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从释迦牟尼佛初转*轮传道以来，流传在世间的一切佛法，学者认为可以分为“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三类。其中“佛法”：是在圣典中，还没有大、小乘的对立；在佛教史上，是佛灭后最初五百年的佛教。对于这个阶段的佛法，其分类和含义近代的学者之间，虽然还没有明确一致的定论，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可以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根本佛教”：指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代，四十五(有说四十九)年亲自传授的教化活动，是根本佛教，也是一切佛法的根源。
　　二、“原始佛教”：指佛灭后，大约一百年内，到还没有部派对立时期所结集的经典，是一味的“原始佛教”。
　　三、“部派佛教”：指部派对立后，也就是大众部和上座部分立以后，大小乘佛教对立之前(约佛灭后五百年内)，各部派自行发展出来的佛教，是为“部派佛教”。
　　印顺法师认为，对于佛法的研究，“原始佛教”是最主要的环节。而在“原始佛教”这一环节内所集成的圣典，有两部分：一、“经”(以四部阿含为主)；二、“律”(毗奈耶的重要部分，以八十诵律为主)，这是佛教界历来各派所公认的。在这时期所集成的“经”和“律”，就代表了“原始佛教”。在“根本佛教”时代，律部只有“波罗提木叉”一部分；而经部的四阿含，也大多没有定型的文字。所以，如果不从“原始佛教”去研究探求，那么对于“根本佛教”也就根本无法了解。同样的要想了解后来的“部派佛教”，也必须以“原始佛教”为研究线索。因为在“原始佛教”时期，由于传承的区域以及其他的人、事、义理等各种原因，已经为后来的部派分化埋下了不可避免的因素，所以，可以说“部派佛教”，只是继承“原始佛教”原有倾向的继续发展而已。
　　特别是在佛灭后，大约百年内，佛教界公认的两次结集，究其原因，都是由于戒律问题而引发的，整个经过的线索，在现存的各部律中大多都能找到。换句话讲，如果说“原始佛教”的研究是个关键，那么戒律就成为关键中的关键。了解这个阶段的戒律问题之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1、第一次结集
　　戒律的制定，并不是佛陀对佛弟子们的一种束缚，而确实是佛子的解脱之道，除此之外其重要性，在前一文中也已大略说过，但是有些众生因为无始劫来，业习重重，就不欣乐戒律的严格要求。《长阿含游行经》中记载：当佛灭度后，佛弟子中就有一个愚痴的比丘，名叫跋难陀，感到特别高兴，居然庆幸的说：“彼长老(佛)常言：‘应行是，应不行是；应学是，应不学是’，我等于今，始脱此苦。任意所为，无复拘碍”！这些话传到大迦叶尊者的耳中，感到非常的悲痛。这些观念，不但和佛陀的遗教大相径庭；而且他想：如果真的这样，佛教的精神及其救世的工作，岂不也因为佛陀的入灭而随着结束了吗！于是迦叶尊者决定，趁佛灭后第一个“夏安居”之便，集当时已证阿罗汉以上的上首弟子五百人众，召开大会，结集经律遗教。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次结集”，又称“五百结集”。
　　这次结集大会，是在王舍城外的七叶窟召开。由当时“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诵出经藏；由“持戒第一”的优波离尊者诵出律藏。而结集大会的程序也非常的严谨，必须要经过“如法会议”(羯磨)，首先由上座比丘在大众中上坐，犹如现在的大会主席，然后以问答式，由主席请优波离当众诵出律文，再经与会大众共同审定认可，这条律文是否确实是佛陀所制的之后，才能最终定案，这就是“结集”。现存的《摩诃僧祇律》中对整个结集的过程，有非常生动的记载：
