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学僧天地 - 学僧的苦闷

 

 

　　学僧的苦闷

　　

　　静安寺，从历史上说，那是上海最古的古剎，虽然经过历代的变乱摧残，寺中已经无法找到一样数百年以上的古迹，如果说它尚有什么古迹遗留下来的话，那就是一年一度的庙会香期。

　　

　　这是纯粹佛教化的香期，因为它是农历四月初八的佛诞节。这与神庙的庙会，有着许多的不同，第一不唱戏，第二不供荤腥，第三不游行，第四不发仙方不出签条。但是，从四月初七的下午，直到四月初九的下午，敬香的、还愿的、游览的、看热闹的，简直是人山人海，通宵达旦，川流不息。

 

　　

 

　　▲作者十七岁时与守成法师(右)合影于上海。

　　

　　这对于静安寺的利益不小，最大的收益是出租摊贩的位置。从初五、六里开始，寺内的执事及茶房，便在寺内寺外的屋檐下及路边上，用白漆划定了摊位，编定了号码，分成了等级；许多的食品厂、家具店、玩具公司、百货公司、饮食贩等都会自动来寺接洽，而且唯恐不及。

　　

　　静安寺虽也拥有不少的土地，可惜老早已被原先的静安寺子孙，长期租了出去，每年所收象征性的租金，实在可怜兮兮。

　　

　　因此，学僧的生活及常住的开支，全靠经忏佛事来维持，经忏佛事的收入是有限的，主要的还是由于做经忏佛事而来的租厅开吊与代办素席。

　　

　　静安寺除了执事教师与茶房之外，只有学僧，学僧是学僧，但也是做经忏的清众。不过时间安排得很好，学僧每天有两支香的行持，不论有没有佛事，不论开不开牌，大家一律参加，每天一律拜两支香的大悲忏，有一堂佛事就有一堂人去灵前早晚回向两次，中午上供一次，若有二堂三堂，至翻堂，也是这么多人，拜这么多忏，维那开牌是轮着来的，不过会做佛事，能敲磬的，能戴毗卢帽的，机会多些。晚上自修课，如果有焰口，便放弃自修而去放焰口。凡做佛事，开到牌的，都有单银，只是单子很低，比如我是比较会做佛事的学僧，除了不能坐正施食，样样都可以，收入单银已可列为二、三等，但我记得，每月发一次单银，只能买到三、四条的固本牌肥皂，想买一部《辞海》，要积蓄好几个月，要添一件长衫，几乎要等上半年。上海佛事，一般的单子低，我们学僧则更低。因为我们是以求学为主，学院的一切开支，全由佛事中来。学院的教职员则不发薪水，而以拆分小账为报酬，佛事多，素席多，小账也多，否则，便少。这一制度，似乎只有当时的上海才能行得通。

　　

　　我们学僧的生活，以一般来说，已是水准以上的，京沪线上乃至浙江的几家佛学院，生活过得都很清苦，我们静安寺则得天独厚，天天都有四菜一汤，常常也有人来打罗汉斋与豆腐斋。

　　

　　我们的讲堂，也是很讲究的，先是平房加天花板，后来翻成二楼，四壁粉刷油漆，一片洁白光亮，晚上是用的日光灯。讲堂里还有一架钢琴，偶尔也请个把音乐师来教教我们的歌唱，〈三宝歌〉是每晚点名时必唱的。

　　

　　我们的书桌一人一张，并有两个抽屉，各人可以加锁，桌上漆得黄澄澄的，每一张学僧坐的靠背椅子也是漆得黄澄澄的。

　　

　　我们有好几份报纸，比如《中央日报》、《东南日报》、《和平日报》、《申报》、《大公报》，几乎都有；另外还订有好几份学术性的及文艺的杂志，但是，同学们好象除了文艺以外多不感兴趣，我对于那些报章杂志，几乎也都是陌生的，我消化不了它们，故也很少去看。

　　

　　当时佛教的刊物不多，但也不能算少，比如《海潮音》、《觉有情》、《弘化》、《人间佛教》、《中流》、《世间解》等的佛学定期刊物，我们都可经常看到。

　　

　　到了民国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以后，我们静安寺的学僧也创办了一个刊物，定名为《学僧天地》，筹备将近半年，到民国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元月才创刊发行，由学僧而发行铅印刊物的，那是先锋了。因此还得到慈航法师的鼓励与同情，慈航法师特由南洋寄来一篇文章，也寄来了钱。其实，如果不是我们学僧做经忏，由同学组织，也由同学出钱，刊物是出不来的，不过白圣法师的支持很多，常住上也有补助。

　　

　　《学僧天地》一共只出了六期，民国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七月，第一届学僧毕业之后，便中止了。本来是月刊，但是第五号出版之后，一直拖到十一月才把第六期印出，算是寿终正寝。前面说过，我是一个蹩脚生，但在《学僧天地》的六期之中，竟也发表了三篇短文。

　　

