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僧事——“以戒为师”的现代意义

圣凯法师

　　一、梵行与正法——制戒的理想

　　佛陀在世时，以其崇高的精神影响力量，成为僧伽的中心。佛陀在灭度前，阿难请示：此后僧团将要“以谁为师”？佛陀明确告诉阿难：“我涅槃后，所说法戒，即汝大师。”“以戒为师”成为千年佛教延续发展的核心，成为无数佛教徒内修外弘的立足点。

　　戒律是佛教徒修道生活的规范。在佛的正觉中，体悟到事事物物的依存关系——缘起性；体悟到缘起诸法的“无常性”、“无我性”、“寂灭性”，从这正觉的大悲中，建设僧伽制度，自有他卓越的特色。

　　佛陀制定戒律的目的在于两方面：一、从个人来说，希望修道者成就解脱——梵行久住；二、从整体佛法来说，期望正法延续——正法久住。“梵行久住”、“正法久住”，这是佛陀制戒的“一大理想”。

　　同时，在律典中又出现制戒的“十事利益”：一者、摄僧故；二者、极摄僧故；三者、令僧安乐故；四者、折伏无羞人故；五者、有惭愧人得安隐住故；六者、不信者令得信故；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八者、于现法中得漏尽故；九者、未生诸漏令不生故；十者、正法得久住，为诸天人开甘露施门故。虽然各部广律的说法略有不同，但是总结起来，可以分为五个方面：一、和合，僧团的生活是集体共处，必须和合无争，实行“六和”原则，一心专注于个人修道，同时能够团结对社会弘扬佛法，体现僧团的集体性。二、安乐，戒律的制定并不是令佛弟子的束缚，而是希望佛弟子依戒律而住，能够身心喜乐，体现僧团的生命力。三、清净，僧伽共处，毕竟鱼龙混杂，在集体力量下，戒律具有净化的功能；这是通过羯磨的办法，犯戒者因为僧伽的力量而受到戒律的处分，从而因出罪而恢复清净，不会再有违犯。这样，修道者能够安心修道，不会受到污染。所以，“僧伽大海，不宿死尸”，这是通过集体力量，保持和乐清净的美德。“清净”体现了僧团的神圣性。四、内证：僧团的和乐清净，为修道者提供良好的环境，能促进修道者精进修行，从而断除烦恼而得解脱，体现了僧团的解脱性。五、外化：内修外弘是僧团的社会功能，和乐清净的僧伽必须令社会大众生起信心，增长大众的信心，从而达到弘扬、普及佛法的目的，这是僧团的教化性。所以，从制戒的“十事”能够体现僧团或教团的集体性、生命力、神圣性、解脱性、教化性，这是僧团生活的特点。在这些特点中，僧团生活以解脱性为根本目标，以集体性为僧团生活的表现，以神圣性为核心，以生命力为僧团发展的动力，以教化性为僧团对社会的功能，从而达到内证而贤圣不绝，外化而普世信仰，即是“正法久住”、“梵行久住”的理想。所以，僧团只有依戒律而和合共处，才能真正体现僧团生活的意义。

　　“十事利益”或僧团生活的五个特点，是属于“律”的特点。戒与律原有不同的意义，而“戒律”并用是指维持佛教教团之道德性、法律性的规范。“律”指为维持教团秩序而规定的种种规律条项及违犯规律之罚则，属于形式的、他律的，是有所当为，是一种团体的活动；“戒”指内心自发性地持守规律，属于精神的、自律的，是有所不为，是个人的持守。然而戒与律并非分离而行，而是平行地共同维持教团之秩序。所以，“戒”与“律”的关系既有独立而又联系，佛教徒由于持守戒律，从而提升自己的道德品格，促进整个团体的净化。尤其是在僧团寺院中，僧众通过遵守一定的律法与清规，为个人美德伦理的提升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因此，从伦理学来说，“戒”的持守是属于个人美德伦理修养，而“律”的作持是属于社会规范伦理。