　　“阿难言：诸长老！若使我集者：如法者，随喜；不如法者，应遮。若不相应，应遮。勿见尊重所不遮。是义、非义，愿见告示。”
　　“众皆言：长老阿难！汝但集法藏。如法者，随喜。非法者，临时当知”。
　　《佛教戒律学》一书中解释说：所谓“随喜”，就是无异议默认表示。所谓“遮”就是反对、否决。不但如此，有是可能还采取更严格的认可方式。比如在《十诵律》卷六十中记载，阿难诵出后，还特意分别问五百比丘，五百比丘必须一一进行表态：“我亦如是知，如阿难所说”。这就类似于现代会议上，决定最重要的事项时必须采用“点名表决”的方式。
　　据说，这次结集的时间长达七个月(或有说为三个月)，结出的律藏共有八十诵之多。但这部《八十诵律》的原本早已经失传，但他的可信性却是各个部派所一致肯定的。我们从今天所存的汉译律藏、南传藏和藏传律藏的内容比较来看，所有规范的宗旨和大要都是一样的，因此可以说，律藏是保持原貌最完整的佛法之说法，是有非常确切的理由的。
　　在这次结集的过程中，有一件事对后世的影响极其大，即使到现在仍然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在当时的结集大会上，阿难曾经传达了佛陀的遗言说：“佛将入灭时曾告我，大众若欲弃小小戒，可随意弃”。所谓的“小小戒”，是指枝节性，不妨碍宏旨的戒条内容；而“可舍”的意思，应当是指“不必列为后世硬性遵守的条文”。在这重要的是，什么是“小小戒”呢？阿难当时并没有向佛陀问清楚，为此在结集会议上发生了诤论。最后阿难为大体着想，也为了僧团的和谐，承认了自己当是没有问明白的过失，而终止了此次的诤论；以及富楼那和大迦叶争内宿内煮等八事的记载，这些有关戒律的争议，最后都是由迦叶以老大的身份裁定：“佛所未制，今不别制；佛所已制，不可少改”归于一致而告终。
　　正如《韩非子》所说的：“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不论任何法规，必须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才能保持其可大可久的效应，才是“毗尼久住、佛法久住”的真谛。据《五分律》的记载，实际上佛陀也曾经明言：“佛言－－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佛法本来是佛陀度生的“权巧”与“方便”法门，又怎么会反被一些琐碎，并无关宏旨的“小小戒”所束缚呢？大迦叶这种保守的态度，深刻地影响了佛教后来的发展，为以后部派的分裂种下了必然的根源。

2、第二次结集
　　通过第一次的结集，佛教的经、律虽然有了统一的说法，但这次的结集，并没有文字的记录，只是口诵心记而已。随着佛教散布范围的逐渐扩大，加上印度的种族和语言又是非常的复杂，同时又因为在第一次结集时，有许多的长老比丘没有参加。时间长了，环境又各有不同，于是大家对于佛陀的教义也就产生了若干不同的见解，也就造成了部派分张的结果。其分派最初的开始，是佛灭百年后在毗舍离进行的第二次结集。
　　据说，在佛灭后一百年间，由于一些戒律问题，使佛教内部发生了严重的诤论，也就是教史上有名的“十事非法”诤。在现存的各部广律中，也大都记载有这段历史。比如在《五分律》之第三十卷、《四分律》之第五十四卷、《十诵律》之第六十卷等中都有记载。这件事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在印度西部波旬国居住的一位佛教上座部长老，名叫耶舍，有一次巡游到了东方的毗舍离城，看到当地的跋耆族比丘，在布萨日向信众求施舍金钱。有些人是给了，而有些人不但不给，还指责这些比丘不应该这样求施舍。一向重律的上座部长老耶舍认为，这样是不符合佛教戒律的。于是他一方面指责呵斥求施的比丘非法，一方面又向大众宣说这种施舍也是属于非法的。由此耶舍长老受到了当地信众的敬仰赞叹，却也因此引起当地比丘的愤慨，随之将他赶出城去。被摈逐的耶舍心有不甘，回到西方波旬国后，四处游说动员了多位硕望的大德比丘，又带领大批徒众，再次来到毗舍离城召集辩论大会。当地的跋耆比丘们自然不甘示弱，以佛陀原就出生在这一地区为号召，也动员了大批人员应战，结果，竟有七百人集会辩论戒律。由于人数太多，辩论起来杂而不便，于是由双方各推出四人做代表，进行辩论。所以这次的结集被称为“七百结集”，又因为结集的地点是在毗舍离城，也称为“毗舍离结集”。
