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述二

　　

　　我是风雪中的行脚僧──法鼓山的未来与展望

　　

　　我们对过去的历史要回顾、缅怀和感恩，然而过去的时光不可能倒流，未来的脚步是往前移，因此，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也就是现代。

　　

　　昔日的佛教，随着时代的推移，不仅传遍整个印度本土，且逐渐推展至中国、西藏、朝鲜、日本、东南亚、东北亚。所到之处，幸赖有识之士竭力弘传倡导，使民众由接纳、实践，进而融入其生活习俗。因此，各国所承继的佛教，已非纯粹的印度佛教，而是集各地历史性、民族性发展之大成，各具有其特色。就以中国佛教而言，我们现在所穿的海青、袈裟、鞋袜、过堂、早晚课诵，乃至寺院的建筑、佛像的造形……等等皆已汉化。

　　

　　融入习俗各具特色

　　

　　中国历史上经过无数次的战乱，佛教历史文物也经常随着王朝的兴废遭受破坏，于毁灭之后又重整，重整后又被摧毁。所以，今日我们所见的佛教是明朝末年所成立，至于明朝以前的佛教面目在中国几乎难以见到。尤其是明代的佛教至清朝太平天国时又遭遇到一次空前的大灾难，佛教寺院受到相当大的破坏。民国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起，中共政权建立，接着有十年动乱的红卫兵造反，佛教更是饱受摧残。现在台湾佛教并非汉唐时代的佛教，而是我刚才所提到的明末清初被太平天国毁灭后又重建起来的形态。

　　

　　以早晚课诵的内容和唱腔为例，皆在明末逐渐形成，明朝以前的课诵情形《大藏经》中并无记载；禅宗寺院持咒念佛在明代以前并不常见。明《莲池大师全集》记载课诵内容便有咒语，现在的课诵就是如此，也就是说仪式、唱法都是明末迄清代以后渐渐成形。至今全国各地的寺院各有其不同的唱腔，但是僧服却是统一的。

　　

　　越南佛教课诵内容几乎完全和台湾一致，可知今日越南的大乘佛教始于清初，是从中国移植过去。

　　

　　日本、韩国、西藏、南传佛教课诵的内容都和我们不同，他们没有蒙山施食和忏悔文，乃至也不诵《阿弥陀经》，忏悔文是中国人所编的，主要的内容是为八十八佛名号，以及《华严经》中节录出的偈颂和经文所编成的，年代也不久。

　　

　　过堂时所唱的〈供养偈〉，可能在宋代已存在，因为日本、韩国、越南所唱诵的内容大致也和我们一样。

　　

　　回顾中国佛教的演变可从课诵、服装、寺院建筑色彩及佛像形态看到，例如六朝时代的佛像都是瘦的，唐代却丰满鲜丽，西藏、南传佛教及印度笈多王朝时代前的佛像也都是瘦的。日本早期的佛像是模仿唐代形式，所以他们的佛像个个丰腴圆满，但是后代日本佛像也已日本化了，变成日本人的样子。供奉、作画都以十八罗汉为造形。

　　

　　印度和其他佛教国家的寺院都很朴实庄严，以塔为中心，塔是供佛的经典和舍利之处，不像中国佛教寺院，有宫殿般地华丽非凡。出家人所住之处，名卅僧坊，是普通的房舍，而不像中国寺院的僧舍，有如皇宫般的建筑。其因乃基于佛教初传时，寺院是由皇帝所捐赠，有些是王公大臣将私人的官邸捐献作为伽蓝之用。

　　

　　当我们初入寺门，即见肥头大腹面呈笑容、手执布袋的菩萨像，此即弥勒菩萨的化身，与定应大师之像相似。大师生于五代梁时，浙江奉化县，常露腹欢喜，手执布袋，应机市廛度化众生，所以被称为布袋和尚。韦陀菩萨，此乃韦将军(天名)，姓韦名琨，为南天王八将军之一，曾拥护南山道宣律师，示现其前，见《律相感通传》、《法苑珠林》卷一六。伽蓝菩萨，是护卫僧众所住之园庭、寺院，乃护法护人，为汉将关羽所现。这些菩萨都是中国人，也是中国独创。在印度、日本，甚至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这类型的菩萨像。南传佛教、日本、西藏及早期的中国佛教有十六罗汉，可是传到明朝后，中国人又加进二位中国罗汉。