　　所以，“以戒为师”的含义，包括修道者必须个人持守戒律；同时，僧团的运作必须遵守律制，创造出适合持戒的环境，才能达到“以戒为师”的理想。若某些修道者精进持戒，确无法保证他们清净、安乐而住，某些人懈怠犯戒而无法制止，即缺乏律制的折伏，这样僧团自然无法清净、和合，修道者亦无法持戒。反观现代的丛林僧团，不乏有心持戒者，初发心出家者精进纯正，但是丛林清规、律制不健全，日渐退失初心。所以，提倡“以戒为师”，推动教制建设，不仅需要提倡学戒、持戒的精神，更需要确实加强丛林的清规、律制建设，协助并保护持戒者；否则的话，多数人不持戒，持戒者失去应有的保障，则“以戒为师”成为空口号。

　　二、法治与人治——权力监督、经济透明

　　对于僧团来说，团体的清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关系到佛教的慧命所在。但是，对于修行者来说，持戒是修行解脱的根本，持律是团体共存的关键。团体共存必须依据团体的办事制度——羯磨来实行，才能保证团体的生命力与和合性。

　　“羯磨”又称为“办事”或“作事”，这是对授戒、说戒、忏罪，以及各种僧事的处理，所以又被解为‘办事’或‘作事’。这是属于作持的戒。佛教的羯磨法，是一种特有的议事法或会议法，其目的在于僧团生活的“六和敬”，身和共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从原则上说，佛教的六和敬，是绝对民主的民主生活，这一民主精神的维持与保护，便是羯磨法的责任与功能了。通常所说的“僧事僧断”，也就是以僧团大众的意见和力量，来解决僧团大众之中的各种事业。

　　羯磨法的精神，与现代的议会程序比较，那就显得更为庄严神圣了，现代的议会提案，通常是三分之二投赞成票者，便算通过，有的则以超过半数为准，有的则以超过四分之三为准，但却绝少有要求一致通过才算合法的。佛教的羯磨法，通常多是要求一致通过的，僧中只要一人有异议，便是僧不和合，便是羯磨不成。仅有灭诤羯磨是行黑白筹(投票)而取多数表决的。但在羯磨法中，也有规定：凡是如法、如律的羯磨法，便不许可无理取闹而横加破坏。如有一人无理取闹而破坏如法如律的羯磨法者，僧团便可对他一人而作羯磨；如有四人以上的小集团取闹而别作羯磨者，便得破羯磨僧罪。所以佛教的羯磨法是一种极其神圣而又极其周详的议事法。

　　但是，在中国的宗法制影响下，唐代逐渐形成的丛林清规，则形成以住持为核心，以“十务”为所属的管理机构，“十务”即是监院(主管寺院经济)、维那(主管人事、和合僧众)、典座(主管饮食)、直岁(主管土木建设)等“四知事”，首座(德高者)、书状(主管文书)、藏主(主管藏经楼)、知客、浴主(主管洗浴)、库头(主管财务库藏)等“六头首”。这种管理模式突出了“高僧”领袖的作用，僧团本身的力量在无形中被消除了。而且，丛林清规继承了早期僧团及儒家的“德治”，兼取“法治”，融会领导者的个人人格魅力与被管理者的自我管理，发挥组织与制度的监督与约制。《百丈清规》规定，方丈在人员的选任上要求道高腊长、“具道眼有可尊之德”，注重发挥个人的自觉自知自省特质，“惟平惟允，使自悔”。方丈的统管，“十务寮舍”首领之“各司其局”，维那之纪律监察和寺院僧众的民主决议，保证僧团管理的有效性与全面性。

