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解到信的人

　　考察佛陀最著名的圣dizi们的出家因缘，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佛陀时代的僧团应该是广泛地以解信行证作为的学佛和信佛次第的。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与其好友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均为六师外道之一的散若夷的徒弟，他们无意间从阿说示口中听到佛陀教导的“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以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的真理，便带着二百五十位追随者皈投在佛陀座下。还有舍利弗舅父摩诃拘絺罗，在家时不及舍利弗的辩才，然后出国苦学。在此期间不修发爪，因此又名长爪梵志。学成归来后，舍利弗已从佛出家，长爪梵志前往佛的住处索要外甥与他辩论。佛陀要长爪梵志立论，他说：“我以一切法不受为宗。”佛陀问他：“是见还受否？”拘絺罗当时如好马见鞭子影子，明白自己的智慧远远不如佛陀，因此跟佛出家。其次，《杂阿含第三四七经》中明载有外道须深盗法出家。须深出家的目的是为了窃取佛陀教法以资外道参考。但是被佛陀折服，也归依在佛陀座下。

　　二、从解到信的法

　　佛陀最初说的法是四圣谛。佛陀因为放弃无意义的苦行，接受牧女供养而被五个随从误解。这五个人离开佛陀去了鹿野苑。佛陀证悟后先度他们五人，是为五比丘。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最后真诚的跟随佛陀的圣者们，在来听闻乃至问难佛陀之前，是不了解也不信仰佛陀及他的教法的。听闻之后，却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无到有的信仰的产生，应该是来自对佛所说法的理解和深刻的认可。

　　与四圣谛并称为佛法基本教理教义的八正道，同样受到佛陀的极度重视。
　　佛陀临终时，对他最后度化的须跋陀罗说：“任何一教法中，若无有八正道，此法则无有一果，二果，三果，乃至四果；若一法中有八正道之教，则此法中有一果，二果，三果，乃至四果。须跋陀罗！于我教法中，有八正道之教。于此，你确可找到一果，二果，三果，乃至四果。其它外道无此圣果。须跋陀罗！若众dizi以善德为住，则世界不会没有阿罗汉。29岁那年，我出家追求至善，现已51年之久，在我的僧团之外，没有一个修道者，乃至部分地修习此可证之法。”(《杂阿含》第13320经《最后之教说》)从这里不难发现，佛陀有多么重视八正道的作用与意义，八正道以正见为第一，最终归结于正定。正是因为八正道开始于正确的知见见解，才能保证紧随其后的七支都是正确的，才能保证正定的顺利生起。

　　因此，印顺导师在《佛法概论》的〈道的抉择〉部分说：“从定发慧，也并非得定即发慧，外道的定力极深，还是流转于生死中。要知道，得定是不一定发慧的。从定发慧，必由于定前──也许是前生的‘多闻熏习，如理思惟’，有闻、思慧为根基。”(印顺著《佛法概论》第十七节<出家众的德行>)这里的以闻、思慧为根基，既是佛教区别外道修行的根本之处，也是戒定慧三学的修行程序得以顺利行，并如期实现预定结果的前提和关键。

　　仔细考究起来，如果在抉择自己信仰之前，没有对信仰对象加以理解和领会而声称自己已经确实信仰某法某教义，是很容易被判为“迷信”的。迷信之与智信，如果不是在决定信仰的结果上来区别，而是在选择信仰开始的时候进行界定的话，无疑的，没有正见的信仰不说完全不对，但其危险性十分显而易见。

　　三、从解到信的原因

　　基于原始圣典的记载中，更多的是强调个人的独立思考求证能力的根本事实，我们试着分析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第一，佛教的产生，最初与众多哲学学派和沙门团共处，在众多可供选择作为信仰和供养对象的现实环境中，佛陀开始弘道时，肯定要让别人理解自己在说什么，然后基于个人人格魅力，加上所说的法可以让人信服等等原因，才能让自己觉悟的真理迅速传播，起到利益众生的作用。也就是说，刚开始的那个时候佛教并无任何优势可言！第二，佛陀是完全掌握真理的人，即佛陀具有十力、四无畏等功德，对于真理可以任运的宣说，另外佛陀自己的身语意三业圆满无缺，经受得起任何哲学家、宗教家和广大民众的考察和问难。佛陀完全有能力也十分必要允许所有人先充分了解再抉择是否信仰。原始圣典里面记载的佛陀是人间的佛陀，没有太多无法想象的神通异相，他所说的教法也是可以马上在生活实践中得到受用和利益的。到后来，佛法教义和经典已经存在，人们想要信仰，只要去看书或到寺院找出家人接受说教和仪轨即可。所以，信心反而突出的重要了。

　　大乘佛教诸部经典中，莫不分外强调信心。众所周知的《华严经》以及后来频繁出现的净土经典中，都以信心作为入道根本要素乃至一切功德生起的根本。这和大乘经典本身强调的内容与原始佛教经典内容的差异不无关系。大乘经典多是法身功德和佛国境界，多是不可思议。所以大乘佛教要从信心上进行强调，无疑是十分合理的。

　　四、结 论

　　关于信与解的关系，如果放在八正道来看，就是正见与正信二者的关系。
　　没有信仰的见解是狂妄的解；没有正见的信仰是痴迷的信。
　　二者之间的关系恰如铁道的双轨，谁缺了谁都无法独立存在，是相互依存和支持的。
　　每个人在刚开始选择自己的信仰时，都不可能完全理解；
　　每个人在确立自己的见解时，也不可能完全正确。
　　如果一定要探究二者谁先谁后，很可能导致形而上的问题的产生。
　　站在利益社会人心的立场来说，有信仰比没有信仰要好；
　　站在一个宗教职业者的角度看，无知无解比一知半解更容易入道。

　　到部派佛教时期，在探讨证了初果的人会不会退转到凡夫地时，把行人分为两类：随信行和随法行。
　　温金柯《生命方向之省思》之〈初果退见问题初探〉里提到：
　　“近来翻阅资料，赫然发现《大毗婆沙论》卷六二说：
　　‘有人信他，随他意欲而入圣道；有人自信，随自意欲而入圣道；
　　初人可退，后人不可退。有不思量观察得失而入圣道，有极思量观察而入圣道；
　　初人可退，后人不可退。’(大正二七．三一九上)
　　它与李老师(李元嵩：现代禅创始人)所说‘因地自己的基础愈扎实，“自力”的成分愈多的话，则果地“退见”的可能性愈小’是同一个理趣。(值得一提的是，《大毗婆沙论》是《异部宗轮论》所说，主张初果无退的说一切有部最重要的经典论书。)

　　这里一样透漏出，正见与解与信仰的确立是多么的重要！修行开始就注重培养正确的知见，注重独立思考，是见道后退不退见的根本保障。不过，笔者发现，上文中在引用说一切有部的“最重要的经典论书”——《大毗婆沙论》时，却有断章取义之嫌。因为正式在同一页的上面几行就先列举出说一切有部的根本观点，什么情况会退，什么情况不会退，然后才出现李元嵩引用的几行。而李元嵩不知为什么却把最关键的大前提给引丢了，殊为可惜！这是提外话，顺便说到，并附上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第六十二的经典原文，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