　　

　　以世界佛教为蓝图

　　

　　至于法鼓山未来的建筑，有人建议：如六祖大师的祖庭南华寺、寒山寺、少林寺、九华山，寺中应有敦煌的壁画，一入山门应供四大天王、弥勒菩萨以及伽蓝、韦陀……等等。我回答说：「我们所要建的是法鼓山，不是南华寺、寒山寺、九华山、少林寺。法鼓山要有法鼓山的壁画，要看敦煌壁画何必到法鼓山呢？敦煌的画是属于敦煌的，不是印度的，当然也不是法鼓山的。如果想参观南华寺请到广东省，少林寺到河南省，九华山就上安徽省，不必在台湾寻根，因为模仿而得的任可事物不会比原来的更好。」所以将来的法鼓山不供布袋和尚形的弥勒菩萨像，没有中国古代武将形的四大天王，更没有韦陀、伽蓝菩萨，我们主要供的是释迦牟尼佛，希望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佛教徒到法鼓山就能接受而认同。

　　

　　他们所见的法鼓山也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而不是看某寺院的翻版或划定界限专属某个国家。我们也计画建造一所法鼓山历史博物馆，专门收藏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佛教文物，只要我们具备现代未来性第一流的硬体设施，就不怕没人捐献佛教的历史文物。因为收藏家对自己辛勤收藏的文物，会比对他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们会考虑，如果留给子孙，子孙是否能守得住，若捐赠法鼓山则无此忧，且永远地替他保管而名留千古。

　　

　　凡是我的弟子皆应对法鼓山的未来持有共同的认识和抱着无限的期望；我们所有的建筑物都有防潮、防风、防寒、防震等设施，因此法鼓山不会展现出富丽堂皇，反而是坚固、实用而具未来使用价值。

　　

　　可是最近我的弟子之中，尚有人如此说：「师父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可能活不长久；现在的景气很差，募款不易，师父从未建设过如此大的道场，大概建不起来了。」

　　

　　好象他对师父失望到极点，对此，我必须告诉诸位，他顾虑得很周到，我很感激他。其实在我这一生中，几乎到处会遇到这种人，这一生中，经常像是一个在风雪交加中向前迈步的行脚僧，可举的经历，几乎都是这样的。当我准备离开大陆时，佛学院的同学们传说：「常进(那时的法名)那样的身体也敢去当兵，保证他三个月不到就赴黄泉。」我准备三个月后赴死，人迟早总要面对死亡，结果三年前我回大陆，说我必死的人已亡，而我却还活着。

　　

　　随部队到台湾退伍，然后又出家，出家后想去闭关，结果无一人赞同，而且异口同声说：「你到山里准备饿死，我们在台湾较久，还有些信徒，手上还有几个钱都不敢轻易去闭关，你才刚出家，就奢想闭关，简直是做大梦。」同辈长辈都如此，他们都不说：「圣严，闭关若遇到任何困境可以告诉我，即使要化缘都乐意支持你。」

　　

　　当我再度出家已三十出头，此命是捡回来的，能因闭关而死在山中也是我的福报，就饿死去吧！于是，在山中一住六年，不但没死，又活着出来。

　　

　　我在日本留学时，台湾的朋友之间给我的流言又出来了：「大家都还俗，圣严一定也还俗了。」

　　

　　我在日本时，来自台湾的鼓励不多，批评却不少，经常听到台湾的好事者放的谣言：「圣严已经有人替他煮饭、洗衣，早已西装毕挺。」你们的师公，一听到马上写信给我：「圣严你拍张照片寄回给我。」当我收到信，怎么也无法猜透他老人家的心意，只得奉命行事，结果他还是不信，继续来信追问查询：「相片是不是真的近照？」无奈，便请示他老人家怎么回事？最后才说是流言所说，然而他仍抵挡不住流言的困扰，干脆亲自到日本仔细调查看我的房间，是不是有一丝的蛛丝马迹可供二人共住的房间。

　　

　　山穷水尽总见柳暗花明

　　

