。任何文化都有它的传承性和互融性，或许恰是这一缘故，藏传佛教取代苯教后，在自身教义中也有近似于“万物有灵论”的思想和主张，如“六道轮回”、“活佛转世”等学说。这些学说实际上也是在宣扬“灵魂不灭”和“灵魂存在”的思想，自然与苯教的“万物有灵论”不谋而合、融为一体。这一思想的融合使之成为一股强大的信仰文化力量，不但左右着人们的生活，而且在社会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作用的实质主要反映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之中，而支撑这一关系的就是藏族的众多禁忌文化。
法国文化人类学家杜尔克姆指出：人有两种意识，一种是个人的，它表现了每个人富有特征的意识形态；另一种是整个社会集体共有的，它不会随着个体的主观意愿而改变或者消失，是由社会强加给个人的意识。并说：宗教是集体情感与观念的沟通关系，在仪式上，人们发泄感情，交流思想和感情等；宗教是规范社会关系的手段，如增加社会道德规范的权威，使人们产生向心力，加强团结。在藏民族千百年的发展史上，人们崇拜大自然的神怪精灵，在这一集体意识形态和巨大向心力的支配下，深信千万不能触犯这些精灵，否则就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和不幸。是故，藏族禁止乱砍林木，禁忌污染水源、空气，禁忌打捞水生动物，(如果看见某人在钓鱼，会主动去劝其放弃杀生之动机，甚至用自己的钱来买下鱼然后放人水中让它自由生活。)禁忌打捕野生动物、杀生，禁忌随意铲除草坪、挖土，禁忌在山上乱采矿物等等。因为，乱砍树木会得罪天神，就要下冰雹；污染水源、空气，打捞水生动物，会触犯水神，天就要干旱；随意铲除草坪、挖土、采矿，会触怒地神，它会放出虫来吃庄稼。而且认为，这些花草树木、山石湖水、飞禽走兽都有灵魂，有灵气，是善是恶谁也很难着摸，生活中人们只能敬奉，不可触犯。所以说，藏族的禁忌文化不仅对一切动物持爱惜之心，而且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中的一草一木、山川河流都加以特殊保护，这无疑对保护自然、维持生态平衡、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重大的贡献。这一贡献不但表现在藏区的昨天和今天，而且将对藏区未来的开发和建设起不可估量的作用。
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藏区乃至我们人类当前面临的重大科题之一。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就“十五”计划纲要作报告时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五”期间要突出重点，搞好开局，着重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藏区的开发离不开一个优越生态环境的辅助，而这一优越环境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来建立，这里面，树立牢固的环境意识尤为重要。而藏族传统的禁忌文化正好从思想人手，让人们在自觉和不自觉中逐步树立起了“环境意识”，“绿色生态意识”。这种“意识”一是形成的时间长，有很强的稳定性和牢固的社会性，二是自愿性强，它不但反映在藏族社会的过去，而且将展现在藏族社会的未来。可以说，这些禁忌文化所反映的思想一方面在描述和注重美妙无穷的“极乐世界”，另一方面也缔造着“人间天堂”：将花草树木、山石湖水、飞禽走兽当作特殊保护的对象，希望人世间如同仙界，草木茂盛、鸟语花香、溪水常流、人民安居乐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逐步相应规定或产生了种种禁忌并让人们世代相传，永不触犯。从总体上看，这就是藏传佛教文化本身的出发点—弃恶扬善。许多禁忌也正好劝导人们一切从善，告诫人们如何修身养性、如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便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藏族的宗教禁忌中有不准捕杀“放生”牲畜的一条禁律。与此相近，在藏区也有“放生”森林，即在每棵树上系白羊毛，意示树也是生命，是有灵魂的物体，现已“放生”，禁止砍伐。由此可见，许多禁忌文化不尽是消极的、唯心的，我们应该从中认识到一些道理，在批判唯心主义消极思想的同时，也要发掘其消极思想背面的一些积极因素。正是在“万物有灵论”这一宗教思想意识的长期熏陶下，禁忌文化在保护本地区的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确做出了特殊贡献。从这一贡献来看禁忌习俗文化，它不但有公益性行为的准则，而且具有超前意识之功效。回顾藏族禁忌文化的产生、发展历史和它对社会的实质作用，看看当今社会与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不是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吗？