　　在我们发行《学僧天地》的期间，玉佛寺的上海佛学院也发行了油印本的《新僧半月刊》，原为焦山佛学院的同学宏度、星云及煮云等也发行了油印本的《怒涛》月刊，一时之间，学僧办刊物，蔚为风气。当然，我在当时，一切都在幼稚中，一切都在跟着老同学们学着走路，但我知道，由于《学僧天地》的创刊，联络了京沪各学院的同学，也促进了彼此间的感情。所采文稿虽以本院同学为主，但对外来的稿子也予优先发表，那时常州天宁佛学院的来稿最多，其余如汉藏教理院、武陵佛学院、上海佛学院，都有来稿。可惜后因币制贬值，物价暴涨，又加上人事的更动，这份刊物便夭折了。

　　

　　静安寺的学僧，每一学期终了，总有几个要走的，每一学期开学，总也有几个新的来，最多时五十多人，最少时三十多人。这种情形，可谓天下乌鸦一般黑，每一家佛学院都差不多，可能以上海的情形特殊，故也特别显著。因为没有统一的教育计画，到处都是一样，除了自己用功，否则也只是混混而已。

　　

　　在好多老同学的眼光下，静安寺佛学院是很不理想的：位于市区中心，每天又有佛事，生活很不宁静，更谈不上如律的轨范，因为要做佛事，管理再严，也是严不起来。所以我有几位已经来台的老同学，他们去得很晚也住得很短，所以很少提到曾在静安寺读过书的。但在我这个福薄的人来说，对于静安寺的生活，却是念念不忘，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因缘与些微不足道的一点成就，乃是由于静安寺的播种而来。

　　

　　我进静安寺，密迦已经入狱，据先去的同学告诉我，密迦对于学僧是非常爱护的，常住的经济虽很困难，但总一切为学僧的生活着想，佛学院的基础，完全是他打下的，讲堂桌椅都是他做的，他还为学僧每人发了一条毛巾毯子，用来整洁内务，我去虽晚，但也分到一条。原因是只能在院使用，出院则缴还监学。

　　

　　白圣法师接任之后，虽然经常在与流氓斗法斗智，但对我们学僧的生活也很关切，轮到他来做精神讲话，总也要问问学僧的生活，以及学僧对于生活的意见。学僧提出要求，如果是合理的，他也没有不接受的。比如我们要洗澡，去浴堂洗澡的钱，皆由常住负担；我们要做春季旅行，包两辆大客车，做竟日之游；我们要听某某法师讲大座，便由常住叫专车接送。我们集体游览过上海市的好多名胜，我们曾去枕香阁听南亭法师讲《法华经》，也曾去圆明讲堂听圆瑛法师的《楞严经》，南亭法师之对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因为去听了一次经，他见我年纪最小，故在下座之后，特地问了我几句话。

　　

　　但在民国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春后开始，学僧的情绪，渐渐散漫了，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佛学院毕业，并不能够真的成为讲经说法的法师，即使能够讲经说法，在此动乱的时代中也不会有人请你。出家人皆赖经忏为生，未来的社会，必将不容有此生活方式的存在。于是，同学之中，有的还俗去读新闻专校，有的转入可以收留出家青年的兴慈中学，有的则干脆去做工了！

　　

　　人心非常苦闷，学僧的心更苦闷，以致在举行毕业典礼中，有一个同学拿到最后一张毕业证书时，竟当场撕毁，到第二天，就卷起行李去当兵了。

　　

　　这些，我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同时想着，我们究竟应做何种打算？这一念头我在民国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三月，太虚大师逝世之后，我们集体由玉佛寺送至海潮寺火化回去的路上，就已想到。太虚大师为僧教育奔走一生，当他舍报之时，僧教育仍未见出可资乐观的希望来！出家人到底应该怎么办？谁也不能下一句断语。

　　

　　民国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七月，首届学僧毕业之后，多半学僧仍然无处可去，院方便举行了一次甄别考试，分成两班。我也很奇怪的，竟然考取了研究班，有几个老学僧却仍留在普通班。研究班一共只有十多个学僧，分班上课一个学期之后，已是民国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开始了，昏天黑地的大动乱也开始了，教的人没有心教，听的人也没有心听，老师与学僧，来的来，走的走，一切失去了常态，也就无所谓分班不分班了。同时，学僧也很少上课了，大家都在为着即将来临的战祸担心。

　　

　　其实，我们到了民国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下半年，生活情形就变了，好象都在做着应变的工作和准备。好几个佛学院关了门，好几处的学僧也到了静安寺。比如乘如(自立)、惟慈(日照)、妙?、鲁愚(幻生)等同学都是后来从武陵佛学院去的，了中则去得更迟。

　　

　　学僧除了象征性的上几堂课，有佛事的做佛事，没有佛事的，为了应变，便学习手工艺，把原先的教务处，改成了工作场，常住买了十几架手摇织袜机，请了一个织袜匠，专教学僧织袜子。可惜，我对学织袜子，尚未学出师来，便离开了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