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明真心禅宗济世

　　明真法师(１９０２－１９８９)是中国现代佛学界一位大德。法号真慈，俗姓赵名哲，湖北荆门县人。曾于武昌就读于华严大学。１９２２年于武昌莲溪寺礼圆安上人出家，次年在南岳南台寺越尘法师座下受具。１９２６年肄业于南岳僧侣学校。１９２９年随灵涛法师创办南岳佛学讲习所，潜心惟识，参研禅那，教学相长，培养僧才，正论胜解，启沃读者。曾应邀到南岳国立师范学院讲授佛学。抗日战争中与巨赞法师结为莫逆之交，投身救亡运动。以民族团结为已任，促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为湖南佛教抗日旗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长沙开福寺、北京法源寺、广济寺住持、长沙市佛教协会会长、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中国佛学院教务长、副院长等职。其论文《身非是我论》、《大乘百法明门论臆测》、《五蕴皆空的研究》等七十多万字，先后在《观宗弘法社刊》、《海潮音》、《人海灯》、《正信》、《现代佛学》、《法音》、《佛学研究》等杂志上发表。曾与戒圆法师等一起编纂《湖南省宗教志.佛教篇》。有《望云集》(长沙市佛教协会印)行世。赵朴初会长为明老撰塔铭曰：“弘教弘禅，高标一塔尊南岳；爱国爱民，丹心万古护中华”，对明真的行谊给予很高评价。
　　明真法师潜研惟识，参究禅宗，融通禅净，解行并重。其剃度师为南台寺越尘上人。越尘时挂搭于湖北，但其祖庭却在耒阳县(今耒阳市)狮子岭紫霞禅寺，属曹洞法系。明真冶惟识、禅、净于一炉，讲经弘法不重在引经据典，而是致力于结合日常生活揭示佛教人生哲学的真谛，把佛教哲学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随时随地利益人群。
　　(一)弘扬在实际生活中有切实受用的经世佛学
　　佛教本身就是“人间佛教”，佛学本身就是经世致用之学。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以世俗的眼光看待佛教，或从儒家“入世”立场出发，认为佛教徒“遁入空门”，消极避世，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与世无缘，明老经世佛学思想有力地纠正了这种偏见。他精辟地论述佛学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用不尽的般若智慧。
　　１、从生、佛无二论述经世佛学。佛法的根本宗旨，在于普度众生，同登彼岸。作为诸经根本精神的集中体现的《心经》，阐述的就是这个道理。明老说：“《心经》在阐扬‘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不二法门，我们应从中学到烦恼与苦提无二，生死与涅槃无二，众生与诸佛无二的正知正见，亦即《妙法莲华经》所说的佛知佛见。”佛知佛见，是众生本来具有的。不是离众生别有什么佛知佛见。“大乘认为生灭者，当体即是不生不灭的寂灭，不须在浩浩的日常生活外而去别求涅槃。这一点我们学习《心经》时十分吃紧。”众生与佛、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槃既相对待，又相统一。世间与出世间也是不二而一，不即不离的。《中论.涅槃品》说：“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涅槃之实际，及与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明老把佛菩萨喻为大树的花果，众生喻为树根，根深叶茂，总能花果飘香，没有众生，没有世间，也就没有佛菩萨。正是从众生与佛，世与出世相统一的观点出发，明老十分强调佛学的经世致用。
　　２、从福慧双修的菩萨道论述经世佛学。明老认为佛是有最高觉悟的智者。他说：“佛者，觉也。佛弟子假使不能自觉。虽佛在面前，亦是无可奈何的。”佛的可贵在于自觉觉他。学佛修行，不仅在个人解脱的慧业修持，而且在于人生道的福业经营。自觉觉他，福慧双修，自觉以后，仍然不出世，而是积极入世，甚至下地狱，为普度一切众生而奋门不息，这就是菩萨道。明老说：“色空无碍，悲智双运。以文殊普贤的榜样，庄严世界，利乐有情，精进勇猛，永不疲厌。这就是十方国土一切菩萨所行的正道，也就是今天我们中国佛教徒和全世界佛教徒的一个共同大方向。”正因为如此，他孜孜不倦地提倡“人间佛教”，弘扬经世佛学。