　　所以，僧伽制度的管理形态，在印度的原始僧团，重视佛陀及其领导者的人格和僧众的自我管理；《百丈清规》则表现了融政府监督与僧团自我管理于一体的管理模式。但是，佛陀本人或古代丛林的开山高僧，都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模范型先知”，于是通过他们以身作则的方式，自然产生向心力而众望所归，成为领袖式的人物，于是建立了“模范型教团”。但是，这种“权威”会随着领袖的去世，从而自然消逝。在“模范型教团”内部，那些亲灸过先知教诲的弟子辈人物仍然拥有特殊的权威，仍然具有行使管理的合法，但是“领袖气质”则无法传袭，只能将领袖权力制度化。于是，中国的禅宗祖师通过自己的“传法”，代代相传，依此维持在组织里“权威”的地位，便发展成为“传统式”的管理模式。

　　但“领袖式”或“传统式”的管理模式，虽然具有“法治”的作用，但是“人治”的色彩更浓厚。“领袖式”的管理，则会出现“至德难为继”，于是在权力的转移过程中，经常会产生继任者威望不足，成员不服的隐患，这是当今佛教界“接班人”的最大困扰。同时，“圣人不世出”，高僧或大师不易辈出，平庸者因世袭或其他因缘，身居庙堂；而且，“权威”一旦形成，人性的弱点亦无形中亦被放大，宗教领导人的言行代表宗教的一切，于是便会造成社群的不稳定与不和谐，甚至影响到社会。

　　在当今的丛林中，住持的作用更为突出，管理财政，接待贵宾、信徒，淹没于日常事务中，自己的修学无法顾及，更别谈领众修行；而且，在“传媒社会”中，住持的一切被“无形放大”，成为寺院的唯一代表，出现在网站、电视等传媒中。在这种体制下，一切僧众修道生活的目标产生混淆，“当住持”成为年轻出家人的目标，于是一切世俗纷扰都会在权力追逐过程中呈现。在这种“人治”的管理模式中，权力监督无疑是最重要的。但是，当今的寺院管理中，住持的权力监督则出现“真空”，方丈不能连任的规定如同虚设，一切“人治”的弊病显露无遗。

　　所以，古德经常强调依律制或丛林清规行事，重视制度的建立与遵循，即是“法律式”的管理。这是依律制或清规规范组织内部的运作方式，组织能够在制度健全的情况下，正当使用清规制度。当然，任何组织都需要有“领袖”，但是领袖的产生与制衡，是制度的核心。在民国年间，太虚大师等人已经注意这问题，强调由四众弟子共同推选住持。如民国《湛山寺共住规约》第五条：“本寺以僧伽为持法，主理内务；以佛学会居士为护法，佐理外务”；第八条规定：“本寺住持，任期届满，由本寺班首；佛学会干事会，召集本寺各执事；及与本寺有关各山大德，共同组织选举会”。

　　笔者近几年来一直注意观察香港、新加坡寺院的管理模式，受到一些启发。香港在20世纪60年代，为适应本地司法制度，寺院为了表示是属于十方公产，不是住持之私人产业，故在60年代开始，各大小寺院纷纷依公司法例，注册为“非牟利有限公司”慈善机构，组织董事会。董事局成员包括有出家僧众及在家居士，以确保寺院资产全是归僧团所有，而公众捐赠善款亦可得发回免税收据。这样，寺产是僧团公有，任何人(包括住持)皆不能挟私拥有，一切账项均由董事会、政府及核数师监察，而董事会制度亦制衡了住持之决定及寺产之处理。

　　新加坡的寺院管理受到政府法律的影响，如“社团法令”、“慈善法令”、“产业税法令”、“消费税法令”等，寺院在公司法令、社团法令或信托法令下注册，然后再注册为“慈善团体”。在慈善法令的框框下，凡于济贫、教育、宗教、社群福利有关的团体，都必须在其“本宗”法令注册后，再注册为“慈善团体”。其目的是审阅帐目，要求各“慈善团体”将其年收入的80％用在各团体宗旨内所列的慈善用途上。符合此80％条例者，其收入可得免缴所得税。不能符合者，除非有很好的理由，否则其所有收入必须纳税。同时，在寺务管理方面，都设有董事会与信托会，一些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董事会成员或信托商议，大家一致同意才能执行。

