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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邪教问题的再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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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邪教问题的再辨别

   一、宗教与邪教的本质区别

  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成是人类对自身有限性的一种超越。现世人类群体或个体具有有限性,这种有限性包括生命的有限性和人性的有限性。前者指人有生老病死,生命是有限的短暂的乃至脆弱的,死亡随时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后者指人性的弱点,乃至人性所具有的阴暗面如自私、贪婪、残酷、冷漠甚至残忍、凶恶等。宗教体现了人对这些有限性的超越努力,体现了人对永恒、圣洁、正义、善良的不懈追求,也体现了人对现实世界的缺陷和不完善的真切关怀。蒂利希说:“人是由于对无限性的觉知而被推向信仰的。”[1]可以说,不能超越世俗欲望、并且孜孜追求世俗欲望满足的任何一个教派团体都可能是一个宗教,都可能是一个邪教组织。

  正是宗教的这种超越性,使宗教被视为“实现根本转变的一种手段,……所谓根本转变是指人们从深陷于一般存在的困扰(罪过、无知等)中,彻底地转变为能够在最深刻的层次上妥善地处理这些困扰的生活境界,这种驾驭生活的能力使人们体验到一种最可信的和最深刻的终极实体。”[2]这种根本转变的前提就是承认世俗基础并从宗教的角度加以圣化、提升而不是否认、反对、摧毁现实基础。这一点从宗教与世俗的法律、道德、经济、文化等关系中可以得到清醒的昭示。“人类文明史的绝大部分,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宗教是文化统一的核心力量,它是传统的保护者,道德法则的维护者,智慧的传播者,人们生活的教育者……”[3]
  与此相反,邪教必是否认、反对、摧毁世俗基础的先锋,是离散解构文化统   一、制造价值颠倒、秩序混乱的罪魁祸首,是传统的毁灭者、道德的摧残者、愚昧野蛮的倒退者、现实生活的破坏者!一句话,邪教以摧毁世俗基础为工具达到世俗欲望的满足。这种人类精神的毒瘤不仅严重威胁到人类社会自身的生存,而且构成了对传统宗教存在与发展的最大障碍。

  那么,邪教又是如何大量攫取世俗权利名色等利益的同时,又疯狂败坏世俗的制度法律、道德、文化、价值观等世俗基础的呢?

  二、邪教的社会危害性

    (一)不择手段,妄图染指国家政权。这是许多邪教的共同特征。麻原彰晃1987年创立奥姆真理教,并自任教主。1989年在日本获准成为宗教法人。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和世俗权欲,麻原彰晃带领其信徒结成“真理党”并于1989年迫不及待地参加了日本众议院选举。翌年,麻原彰晃及信徒25人在选举中全部落选。其政治野心严重受挫,世俗权欲无法满足。为此,他网罗了许多学有专长的高科技人才,大量研制、购买武器和化学毒剂,妄图建立以其为统治者的“真理国”以满足其权欲。为此,他指使信徒绑架、暗杀、敛财、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导致1995年3月20日奥姆真理教在东京16个地铁车站施放“沙林”毒气,造成12人死亡,5500多人受伤。这非常典型地体现了邪教这一披着宗教外衣,带着极其险恶的政治目的的反社会本质。这一本质在“*轮功”身上也得到充分展示。“*轮功”从对抗、诋毁人民政府到堕落为国外反华势力利用的政治工具就是证明。与当代世界其他邪教的政治阴谋如出一辙;与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一脉相承。事实证明,凡是邪教,无一不以推翻现存世俗政权,建立以该教教主为首的神权统治为最终政治目的。

  (二)敛财骗色,挥霍淫逸。美国邪教组织“科学神派”头目罗恩.哈伯德在其内部的指示文件中鼓吹:“赚钱,赚更多的钱,不要问用什么方法和为什么,赚钱就是目的。” 哈伯德从该组织中偷走2亿多美元。韩国“统一教会”的头目文鲜明的个人财产有1600万美元,他的豪宅价值8.25亿美元。“萨因教会”的创始人哈巴尔特原是不起眼的小作家,创立邪教之后拥有财产6.4亿美元。“奥姆真理教”、“法之华三法行”、“人民圣殿教”、“*轮功”、“太阳圣殿教”等等,凡此邪教,无一例外,都采用极其卑劣、肮脏的手段,骗钱敛财,严重破坏国家金融秩序,威胁国家经济安全,扰乱社会稳定发展。邪教头目们沉溺在世俗的欲海之中,强取豪夺,中饱私囊,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更遑论宗教情操。更为恶劣的是邪教分子性道德沦丧。他们蹂躏妇女、提倡乱伦,诱奸儿童及群居群交,离散骨肉、分裂家庭。美国邪教组织“上帝的儿女”公然提倡“为了传播福音,肉体上勾引异性是正当的值得称颂的行为。”其头目伯格甚至连自己的女儿、儿媳、外甥女都不放过。他的长女迪宝拉说:“他多年来制造了很多充满罪恶但又要教徒奉行如圣旨的教义,他鼓励男女滥用性爱,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父母子女乱伦,成人与儿童发生性行为等等都十分可怕。”[4]伯格与自己的幼女菲儿乱伦,还要与儿媳妮拉乱伦,逼得他儿子雅朗在欧洲跳崖身亡。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严禁其信徒过“资产阶级式”的性生活,本人却经常向女信徒提出性要求,而且对方不能拒绝,否则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并使用包括麻醉剂在内的多种方法使其失去反抗能力,以满足其淫逸。行径相似者,还有美国邪教组织大卫教支派头目大卫.科雷什、韩国邪教组织头目文鲜明、中国邪教组织被立王头目吴扬明(先后被其奸污的女青年有100多人)、中国邪教组织主神教创立人刘家国(先后奸淫妇女27人)、奥姆真理教头目麻原彰晃(与680余名女信徒有染),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奸淫和乱伦成为邪教的本质特征之一。邪教摧毁作为一切社会关系基础的两性关系的世俗文明基础,践踏了对维系人类社会存在至关重要的基本准则,如禁规原则、婚姻原则、性爱原则、生育原则、私事原则等,他们还要求信徒们抛弃婚姻、家庭、子女,舍身、奉献(如美国邪教组织“上帝的儿女”,中国邪教组织“东方闪电”、“被立王”、“*轮功”等),戕灭作为社会细胞的世俗家庭制度和家庭伦理。