　　这次的辩论大会，虽然是以乞钱为起因，但双方所争辩的内容却有十项，所以称为“十事非法”诤。这里所说的“十事”，其内容在各部律中并非完全一致，但无非都是属于一些小事。根据圣严法师《世界佛教通史》中的说明是这样的：
　　(1)、角盐净：可以把食盐贮存在角器中。
　　(2)、二指净：依照佛制，日中过午不食。但主张日影未过午后二指宽之影子时，比丘仍然可以进食。
　　(3)、他聚落净：在一食之后，仍然可以到另外一个聚落复食。
　　(4)、住处净：比丘可以到别的教区集会(结界、布萨)
　　(5)、随意净：对于会议的决议，虽未出席，只要事后承诺，仍然是属于有效的。
　　(6)、习先所习净：做有先例的事为合法。
　　(7)、生和合净：可以饮用未经搅拌去脂的牛乳。
　　(8)、饮阇楼凝净：可以饮用未发酵或半发酵的椰子汁。
　　(9)、无缘坐具净：即缝制坐具，可以不必帖边，并可以随意大小。
　　(10)、金银钱净：可以接受贮蓄金钱。
　　以上所说的“十事”，据查都属于阿难在第一次结集时所说的“小小戒可舍”的范围，认为不妨有其弹性。但耶舍等西方一系人等，不但坚持认为这十项都是属于“非法”的，而且在戒律中明列禁止这十项为成文法。但是奉行十事者众多，与正统系的上座长老意见不和，辩论又受此惨败，内心愤愤不平，由此逐渐变成了部派的分裂，这就是因戒律的开遮不同而导致部派之分裂者。又当时毗舍离的国王，也不满意西方来的上座比丘，于是下令驱逐。这又是因为“小小戒”而引来的政治干涉了。
　　因为一些琐碎的戒条缺乏弹性，而引发这次“七百结集”。而这次结集的结果是，不但没能解决所存在的意见分歧，反而导致更大的分裂。由于时、地的传习不同，从此，佛教内部的戒律已由一味而分立为－－东方系统的“大众部”；和西方传统的“上座部”。

3、部派佛教戒律
　　根据前面所说的结集情况看，早在佛陀涅槃后的“第一次结集”大会中，由“小小戒”可以舍弃的问题，已经发生了主持人迦叶尊者和阿难的论诤，又发生了南方富兰那长老率众来诘难的事，就清楚呈现了部派分裂的症候。到了一百年后的第二次结集，因为“十事非法”之争问题，更加巨了东、西方的实质分裂(其中东方派以大众僧徒为主，对戒律的观念比较开明；西方派以上座长老为主，对戒律的观念比较保守)，由此，佛教由“原始佛教”分为“大众部”和“上座部”的初步分歧。
　　第二次结集的分裂，具体的说还只是对一些“小小戒”的不同见所引发的争执。但是随着师承、地域、语言以及客观环境等的不同变化，两派的争执就从“律制”逐渐发展到“教义”上去了。又到了约一百年之后的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代，派出传教师四处传教，两派又终因“大天五事”而公开决裂，从此这两部一再的分裂，到了佛灭大约四百年间，一共分为二十个部派。而整个律藏的传承，也从初次结集之后由迦叶尊者传给阿难尊者，再传末田地、舍那波提、优婆崛多；在优婆崛多以下有五位弟子，由于各自对于律藏内容的取舍不同，律藏也便分成了五部即：
　　(1)、昙无德部－－《四分律》
　　(2)、弥沙塞部－－《五分律》
　　(3)、迦叶遗部－－中国只传译其戒本，名《解脱戒经》，广律没传。
　　(4)、萨婆多部－－《十诵律》
　　(5)、波粗富罗部－－中国未传
　　除此之外，还有第六部《摩诃僧祇律》。这是圣严法师引《大集经》的说法。在中国习惯的有四律五论之说，但都是属于以上所说的分部之后的律典，并非第一次结集时优波离所诵出的原本律典。