笔者置身于人称“第二西藏”的甘肃拉卜楞。拉卜楞地区以闻名遐迩的拉卜楞寺的存在而名扬天下。这里不但是安多藏区主要的宗教文化中心，而且已成为国内外旅游圣地。就在拉卜楞寺对面山上有一片茂盛的森林，当地僧俗群众称之为“禅林”。相传，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山，没有森林，第一世嘉木样(拉卜楞寺寺主)大师于1709年开始建寺时，将自己的头发散布于山上，此后便成了森林。实际上，此森林是嘉木样大师亲自领僧众栽培的，此后年年栽植，便成了今日约有一千多亩的森林。藏族虔诚于“佛法僧”三宝，禁忌对“三宝”持有丝毫的不敬和触犯。因为是嘉木样“仁宝钦”(意为“宝贝”)亲手栽培的，传说中又是“仁宝钦”的头发，所以，这片“禅林”至今没有受到一点破坏，成为拉卜楞地区旅游的一大景观，也成为广大僧俗民众珍爱保护的对象。从这些典型的实例看藏族传统的禁忌文化，它为维护藏区的生态平衡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环境的维护在藏区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得到了基本协调，相比其他地区，两者相处是比较和谐的。今天，西部各族人民已经踏上了大开发的征程，我们应该抓住这历史性的机遇，通过多种途径，弘扬传统文化之积极因素，为西部的发展和建设服务。
禁忌文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影响
在藏族千百年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勤劳智慧的藏族人民不但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而且也创造了辉煌的精神文明。能体现和代表精神文明的是自古形成的哲学思想、观念体系、意识形态、道德规范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宗教意识。从实质上看，禁忌习俗文化是对人们言论和行为的一种限制和约束，它不但是本民族道德规范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这些禁忌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和道德关系中产生并概括出来的，它一经形成，就成了藏族人民必须遵循并用来判断或评价善恶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要求人们应如何谨言慎行、修身养性、分辨是非、区别智愚、学法执法、正直善良、谨虚勤奋、助人为乐等等。它具有全民性和民族社会性的特点，带有公益性行为规范，既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也有利于维护本民族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和社会秩序。法国文化人类学家杜尔克姆指出：“集体观念或集体意识，是通过社会压力而强加给人的，它的权威也就是社会的权威。”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一布朗也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由‘制度’支配的，所谓制度是指某些原则、社会公认的规范体系或关于社会生活的行为模式；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则是对某种关系中人的正常行为的固定。”由此，我们认为，藏民族的这些禁忌文化作为一种道德规范、集体意识、全民行为模式，在社会上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作为本民族的精神财富、民族美德，无疑是人类社会中富有生命力的思想教育内容，更进一步，它也是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中所要开发利用的主要传统文化资源之一。
本文第一部分我们已将禁忌文化从多方面进行了较细致的阐述，依此为据，这里将这些禁忌习俗文化给予分析总结，从中找出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相同或相关的东西，以便于自然地与精神文明之思想内容相接轨。
其一，这些禁忌都是为了调整人和社会自然的关系，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为社会生产发展服务，如宗教禁忌和生产禁忌中的有关禁忌乱砍乱伐、乱杀乱捕、乱挖乱采等。为了保持并稳定这一关系的和谐性，就总结概括出了许多禁忌，以此来协调、维护正常的自然生态环境，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其二，这些禁忌都是为了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要求民族内部互相团结、互相尊敬，要求人们牢固树立集体主义的人生观，自觉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秩序，如上述“礼仪禁忌”、“语言禁忌”等。在生活中，藏民族就用这些禁忌来处理上下左右、高低贵贱、亲缘关系、非亲缘关系、朋友师徒、民族内部与民族外部之间的各种和谐关系。这显然有利于增强民族的亲合力、内聚力和凝结力，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平、团结、文明和进步。其三，这些禁忌都是为了弃恶扬善。从前文所述的禁忌文化之内容看，凡是以善为本的都是有益于人和社会的，应加以褒奖夸赞、提倡推行；凡是以恶为本的都是不益于人和社会的，应加以谴责贬斥、杜绝禁止。这一点在禁忌习俗文化中表现得极为突出和广泛，在此，我们没有必要举出事例来分析说明。