　　所以，“以戒为师”必须加强现代丛林制度的建设，以“法治”为前提，强调佛教的神圣性，发扬原始佛教的“羯磨”议会精神，通过四众弟子的共同合作，加强寺院管理层的权力监督，提高寺院经济的透明度。

　　三、依法与依戒——教制建设、树立典范

　　僧众能修证解脱，正法能够住世，是佛陀制戒的理想。佛陀在经律中，强调“我成佛来所说经戒，即是汝护，是汝所持”、“我涅槃后，所说法戒，即汝大师”，所以“法”与“律”是同等重要的。在提倡“以戒为师”时，亦必须真正实践“自归依法”，只有在佛法的甚深大海中，得到法益与法喜，才能持戒坚固，而不会退堕；否则的话，缺乏般若空性等教理的指导，学戒、持戒则容易走向教条主义，则不符合“以戒为师”的精神。

　　中国佛教历来以大乘佛教自居，所以在教理、思想层面上则以彻底表现中道诸法实相的最胜义谛为究竟，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一切二元对待全部取消，大乘佛学的“缘起性空”、“八不中道”、“一切不可得”、“非心非佛”等，表明了大乘的终极真实境界。但是，中国佛教的戒律观却是“大小戒兼受”，因此比丘都必须受三坛大戒。大乘戒与小乘戒确实有不同之处，小乘戒重视戒相，带有形式主义、律法至上的保守倾向，偏重戒学而轻慧学；大乘戒则以精神主义、众生本位为中心，以慧学规范戒学的开展与创新，于是才会出现中国的律宗、《百丈清规》等具有开创性的戒律思想。天台智顗以圆教的精神，建立“圆顿戒”，但是仍然以大小兼受戒，并不完全支持纯大乘戒的建立。这是因为大乘戒缺乏日常琐细的生活规定，因此需要小乘律仪作为僧团运作的方式。所以，道宣一方面忠实于《四分律》的传统小乘戒法，另一方面站在高层次借用大乘戒学的思想统合大小二乘的戒律，从而形成中国律宗的传统。

　　小乘戒确实为维护僧团秩序，保障僧团清净、和乐，提供了很好的运作方式。但是，随着时间、地域的不同，尤其在社会的日新月异变化时，“随犯随制”的“随方毗尼”精神更加突出了；若坚持小乘戒的戒条，其精神固然可嘉，但是完全与时代、社会脱节，则是“正法住世”的障碍，不符合制戒的理想。但是，完全依大乘戒的传统，如日本佛教各大宗派，在近现代宗教世俗化运动过程中，毫无障碍，则又失去中国佛教的传统。所以，如何在中国祖师大德“大小乘兼受”的基础上，更能推陈出新，是提倡“以戒为师”的重要课题。否则的话，某些寺院传一次八关斋戒或三坛大戒，或举办一次法会，便认为自己是“以戒为师”，这是当前佛教界的一大通病。

　　基于“大小乘兼受”的精神，在21世纪的信息化、知识化的社会环境下，社会生活更突出“公民意识”，更加强调民主与法治。在“公民社会”里，任何人都有权知道僧团的生活状态，因为僧人的生活来自捐献者，但是现在的寺院运作、经济等所有在政府的宗教政策保护下，却成为一片“禁地”。所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新闻、言论等自由得到更大的释放，僧人的生活无疑成为媒体社会的焦点。佛教界的教制建设必须从当前的社会环境出发，继承佛教的优良传统，建立与制订切实可行的“现代清规”。