　　整个戒律的流传，就是由于部派的分裂而成了部派的戒律，而各部又有各部自己所传的戒律，至于第一次结集的律藏，现在已经无从见到它的本来面目。比如，在现存的各部律藏中，不论是南传锡兰巴利文的《善见律》也好；北传汉译的《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衹律》、《五分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也好；西藏律，以及绝大部分的“戒经”、“戒本”及“律论”也好，都是部派佛教的遗产。不过，虽然各部广律之间各有若干小节的取舍与详略的出入不同，但其根本精神及根本原则，仍然是大体一致的。所以近代的学者公认，律藏是最能保持原始佛教真相的圣典。

二、律藏在中国的翻译与弘扬

　　戒律的传入中国，根据史料记载，最早是在三国时代。也就是在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49年－253年)，由印度天竺来的昙摩迦罗(中文译为“法时”)，来到中国洛阳的白马寺译出《僧祇戒心》。魏正元年，安息国沙门昙谛来中国，在洛阳译出《四分羯磨》，是中国比丘最早羯磨受戒所秉授之法，并请了十位梵僧，立坛授戒。弘一大师在《律学要略》中说到：“由东汉至曹魏之初，僧人无归戒之举，唯剃发而已。魏嘉平年中，天竺僧人法时到中土，乃立羯磨受法；是为戒律之始”。据载，朱士行就是依此戒法而受比丘戒的，成了中国出家人中真正沙门的第一人。弘一大师的这个说法，在《梁高僧传》中也有记载。
　　另外，在刘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罽宾国沙门求那跋罗来中国设坛为僧尼受戒，此时的中国还没有尼众。当时，虽然也有从狮子国来了八位比丘尼，但是，一来没有具足十人之数；二来有些人的戒腊还不够，因此没能如愿为尼众授戒。后来有铁萨罗等三人的到来才具足十数，但此时求那跋罗已经圆寂，后由僧伽跋陀为尼众传授，成为中国尼众二部受戒的开始。

1、戒律在中国的翻译

　　律部的分派虽然不少，但真正有律本传诵的却不多，而有律本传来中国译成汉文的，只有以下的几部：
　　第一、上座部：
　　(1)、有部－－《十诵律》(中印度摩偷罗萨婆多部)。从姚秦弘始六年(公元404年)十月开始译于关中，由罽宾国三藏法师弗若多罗诵出，鸠摩罗什法师译文；但只完成了三分之二，弗若多罗就圆寂了。到了第二年的秋天，再由西域的昙摩流支，根据梵文本，和罗什法师继续合作译完，共有五十八卷。但也只是完成初稿，还没来得及整理罗什法师也圆寂了。后来由卑摩罗叉加以整理，对原稿进行修改成为六十一卷，六朝时盛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这就是传到现在的《十诵律》六十一卷本。
　　(2)、法藏部－－《四分律》(原是昙无德部)。译于姚秦弘始十二年至十五年(公元410年－413年)，比《十诵律》晚七年译出。当时是由佛陀耶舍、竺佛念、道含三人在关中合作翻译而成，共有六十卷。到隋唐时期才有人开始弘扬，到了唐初由道宣律师提倡，大力弘扬，而成为中国律宗的唯一法脉。
　　(3)、化地部－－《五分律》(弥沙塞部)。这部律比《僧祇律》晚五年译出，是法显西游时，在狮子国(现斯里兰卡)得到，直到南朝的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时，有罽宾化地部的律师佛陀什来中国，才请他诵出，于阗沙门智胜译文，并在竺道生和慧严的共同参与下，于建业(现南京)龙光寺翻译成功，流传至今的共有三十卷，但译出后极少有人弘扬。
　　(4)、饮光部－－《解脱戒本经》(迦叶遗部)。元魏年间(约公元538年－544年)，由般若流支译出，共一卷。这部律的译出比《五分律》晚了大约一百多年，但内容却和《十诵律》戒本相同，所以也无可为说。
　　(5)、根本有部－－《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印度西北境迦湿弥罗新萨婆多部，属上座部之广律)。此律包含多种律书，是唐朝高僧义净法师从印度求回，译于唐朝武则天证圣无年到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695－711年)之间，共十八种，一九八卷之多。