　　在日本五年，快得到博士学位时，有位比丘尼来访说：「圣严法师，何以不还俗？」我很讶异地问：「你希望我还俗。」比丘尼说：「你不可能不还俗。」我说：「什么意思？」她说：「时间未到，只要博士学位一到手，马上还俗。」我说：「何以见得？」她说：「未取得博士学位，你觉得名利地位不够，你只能教中学而不能在大学任教，博士文凭入手则不必担忧生活，日本人也会请你，所以，你应该会还俗。」我说：「不会的。」她说：「不要答得太早。」

　　

　　博士学位读完回国，大家都以惊奇的眼光看我，不久我便向你们的师公告假说：「台湾佛教界似乎不欢迎我回来，我不知回来做什么？」师公说：「什么人都不要你，我们文化馆要你呀！你回来吧！」「回来做什么？」「把文化馆交给你。」「你老人家身体还很健壮，文化馆也没啥事，过几年再回来。」「你在日本没有还俗，是否准备到美国还俗？」「不会，在日本都不会还俗，何况是美国佛教会请我去。」「你是学日本语，怎能到美国呢？」「当初前往日本不会日语，现在去美国也没有问题。」

　　

　　到美国佛教会以后，承蒙沈家桢居士支持我去学英文，可是周遭的人都反对并且说：「沈先生，你怎么不问问圣严法师几岁了？」「我现年四十五岁。」「一个四十五岁的人还想学英文，能学成吗？不要白白浪费金钱，语文须在年轻时学，年纪大了很困难。」「我也相信年纪大了，大概学不好。」沈先生说：「既然来了，就试试看。」

　　

　　因此我便去试试看，结果学了二百多小时，还是没将英文学成，他们又说：「年纪大的人怎能学好英文。」然而就因为我学了二百多小时，遇到美国人不会当哑吧或聋子。人家说一句可通，我说二句也可通，人家讲一句别人可以听懂，我请他讲二句我也可以懂，如此，在美国一住十几年，也接引了一些美国人，有些中国人又说：「法师，凭你这种破英文，就想度美国人，我们在美国时间比你久，都不敢打入美国社会，美国人是非常难度的，你不要打妄想。」「我试看看。」后来我在美国度众有所心得，于是将经验带回台湾度众，也非常顺利。

　　

　　当我要离开美国佛教会时，又有人说：「圣严法师，你离开美国佛教会是绝路一条。」「为什么？」「美国佛教会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环境幽雅，以财力、物力、人力种种关系而言，你留在此地，方有所成且相得益彰，你到美国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假使离开，对你而言是可惜又冒险。」

　　

　　我在台湾已有一个地方必须负责，无法全天候的在美国佛教会，所以毅然地离开。确如他们所预料，离开后，真的无处可安身，天天背着睡袋，身边跟着洋徒弟在大街小巷跑，不知夜来栖息何处。但是绝处逢生，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美国生根住下，虽然英文差劲，但在弟子们的协助下，英文书一本本地出版，也深受美国人士欢迎，甚而各大学纷纷以它作为课本。乃至于译成英国、义大利、捷克斯拉夫、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等文，这一点点的小成就，所凭的是补了二百多小时的英文。我在北美乃至英国，由于弟子们的语文支援，至今也有不少信众，并且在十四个州、三十三所大学做了八十多场的演讲，听众是西方大学生、研究所学生和教授群，我所依仗的就是那一点点破英文。

　　

　　我初回台湾，也几乎没有几个人看好我，虽然我接受中国文化大学的邀请，担任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的所长，但是经费必须自备，佛教界绝少有人愿意支持我，当时我刚从美国回来，没有信徒，只有和李志夫教授及另一位热心的友人下跪求得成一法师的慈悲，委屈他做了我们的副所长。台北市华严莲社数十位信众也支持研究所，那时在文化馆和农禅寺师公老人只留下三十多位信徒。他老人家是精中求精，不随意收皈依弟子。不久谣言又起说：「圣严法师的研究所半年后就会关门。」结果不但未关门，反而于二年后开始招生，而每次招生时，连学生们都会问我：「所长下学期不知是否能开课？」我说：「为什么不开课呢？」「听说所里没有经费。」「没经费去找啊！」「据闻所长没有信徒。」「我的信念是没有信徒尚有观音菩萨。」

　　