　　３、从日常生活中的修持与成佛的关系认经世佛学。挑水、搬柴，行住坐卧，在俗人看来是常事，谈不上什么修持。在佛家看来，“平常心是道”，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即是成佛的本分事。这从明老对精神的论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精神是什么？明老说：“精神是以我为中心，概括了思想、感情、意志和欲望的混合体。……能依据我法二空真如，把思想提炼为智慧，感情陶冶为大慈大悲，我也就塑造成佛了。人身难得，佛法难闻，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就是成佛的原材料。”思想本身无所谓善恶，却可以思善、思恶。感情即爱憎、同情心，人人皆有，但凡夫俗子囿于小“我”之爱憎，缺乏大慈大悲精神。意志是为达到一定目标的坚持之力，有的人十分脆弱，有的人却十分坚强；欲望既为人类的生存的本能冲动，亦是成就大事业的动力。因此，平常一举一动所体现的思想、感情、意志、欲望，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们经过加工，可以成为般若智慧，成为大慈大悲，大雄大力，大愿大行这种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低级趣味的佛菩萨精神。作为佛圆满自性的真如，就在日常生活之中，禅宗曹源寺滴水和尚一则公案说：曹源一滴水，七十余年受用不尽，明真法师也说：“不知什么时候起，真如竟然变成了一个名词，变成了一个神圣不可思议的实体，被讲得十分深奥，十分微妙，忘记了真如就在日常生活之中，……侈谈灵感，竞夸瑞应，使佛法蒙上了污垢，丧失了生命力。”他重视教育初机从日常生活中认取佛法，学习佛法，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受作、他说：“务必使初机通过自觉，能在日常生活中认取佛法，享用佛法，心情更舒畅，生活愉快，工作和生活更能干劲僧增，对人民的贡献更大。不然，又何必学习佛法？使佛法不即是智慧，不即是安乐，在人类行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新时代，又何贵于这样的佛法？又何贵有这样的佛弟子？”
　　正是基于众生与佛、福业与慧业，平常心与道、世间与出世间的不二而一，明老的经世佛学没有书斋气息，没有“本本”味道，而是富于“时代气息”、“生活气息”、他认为“本本”上的佛学，即使是佛祖亲授，亦毕竟竟只能是‘示月之指’，并非‘月’本身。如不能联系实际学习佛学，从有收获，也只能是不能充饥的画饼而已。他的佛学不是“画饼”，而是在二十一世纪的新时代在实际生活中受用不尽的禅悦和法乐。
　　(二)经世佛学重在救治时代精神病
　　明老佛学思想是在实际生活中享用的般若智慧，其最大受用，是在治疗“时代精神病”。
　　“时代精神病”，是明老对当今精神失落、精神污染现象的形象概括。他说：“时代是不断前进的。在前进中还有不少的曲折和困难，还有不少的迷茫和痛苦，矛盾重重，指不胜屈：战火已在人类身上燃烧，核威胁、核毁灭的阴云笼罩着世界……当前人类在自己创造的险恶环境中，几乎束手地策，以至许许多多的人，形成消极悲观的情绪，无可奈何地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裁军的声浪越高，扩军备战的势头愈加恶性膨胀，这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现实。我实无以名之，姑名之曰时代精神病”这种在科技高度发达、物质生活大为丰富条件下人类对自己所制造的险恶环境(生态失衡、战争核威胁)消极悲观，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就叫做“时代精神病”。
　　“时代精神病”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没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本来，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科技发展，物质文明程度提高，应该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大大造福人类的。其实二者并不完全同步。离开正确思想的指导，现代科技、物质文明不仅不能造福人类，反而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明老说：“人的精神，实实在在是不随形骸而俱朽的。