　　此律比《五分律》的译出迟了将近三百年，正好是南山道宣律师以后的四五十年之间，当时中国的律宗，正是《四分律》鼎盛时期，所以义净法师虽然精通于有部律，奈何孤掌难鸣。从律的内容来讲，有部律是最多，也最丰富，可惜直到现在，还不曾有人继起为之弘扬过。
　　第二、大众部：
　　《摩诃僧祇律》－－这是部派佛教的“大众部”唯一留存下来的广律。于东晋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左右，由佛陀跋陀罗和法显共同译出，共四十卷。
　　其译出的时间比《四分律》晚了五年，在建康(南京)的道场寺译成，六朝时才开始有人在北方稍加弘扬。

2、戒律在中国的弘扬

　　译成中国汉文的律本虽然有多种，如以上所说各种广律中的《十诵律》、《四分律》、《五分律》、《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摩诃僧祇律》，和五种律论(指：《毗尼母经》、《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律二十二明了论》、《善见律毗婆沙》、《萨婆多毗尼毗婆沙》五种解释律典的书)，自古以来就并称“四律五论”，而成为律藏的主要内容。但在中国的流传弘扬过程中，除了《四分律》得到大力弘扬，独成一脉外，其余的都没有得到大力的弘扬。
　　历来有许多学者说：“佛教起源于印度，但发展是在中国，佛教的许多理论、学派都是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而提出的”。那么，“律宗”的创建也是这样的，戒律原也是从印度传来的，而且绝大部分都是部派佛教的小乘律。两千多年来遵行最谨的，如泰国、斯里兰卡等南传佛教国家，但南传佛教也没有创出什么“律宗”来。传来中国后，却结合现实，并且兼摄了大小乘思想，而独树了“律宗”一帜。中国独有的“律宗”，又是以《四分律》为主导。
　　《四分律》在中国的弘扬，据载，是始于元魏孝文帝时的北台法聪律师，到了唐朝时，才得到道宣律师的大力弘扬，使之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乃至到今天，还成为中国僧众出家受具足戒之所依。而道宣律师本人对于律学著述的成就，也达到了空前的阶段。

(1)、中国律宗的开创者－－道宣律师

　　道宣律师：原籍浙江吴兴，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四月初八，自小天资聪颖，九岁就能作赋，十五岁就发愿出家，跟从长安日严寺的慧頵和尚学习经典，十六岁正式剃发出家。二十岁时，到大禅定寺依律学大师智首受具足戒，后依止智首大师学律，并在其门下听律学二十遍，奠定了坚实深厚的律学基础。随后进一步到四方广泛参学，把南北各地各种流派的律学成就加以吸收，取其精华，融汇大小乘的精神，而成一家之学说。
　　从三十岁之后，开始从事著述，开宗演教，弘化一方。先在西明寺为上座，后居终南山，一边修学定慧，一边将十余年来的学律心得加以系统的整理，大弘《四分律》，于公元626年撰成《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三卷(今作十二卷)；第二年又撰写了《四分律拾毗尼义钞》三卷(今作六卷)。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二三十年间，先后撰写了《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一卷，《疏》二卷；《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一卷、《疏》三卷；《量处轻重仪》二卷、《尼注戒本》一卷；《比丘尼钞》三卷(今作六卷)。这五大部有关《四分律》的疏、钞，构成了道宣开启律学新学派的基本理论，到此时，《四分律》成为中国律统，开戒律一宗。由于道宣律师长期居住在终南山，后人就把他所开创的学派称为南山律宗，简称南山宗，而他的著作则被称为南山宗义的五大部疏钞。