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沉和严格的禁忌约束，体现在本民族人民身上的优秀品质可用以下词语来概括(指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的思想品质)：吃苦耐劳、善良勤俭、尊老爱幼、仁义道德、宽厚慈爱、乐善好施、弃恶扬善、不图私利、坦诚谦让、知恩图报、同舟共济、和睦相处、慷慨好客、诚实知耻、坚强豁达、豪迈大方、幽默乐观、心胸开阔、互尊互帮……虽然这些思想品德当初并不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内容范畴，但“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应予以鼓励、支持。我们可以将以上藏民族从禁忌中产生总结出的传统美德吃苦耐劳、善良勤俭、尊老爱幼等融人社会主义的家庭美德，将坦诚谦让、宽厚慈爱、乐善好施等品德融人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德，将不图私利、诚实知耻、仁义道德等道德行为融人社会主义爱岗敬业、奉献社会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即便是一些宗教禁忌所反射出的顺从忍耐、弃恶扬善、谨慎小心等道德行为，也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和作用。比如“弃恶扬善”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行善”。行善也是佛教中平常所讲的“六度”，即舍、戒、忍、精进、禅、慧。用我们现代最通俗的话来讲，舍，就是人们对社会的无私奉献精神；戒，就是强调讲文明礼貌；忍，就是讲自己的思想品德和涵养；精进，就是讲人的艰苦奋斗、勇往直前之拼搏精神；禅，就是讲一丝不苟之认真精神；慧，就是讲人的开拓和创造精神。这样看来，别人认为是消极、唯心的思想，又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提倡的大众行为、公民道德是一致的。
古老丰富的藏族传统文化包藏着宝贵的资源，本文所谈禁忌文化作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藏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又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千百年来，它构成了维系本民族成员的心理感情纽带。今天，当藏区乃至我国进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藏族的禁忌文化所蕴蓄的效应和作用既独具魅力，又可与现代市场经济中所需的精神文明互补，对一些不道德或反道德的现象和不良社会风气有抵制防范功效。而我们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继承发扬优良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这一认识上看，在今天藏区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它的环境和社会基础是较为优越的，本民族禁忌文化所折射出的许多优良思想品质为精神文明的建设起着巨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d同时，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这些也是我们值得关注和借鉴的东西。藏族的禁忌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伦理上，崇尚道德，以善为本，要求人与人之间互助互帮，和睦共处；凡事诚实恭让，处处为他人着想，时时力戒私欲；而面对现实又是谨慎冷静，顽强自信；对人生既执着又超脱，既细心又乐观；在家庭生活中，始终以勤劳、节俭、互助、和睦等为准则；在社会交往中又以礼待人，忠信为本，诚恳热情，互济互助，讲求仪礼。这一系列的优秀传统美德都是从众多禁忌文化中遗留并世代沿续的，它以形象的、道德的、审美的乃至贬抑的特殊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今天，当西部面临大开发时，我们研究提倡弘扬这些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更有利于规范人们的思想意识、意识行为，在与社会上不健康思想体系作斗争的同时，为西部乃至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事业服务。就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更应该很好地开发、宣传藏民族的这些优秀品质，这是特殊时代之需要，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教育内容之一。
总之，藏族的禁忌文化所折射出的诸多思想内容，不但对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影响。生态环境问题、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是实现包括藏区在内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的两个重要保证，开发利用这些优秀文化之精华，对其更有现实意义，也便于西部大开发各项事业的顺利实施，从而造福人民，振兴民族。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