　　《华冈佛学学报》前三期是由前任所长张曼涛先生出版，从第四期起由我接办，第四期出刊后，尚有一篇迟到的文稿未用，结果作者希望取回。我说：「为什么要取回稿件呢？可以留到第五期用。」「我不敢相信第五期能出刊。」「第四期已出，第五期当然也会出刊的。」「不，等你要出刊时，稿子再给你。」唉！的确，一期的经费需四十万元新台币，相当庞大，也不易筹措。

　　

　　东初出版社办完登记以后，马上有人问：「你的出版社将出什么书？」「东初老人的书。」「能出版吗？《东初老人全集》经费要多少？」「计画大约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元新台币。」「现在你到底有多少经费？能出版吗？」「大概不足五十万。」若照预算根本无法出版，结果呢？《东初老人全集》出版了，我们的书也一本一本的出版。

　　

　　《人生》月刊复刊也是如此，第一期是方宁书教授主编，然后是梅乃文接编二、三期，大家都说《人生》要停刊了，结果，人生从季刊变成双月刊，再从双月刊变成月刊，如是一期又一期出刊，如今已是九十期了。就好象我的身体一样，每天看起来就快死了的样子，却又一天接一天地活了下来。

　　

　　往前走才有前进的目标

　　

　　我于本(一九九一年)年元月份刚回国时，一位好友打电话来关怀我说：「你的法鼓山进行如何？听说那儿是禁建区。」「没问题，我们进行得很顺利。」「你开始建了没有。」「还没。」「还没建大概是建不起来？」「谁说的呢？」「你的一位戒兄说的，法鼓山大概没希望了，已进行一年多，根本没有办法，建设的经费如何？」「目前不是很多，但陆陆续续捐入。」「法鼓山是否受到核能发电厂的威力影响，会不会有危险性？」我说我曾请教国防部长陈履安先生，我将法鼓山的地理位置告诉他，他说：「不必听信外传的危言。」后来我又请问一位专家什么是空浮？他说：「空浮是辐射尘，如云雾随风漂动，弥漫空中。」核能厂的位置在石门及万里，风是向台北市吹，万一发生意外，最危险的地区是内湖、南港、台北市。法鼓山在金山，在两厂之间，各距六公里，以风向习惯而言，反而是安全区。

　　

　　我们已取得政府各方面的同意，同时也得到各部门的许可、证明，我们水、电、瓦斯、道路等都没有问题，国防部也曾会勘，军事方面也没有问题，任何一方面都没有问题，到目前为止，法鼓山好象纹风未动。可是我们要知道，这好比煮菜，我们得先到菜市场选购菜样，然后洗、捡、切、配、下锅，最后上桌才看到菜，还未上桌前根本不知是什么菜，而我们的法鼓山目前所进行的阶段是在选购配料之中，此过程须耗费一段时间，计画筹备好以后，才能建设。至少政府和民间都同意我们在金山建设。

　　

　　按照计画我们须有十二米宽的路，目前只有六或八米路，而乡公所计画只十米宽，因此地方政府及当地民众，也极乐意助成我们十二米宽的道路。

 

　　我们第一期的工程计画是：事业开发、水土保持、建筑执照等之申请，现阶段已通过前两项。内政部营建署于一年中通过二十六项，这都是政府和民间的协调沟通所得的证明，我们每一项都在摸索中进行，是以人力和时间去奔走所得到的成绩。我们常住大众并没有实际去参与，即使参与不易达成，因大家都没经验之故。

 

　　

 

　　▲作者努力建设法鼓山成为具有时代前瞻性的现代佛教中心。

　　

　　法鼓山的未来是以我们为工作群，而以全体佛教为着眼来经营它，我们应该具备共同的理念和认识。这是我今晚召集大众的目的，告诉各位佛教的历史背景，佛教的现在和未来。法鼓山是站在历史的现在而往前看，法鼓山是具有时代前瞻性的。因此，各位心理须有一共同的认识，往前走时才有前进的目标，不要以自己的意思来处理大众之事，不以个人的管见来衡量法鼓山，不以自我狭窄的眼光看师父。当做师父的左右手，当做师父的后援者，更盼望你们能做法鼓山佛化事业的先锋。(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五日新春初一晚上于农禅寺对常住众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