　　道宣律师本人对于这五大部疏钞也是极其重视，在长期的讲学弘法过程中，曾经不断地加以增订，此外还撰写了《释门章服仪》、《释门归敬仪》、《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律相感通传》、《释门正行忏悔仪》、《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净心诫观法》等著作，来补充和丰富自己的学说。道宣律师遗留下的著作不少，据汤用彤的统计有十八部。而其中有三种才是最主要的，被后人称为“南山三大部”即：《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及《四分律随机羯磨》，此三书简称为“行事钞”、“戒疏”、“业疏”。这是唐代弘扬《四分律》的最卓越著作。
　　在四百多年之后的北宋时期，又出了一位杰出的律学大家－－元照大师(公元1048－1116)，他不但高倡“律、禅、教三学一源”之说，又提倡“律学”和“净土”相结合的弘法。最重要的，还是他针对道宣律师的“三大部”，又写三部篇幅更大更详尽的书加以解释即：《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四分律羯磨济缘记》、和《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简称为“资持记”、“济缘记”、“行宗记”。元照律师也因此而成了后世公认的南山最重要的传人。
　　道宣律师学说的基本特点是综括诸部，会通大小。综括诸部，就是以《四分律》为基础，广泛地采取其他律典和《十诵律》、《僧祇律》、《五分律》、《毗尼母论》、《摩得勒伽论》、《善见论》、《萨婆多论》、《明了论》等的合理成份，来补充《四分律》的不足。会通大小，就是以大乘教义来解释《四分律》的精神。比如：在《四分律》戒本中有施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的内容，合乎大乘的圆顿了义；又有说到，“舍堕求悔，先须舍财，如僧用不还，只犯突吉罗轻罪”，和大乘戒以心意划分轻重相通；《四分》中对于小妄戒，解释见闻触知，说眼识能见，耳识能闻等，以识为了义，也和大乘义理相通。通过这样的解释，遂使本属于小乘佛教的《四分律》，成为圆融三学，并以大乘三聚净戒为归宿的大小乘共通的戒律。
　　道宣律师就这样，主要以唯识学的态度，精治《四分律》，融通大小乘，以为《四分律》的精义，通于大小乘佛法。他以化教和制教别摄一代时教，又以三教判摄化教，于制教分为三宗。
　　化教：一、性空：摄尽一切小乘法。
　　二、相空：摄一切浅教大乘。
　　三、唯识圆教：摄一切深教大乘。
　　简单地说，化教就是化导在家出家弟子的教法，能启发人的信心、智慧、阐扬教理，故此三教能摄尽一切大小乘法。
　　制教：一、实法宗：依萨婆多部明受－－戒体为色法。
　　二、假名宗：昙无德部依成实论明受－－戒体为非色非心。
　　三、圆教宗：道宣律师自明受－－戒体为识藏董种。
　　此制教部分是专为出家弟子制定的教法，主要是修持方面。
　　道宣律师对于《四分律》所作的这些改革和发挥，非常合乎于中国广大僧俗对于大乘佛教的爱好，因而使他创导的南山宗律学，受到当时佛教界的广泛推重，甚至风靡全国。特别是他的五大部疏钞问世后，中国的历代的律学家，差不多都以他的著述为圭臬。对于《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的解记之作，在唐宋两代就已经多达六十多家。
