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踪影的总指挥
　　
心不在头脑里。
　　           ——法兰西斯寇·斐瑞拉，《步入内在生命的科学》

不过，我心中还是有个疑问，倘若脑就象李文斯顿博士所说的那样，是个交响乐团，那不是应该有个指挥吗?不是应该有个客观、可辨认的细胞或器官在指挥一切吗?我们显然认为有这样的东西存在，至少在说“我还没下定决心”或“我心里一片空白”，或“我的心当时肯定是乱了套”的时候，我们是如此认为的。
　　在与神经科学专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现代科学家们对谈的过程中，我发现科学界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指挥”，花费许多心血，希望找到某种细胞或细胞群负责指挥感官知觉、感知分别、念头，以及其他心智的活动。然而截至目前，即使运用当今最精密的科技，科学家还是没找到指挥者存在的任何痕迹。他们无法宣称脑中某一个特定区域就是“我”，就是负责协调不同演奏者相互沟通的指挥。
　　现代神经学家因此放弃了寻觅“指挥者”的想法，转而探索遍布脑中的几百亿个神经元如何在没有中枢指挥的情况下，而能协调彼此活动的原理和机制。这种“统合”、“分派”的行为模式，好比一群爵士音乐家的即兴合奏。爵士音乐家在即兴合作演出时，每个人演奏的乐章也许略有不同，然而，他们还是有办法和谐地一起演奏。
　　试图在脑部找到“我”，主要是受到古典物理学的影响。物理学的传统重点是研究支配有限范围物体的定律。(古典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是能够在空间上标示出它的位置与大小范围的物体，故称之为“有限范围的物体”。而其所研究的目的，则是归纳发展出规范物体行为的准则。)根据这个传统观点，如果心具有某种作用，例如影响情绪，那么就应该有具体的存在处。然而，在现代物理学的架构中，实存物体的观念很难成立。每当有人找出可能的最小物质元素时，很快就会有人发现，这是由更小的粒子所构成。随着每一次的新进展，基本物质元素的确认就更加困难。
　　此外，即使逻辑上可以把脑分解为愈来愈小的部分，一直到最小的亚原子层次，谁又能精确指出其中哪一部分确实就是“心”?由于每一个细胞都是由许多更小的部分所组成，而每一小部分又是由更小的部分组成，我们又怎么可能指出“心”到底是由哪一个部分构成的?
　　在这一点上，佛法也许能提供一个新视野，以作为科学研究新途径的参考。在藏传佛教中，“心”称为“sem”，可翻译为“知者”或“能知者”。这个简单的名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佛教观点中，“心”主要是认识及省思自身经验的能力，而不是某种特定物体。尽管佛陀也说过，脑的确是“心”的生理基础，然而他也详加指出，“心本身”并非某种能够被见到、被触摸到的东西，甚至无法以语言文字定义。如同眼睛这个器官不是视力，耳朵这个器官并不是听力一般，脑并不是“心”。
　　我从父亲最初教导我的一些教法中学到，佛教并不把“心”当作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一种不断开展、显露的经验。我还记得，这个概念一开始时对我而言有多么奇怪。当时我坐在父亲位于尼泊尔寺院的讲堂里，身边围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在这小小讲堂里，我们像沙丁鱼似的挤着，几乎连移动的空间都没有，不过，从窗户望出去却是一大片山峦和森林。父亲坐在讲堂里如如不动，无视于众人身上传来的阵阵体热。他说，我们认同的自我——“我的心”“我的身体”“我自己”，其实只是相续不断的念头、情绪、感官知觉与感知分别等所造成的一种错觉和幻相。
　　我不知道是因为说法时父亲自身体悟的力量，还是因为跟其他学生挤在长板凳上的局促感和窗外辽阔的视野形成的强烈对比，还是两者都有，总之，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开窍了”。我体悟到无论是以“我的”心或“我”的观点去思考，或者如窗外的山峦与天空般广阔且开放地去体验万物，两者其实无二无别。
　　来到西方世界之后，我听到许多心理学家将“心”或“自我”的经验比喻为看电影。他们解释道，看电影的时候，一连串的单个画面透过投影机而显现，但我们感受到的似乎是相续不断的声音与动作。然而，假如我们有机会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地看，我们的体验就会截然不同。
　　这就是父亲如何开始教我观看自心。只要单纯地观看每一个通过自心的念头、情绪和感官知觉，那个有限的自我幻相就会消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比较平静、宽广、安详的觉知(awareness)。而我从其他科学家身上学到的则是，由于经验会改变脑部的神经元结构，因此以这种方式观看自心时，就能改变那些让我们不断感到“自我”的神经元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