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哀哀父母 - 哀哀父母

 

  　哀哀父母

　　

　　母亲对于我的照顾，一直到她死了之后，还在庇荫着我，处处为我着想。至于我这个儿子呢？我竟想不出曾有过表示孝心的事。所谓「树欲静兮风不止，子欲养兮亲不待」，母亲没有等待到我能够有力奉养她的时候，她就去了！事实上，纵然她能一直等到现在，在现实的局势下，我又有什么办法去奉养她呢？可怜，我连母亲的忌日是那一天，都不知道啊！

　　

　　民国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的冬季，学院放了寒假，我决心要回俗家走一趟，但是，当我乘火车到了无锡，因为新四军的势力已经到了我的家乡，内港没有船了，公路的汽车也不通行了，要是步行回去，第一路途不熟，第二危险很大，在百多里的旅途之中，随时都可能遇到变故。不得已，只好折返了上海。

　　

　　过了民国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的农历新年，我俗家的人，多半都到了上海，他们是我的三个哥哥、两个姊夫、一个嫂子、一个堂姊、一个表姊。乡下闹得天翻地覆，所以老百姓都活不成了，大家都来上海糊口了，家里仅留下父亲一个人。我问他们，父亲的情况怎样，他们只说老年人总比较好些，大概不会有危险，其余的，他们也不得而知。他们都是冒了生命的危险，步行到上海的，从家乡到上海，昼伏夜行，忍饥耐饿，费时半个多月，也是够他们苦的了。

　　

　　然而，当我要报名从军的前夕，去曹家渡的一个亭子间里看他们，他们又准备着步行还乡了。这时的共军已经控制江南的大局，并且已到了昆山。他们听说对于自动还乡的人一律宽恕，否则，等到迫令还乡，性命就难保了。唯有一向在上海摆豆浆摊的大哥，他是听天由命，不动声色。因此，当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俗家的人，又仅剩下我大哥一个人在上海了。我将部分东西装了一箱，留在他那里，并且请他代我向父亲告假，说我已经去了台湾、还了俗、当了兵，能否再有相见的机会，谁也不能预料，请他老人家保重，也请几位哥哥好好地孝养父亲。

　　

　　一晃之间，我来台湾，已是十八年了，父亲如尚健在，也该是七十八岁的人了。但愿他老人家在三个哥哥的孝养中，晚景很好，过得很平安。然而，谁又能够如此的肯定呢？何况，我的父亲在他五十多岁以后，就已患了胃病！

　　

　　我的父母双亲，现在何处呢？究竟怎样了呢？父亲的健康？母亲的灵？

　　

　　《诗经》的〈蓼莪篇〉说的：「哀哀父母」，我岂不就是那样的人吗？在生之时不能奉侍孝养，母亲命终又不能奔丧。纵然那天是我父母的寿辰，我也不得而知呀！

　　

　　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呢？作为一个出家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我唯有每天在佛前为父母的健康和超升而祈祷。

　　

　　在广大的人海之中，我的父母实在算不得什么，既无赫赫之名，也无什么建树，乃至连对子女的教育费用也筹措不出。但是，人间的安立，如果人人是大人伟人，究竟要谁来做小人物呢？我的父母，乃是标准的普通人，是安分守己的平凡人物，没有强烈的欲望，对于生活却从不失望。

　　

　　我曾听父亲常常勉励我们兄弟：「一群鸭子在河里游，各有一条路，大鸭游出大路，小鸭游出小路，不游就没有路。但看我们自己的力量如何，不要嫉妒他人，也勿轻视自己。」

　　

　　有一次，几位邻妇和我母亲聊天，忽然有人拿我来做评论的对象，有一位邻妇把我预言得不能再好，另一位却不以为然，她们最后的结语是在好坏两可之间：「好则住在楼上楼，不好则在楼下为人搬砖头。」我的母亲这时也说话了：「楼上楼当然好，搬砖头也不错，只要他不做贼骨头，我就放心了。」当时听得大家哈哈一笑。

　　

　　现在想来，父母的话着实够我受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