　　虽然律学是道宣律师一生弘化的基础，但他的涉猎范围却是非常的广泛，并不限于创宗弘律。他对于佛教史和佛教文献的整理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译经事业上也有所建树。可以说，他具有佛学大通家的资具，而且思想卓越，行持严谨，其著述又极为丰富。因他极力弘扬了《四分律》的精义，从此也就奠定了中国律统的基础，即《四分律》的一脉相传。

(2)、中国律宗的传承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演成十个宗派，无论哪一宗，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都有一定的传承，自然律宗也不例外。律宗的建立，严格的说是到了道宣律师之时才趋于完整，也是第一位超越了“疏解律仪”的高僧，所以尊他为律宗的开山之祖是当之无愧的。但他创立了“南山律宗”之后，宋朝元照律师所作的法统系谱中，却把道宣律师列为第九祖，前面的八祖一直追溯到法正(传说造四分律的昙无德，又释为法藏部)。
　　第二祖法时，是曹魏时第一个把戒本传译到中国的印度僧人昙摩伽罗。
　　三祖法聪，可以说是弘扬《四分律》的关键人物。因为在隋以前，特别是两晋南北朝时代，只流行《十诵律》和《僧祇律》，其他的象《四分律》、《五分律》等戒本都不怎么有人奉行。直到北魏孝文帝时，法聪和尚才开始弘扬此律。而据说法聪和尚原本是研习《僧祇律》的，后来因为“开通精研，因穷受体”所以才改讲《四分律》，从此他的门下弟子也跟着弘扬此《四分律》，但法聪和尚并没有留下著作。
　　四祖道覆，为法聪和尚的弟子，是中国第一位有著作解释《四分律》的人，所以被列为四祖。
　　五祖慧光，也称惠光，为道覆法师的门人，他是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部的人，南北朝时期的高僧，有许多重要的经论疏等著作，也是“地论派”的一代宗师。而对于《四分律》的弘扬，他也是一位关键的人物，著有《四分律疏》、《大乘律仪章》等，又删定了《羯磨戒本》。每次弘扬开讲戒律时，都有成千以上的僧人恭听，他的著述也传诵一时，因此被列为第五祖。
　　慧光法师的弟子众多，其中有道云“奉光遗令，专弘律部”，著有律疏九卷，被列为第六祖。慧光的另外一个弟子道晖，道晖的弟子有洪理、和昙隐，都有弘律的著作。
　　六祖道云法师，有两位杰出的弟子，洪遵和道洪，其中道洪为第七祖，后传给弟子智首，是为第八祖。
　　八祖智首有三位杰出的弟子慧满、道世、道宣，都有弘律的著作，其中道宣律师就是被后世尊为“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所以律宗，虽然在唐朝的道宣律师之前列有八祖，而真正的开山祖师却是道宣律师。
　　但《四分律》一宗到了唐朝道宣律师的同时，共分有三派：
　　一、道宣律师的“南山宗”，依大乘《唯识论》，以心法为戒体，是为中国四分律一宗之正统。
　　二、法礪律师的“相部宗”，依小乘的《成实论》，以非色非心不相应行法为戒体。这一系是从，六祖道云律师的另一位弟子洪遵律师这里开出来的，也是道晖的弟子，他传洪渊，再传法礪，也是弘《四分律》的另一系统，也都有著作。其中住在相州日光地的法礪创出一宗，名为“相部律”。后传给法礪的门徒满意。
　　三、怀素律师的“东塔宗”，依小乘的《俱舍论》，以色法为戒体。他是法礪的另一个门徒，原住在太原寺的东塔，因为不满意师父所说，而自立新论，被称为“东塔律”。
　　四分律宗分成三派之后，各显擅场，各有许多弟子，也各有很多的著述，但却诤论不断，最后甚至惊动了朝廷，到了唐代宗大历十三年时，曾经敕三派的大德长老集合在长安的安国寺，讨论彼此的是非。集议的结果虽然是采取了法礪的“旧疏”有怀素“新疏”的所长，集成《敕佥定四分律钞》十卷，但后来各派的大德长老们仍然坚持各从所好，朝廷也只好允许僧众，可以自由取舍自各所奉行的那一派的学说。