　　笔者以为，教制建设必须注重四大层次：

　　一、生活规范层次，这是与世俗社会紧密联系的层次，考察法律、法规、政策等对僧团的规定，信徒、社会大众对僧人的要求，结合内律与外律，提出相应的规范要求。中国佛教为了适应本国社会的需要，其实许多戒律都已经大幅调节，但是未曾公开修正戒律条文，于是造成“外紧内松”的奇妙现象。所以，僧人的生活必须有具体可行的规范，才能身心安乐。

　　二、团体运作层次，这是僧团自身运作的方式。继承丛林清净的精神，结合羯磨议事的办法，吸收公司董事会制度，确实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从制定《寺院共住规约》来说，都是应时、应地而不断修正，于是经过集体讨论的新规约，解决了新问题，树立其可行性与权威性。

　　三、修学层次，这是僧团日常生活的内容安排。丛林以无事为兴旺，真正的修道人是没有时间、精力制造矛盾。但是，丛林若不建立自己的修学制度，大众身心无法安住，无法降伏烦恼，自然是非、矛盾不断，则陷入一片混乱。古老丛林的“冬参夏讲”、安居、诵戒、讲经等，无疑是很好的修学制度。但是，当今佛教的修学则成为“办法会”，“份内事”成为向人显示修行而吸引信徒的“广告”，亦成为当今一大弊病。目前，佛教的修学制度，僧人自修与居士共修完全混同，明显缺乏丛林作为僧伽教育中心的特色，不利于培养僧人，必须引起注意。

　　四、丛林定位层次，这是对丛林自身的定位。因为，天下丛林必须各具特色，才能显示当今佛教的多元化与开放性，“大一统”容易成为“一锅粥”。隋唐佛教有八大宗派，后来丛林都有禅、讲、教、净等特色。不同的丛林定位，会形成不同的修学理念，从而在僧团制度、生活规范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

　　所以，教制建设的推行，并不是中国佛协制订一些文件，而是来自丛林自身的自觉，加强自身的清规。同时，中国佛教协会在协调、统一制度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作用，如监督对僧人剃度资格、授戒程序的审查。

　　“以戒为师”必须提倡僧人学戒的风气，佛教的僧团具有“模范型教团”的特点，所以必须在当今佛教界提倡典范的作用。明末佛教的风气与当今佛教非常相似，佛教遭遇到严重的考验，丛林一步一步地走入世俗化的陷阱，针对江河日下的教界乱象，袾宏、德清、智旭、圆澄等佛门大师，发狮子吼，发起明末丛林改革，复兴戒律之意识已成为当时佛门志士的共识。在丛林戒律问题的改革中，个中翘楚则非见月读体莫属。见月律师继承古心和三昧的弘律遗志，彻底复兴南山律宗，于是宝华山誉满天下，成为全国传戒、弘戒的重镇。直至民国年间，出家人以至宝华山受戒为荣，这种神圣典范作用的力量可谓至高至强。

　　提高僧人素质，紧抓二大关头：剃度、授戒。剃度则是对出家人来源的把握，目前出家人素质低下，表现在文化素质方面最为突出，所以必须加入僧团必须提高文化程度的要求。虽然中国佛教协会最近几年一直紧抓授戒问题，但是在乱传戒方面有所好转。对于一个出家人的宗教素养来说，授戒不仅是一道程序，更是一个难得的学戒机会。因为，学戒、持戒必须有良好的环境，必须有人指导、解疑，才能得到良好的训练。而目前传戒最长也就一个月，只是将一整套唱念跪拜的仪式完成了事，其实有关戒律的教育比仪式的演练更重要。

　　综观目前大陆佛教界，尼众有五台山普寿寺，男众有太姥山平兴寺，都非常强调学戒、持戒，是海内外有名的学戒道场。若中国佛教协会及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允许它们成为传戒道场，不必每次申请，每年在夏安居期间传戒，则僧尼自然会受到良好的戒律教育。提倡“以戒为师”，必须破除教界的乱象，亦必须树立典范，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