  (三)灭绝人性、杀人自杀。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是每个传统宗教共同的最核心的价值观念。佛教的“五戒十善”第一戒就是不杀生。道教的基本戒规“老君五戒”第一戒也是不得杀生。基督教的“摩西十戒”也严正要求“不可杀人”。正是由于有了传统宗教的这些宗教伦理基础,才使1993年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达到了共识,形成了《世界宗教会议宣言》,通过了四项基本宗教原则:不杀人、不偷盗、不撒谎、不奸淫,与传统宗教尊重生命、关爱生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邪教的暴力恐怖、杀害生命、荼毒生灵。他们杀人自杀、灭绝人性。随手拈来,遍地血腥。1978年南美洲发生人民圣殿教90余人集体自杀;1993年美国大卫教支派74人葬身火海;1994年在瑞士及加拿大太阳圣殿教教徒53人死亡,起初人们以为是集体自杀,但是经过长达18个月的调查,瑞士警方发现这是由太阳圣殿教头目茹雷和迪.芒布罗一手策划的蓄意谋杀惨案。1997年美国“天堂之门”教徒39人集体自杀;“*轮功”邪教中已有1700多名信徒死于非命。所有这些都与尊重人权、保护人权的世界人类发展潮流背道而驰。邪教以扼杀现世生命价值和人类尊严而彰显出其反人类的巨大负面价值。

  宗教肯定世俗基础,并通过对社会秩序、价值理念及其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提供终极论证,来“圣化”世俗基础,同时消除一个社会中无序现象对既定社会秩序的威胁,发挥其特有的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而使宗教成为社会团结稳定协调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还是基督教的神正论和审判说,都有助于一个社会的稳定。“马丁.路德认为,每一个世俗的道德呼唤,都有可能成为完善基督教教徒的一种途径。”[5]“约翰.卫斯理(1703—1791,卫理公会创始人)……着力恢复基督教教徒的内在生命力,从而使人们把社会职责与自觉地生活合为一体。”[6]中国佛教也把维护社会秩序、世俗伦理当作自己的份内之事。如用“五戒”来强化、圣化中国儒家的“五常”,共同维护社会秩序。“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妄之禁也。”以佛教“阴助王化之所不及”。宗教承认、敬畏、圣化、提升世俗基础而邪教却否定、践踏、丑化、摧毁世俗基础,从社会伦理到婚姻家庭制度,乃至整个社会政治法律制度,都显示出正邪两种的天渊之别。

  三、反邪教的严峻形势与责任

  (一)邪教组织利用国际互联网,以更迅捷、直观、方便、有效,更肆无忌惮的方式传播邪教谬论,招揽邪教信徒,误导众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刚刚兴起,罗马教皇就于1989年5月27日的国际通信日发出号召,要求教会及教徒与计算机文化共处,指出:“利用计算机通讯的先进技术,教会可以更好地完成它的使命”[7]。传统宗教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就必须掌握时代最先进的传播工具,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所应当特别警惕的是,国际国内的邪教组织也利用互联网把魔爪伸向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散布谬论,招揽信徒,成立非法组织。邪教“*轮功”从1995年起便利用国际互联网传播邪教歪理,攻击中国政府,指使国内外信徒从事非法、恐怖活动,破坏中国安定稳定的局面,扰乱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并且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国际互联网为载体的传播网络和传播系统。在中国境内滋生繁衍的其它邪教组织中,有许多就是通过互联网从境外传入的。对此,我们必须加以高度重视、足够警觉。我们必须在技术、速度、资源等诸方面与邪教在网络上展开争夺,获取优势,摧毁邪教利用互联网扩张势力的图谋。 

  (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目前中国大多数人不信仰宗教;许多人对传统宗教一知半解乃至一无所知;一些人对群众正常的宗教需求全然不觉,甚至视若无睹,更谈不上积极引导群众在宗教与邪教问题上辨别是非、分清正邪,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了。在这种状况之下,一旦社会出现如格洛克所说的“短缺现象”与“短缺”群体,而这些弱势群体又无分辨传统宗教与邪教的能力,便会不明是非,轻易上当,投入邪教怀抱,给他(她)本人、家庭和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因此,当代中国反邪教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把宗教这一安全稳妥、有益世道人心、有益社会文明进步的信仰形式介绍给社会大众,同时揭露邪教反社会、反文明、反人类的邪恶本质,培养社会大众识别是非正邪的能力,构筑当代中国反邪教最稳固的群众基础。

  (三)当代中国面临着现代化、西方文化和全人类危机的共同挑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其他国家其他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现代化实现后的所谓“后现代问题”,认真处理好自己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消除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的不确定因素,竭尽全力帮助弱势群体,确定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价值目标。同时,我们应该警惕西方不良文化凭借其科技优势和经济实力对我国精神文化领域渗透,构筑当代中国反邪教渗透的最坚固的精神文化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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