　　可过了不久，相部、和东塔两派逐渐衰落，至后无人再学。最后只下南山一派传了下来。因为南山宗较之其余两宗确实殊胜，尤其是南山律，因为通于大小乘，特别受到大乘根器的中国人的欢迎，所以经久不衰，所以后世称为“律宗”的，都是指“南山宗”。
　　据续明法师的考证，南山律宗的一脉相传，从道宣律师以下，一共传了二十一位祖师。列简表如下：
　　道宣(初祖)－－周秀(2)－－道恒(3)－－慧照(4)－－慧正(5)－－玄畅(6)－－元表(7)－－守元(8)－－元解(9)－－法荣(10)－－处恒(11)－－择悟(12)－－允堪(13)－－择其(14)－－元照(15)－－智交(16)－－准一(17)－－法政(18)－－法久(19)－－妙莲(20)－－行居(21)－－(以下进入元朝后传承不详)

(3)、律宗的衰落
　　中国律宗在唐道宣律师时最为兴盛，对南山律的注疏、撰述极多，有六十余家，数千卷之多，其中以浙江钱塘灵芝寺的元照律师最突出，但南山一宗传到元照律师时，又分为两派：
　　一、钱塘昭庆寺的允堪律师
　　二、钱塘灵芝寺的元照律师
　　到了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国之后，中国的佛教，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的时期，律宗更是寂寞得可怜了，通《四分律》的人，就现在所能知道的只有京城大普庆寺的法闻律师一人而已。同时由于南宋以后的禅宗，曾经一度盛行，所以对于唐宋之间的诸家律学撰述，既然无人问津，也就散失殆尽了。
　　到了明朝末叶，弘律的大德又相继而起，比如莲池、蕅益、弘赞、元贤等，均有律学的著述存世，但最终也都难有大成。
　　此外，大约与莲池大师同时代的，有如馨律师，号古月(又称古心)，专弘戒法，开创了一条以戒律的实践为主的路线，一直影响到近代。据说古月律师的受戒颇具神奇，乃得自文殊菩萨的直接(在云中)授戒，从此即自觉大小乘律仪象从胸中流出，于是就专心在江南各大寺院传戒及开授戒法。自宋代以来就荒芜数百年的戒法，由于古月律师而得重新兴盛起来，门下的一群弟子也继承其志，奕叶绵长。如有性相、永海、寂光、澄芳、性衹等。他特别授命寂光要毕生弘扬戒律，因而，寂光顺承师命，在南京的宝华山筑坛传戒，远近闻名。寂光律师以下，著名的弟子有香雪和见月(读体)二人，其中又以见月律师为得传承者，接任其师之职，主持宝华山三十多年，定制每年春秋传戒，结夏安居，寺规肃然，成为全国各大丛林的模范。总之，宝华山历来以开坛传戒为务，一直流传到近代。后来见月律师的宝华系谱一直传承下来，其间(雍正年间)还奉召把华山律范“分灯”到北京去。总之，宝华山历来以开坛传戒为务，一直流传到近代。这一实践性质的系统，有学者评说是：“到了末流，虽仅余呼号作会之形式。然出家受戒之仪得以勉存，佛法藉以弘宣，其功亦不可没”。
　　因为在实事上，由于自南宋以后，律典的散失不见，明未诸大德虽然也想弘律，却仍是续接不上古德的典型或气运，更加说不上与唐宋的成就相比美了。而在香雪及见月律师之后，清朝二百多年，律宗的门庭萧条，已经没有真正弘律的人了。清朝灭亡之后，一直到现在，戒律之学更加衰微。到了近代，较为人知的，只有弘一和慈舟两位大师，其二人除了自身严持净戒之外，也有一些律学著作流行于世。
　　而有关于近现代对于戒律弘扬的状况，据《佛教戒律学》说：自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佛教，除了西藏密乘另有其发展之途外，迄今为止大抵作“两岸三地”(大陆、台湾及港澳)的分头发展。尤其台湾地区之佛教昌盛，甚至发展到欧美各国去子。但在戒律的实践上，日益成为大众所关切的问题。就学者的研究成果来说，在台湾方面，如印顺法师、续明法师、李世杰、杨惠南、傅伟勋先生等间有零星的文章为戒律及佛教伦理规范而呼号之外，较朋系统的著作，好象只有圣严法师的《戒律学纲要》而已。有云：“毗尼藏者，佛法寿命；毗尼藏住，佛法亦住”，为了正法的宏传久住，戒律的弘扬与实践已是刻不容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