……我们对这种微妙的精神研究跟不上去，没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物质研究的成果，是将造福于人类，还是将成为人类的灾难？这就很难说了。”很显然，核反应可以发电，造福于人类，也可以用于发动战争，给人类带来灾难；治性病的特效药，可以使性病得到一定的控制，然而许多人却因为有恃无恐，使性病由过去的四种增加到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二十多种。专家们甚至预测：一旦艾滋病特效药问世，艾滋病的流行必将加速。这不是典型的“时代精神病”吗？
　　对治这种时代精神病，离开物质文明建设固然不行。明老说：“肉体与精神，关系密切，不可分别。”“物质之所在，亦即精神之所在。”但根本必须提高人类的精神生活。明老说：“在这种污染的国际气氛中，深信只有提高人类的精神生活，总是救治时代精神病的灵丹。”他对救治“时代精神病”开了几付处方：
　　１、“五蕴皆空”——以缘生自性空对治我执、法执
　　明老说：“‘五蕴皆空’这一句简单的佛语表达的人、我、世界，现象与本质的辩证统一，过去是真理，现在是真理，未来仍是真理。”他认为，“缘生自性空，这是佛学的一条重要原理。”“佛法用空否定了我与法，却又不愿人死在‘空’中……日常生活中的一一缘生事物上本自具有圆融无碍的空有两个侧面。……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就把握了打开佛法宝藏的钥匙了。”这虽非独创，但他们剧“缘生自性空”的根本原理，密切结合世人的日常生活，对“法执”、“我执”、尤其是“我执”进行了透彻的剖析，认为：诸法都是相互依存的，不断运动变化的，执着诸法以为孤立存在、静止不变的实有自体，就是法执；以为“我”在日常生活中能主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环境，迷信主宰作用，迷信自由意志，就是我执：二者都是错误的。他对于明末清初思想家王船山(夫之)《相宗络索》中“一刀斩断末那为擒王破竹之元功”尤其作了深入的阐发。他指出：“缘生事物，当体即家，当体即无生，当体即无自体，是用不着什么神造的，也用不着什么本体演化的。”不仅把顿悟与渐悟，惟识宗与神宗、小乘与大乘融通起来，而且有利于纠正世俗对佛教“有神论”的偏见。
　　２、“以身非是我”——对治贪、嗔、痴
　　人生活在世上，是不能没有个人利益的。但是，浸淫于个人利益之中，且恶性膨胀，却造成了世间多少悲惨、荒唐的恶果。所谓时代精神病，无非是在新时代条件下极度膨胀的贪、嗔、痴而已。明老说：“佛书上皆称财、色、名、食、睡为五欲。”认为“欲”与人生密切相联，在现实生活中是极其复杂，很有力量的。佛教强调无生、无我，也就是寡欲。欲与善恶密切的相联。“佛学视欲虽非善法，实亦非烦恼法，而认为它是中性的，可善可恶的。无欲，也许就没有崇高的愿望、伟大的理想了。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为了维护国人、天下人的生存，往往毫不踌躇，慷慨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求仁得仁，了无杂质，这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特异生活，是精神界的高度升华。”明老不主张对世人的欲望加以禁止，而是主张对欲望加以分析、调御、疏导。他说：“欲，希望为性，欲在人类生活中杂质最多，是很不容易对付的，特别是欲生。欲生，大概是生物共同的特徵，人亦不能独异。人之所以异于其他生物的，或许是能欲生的高尚情趣，欲生的尊严与价值，生在人身上，无时无地不在显示其威力。”他着重指出对欲加以引导的必要性：“在日常生活中，把思想认识摆在第一位，……对情、欲、意加以适当的调节和疏导，必须如此，总能心情舒畅，生活愉快。如果感到用事，欲望横出，丧失了理智，有如脱缰野马，小之必自寻苦恼，大之是会祸世害人的。”试看今日世界，什么“性解放”、“艾滋病”，用硫酸毁面容，用电脑盗窃巨款，杀人越货、吸毒、嫖、赌等，不正是人欲横流，如脱缰野马，祸及天下的“时代精神病”的写照吗？不正是贪、嗔、痴所致吗？
　　贪、嗔、痴无非是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成是“我”的。对此，明老进一步剖析说：身既是“我”，又是你、他；既是我们，又是你们、他们。身既与“我”相联系，又非是我。身和世界万法一样，都是在过去、现在、未来中不断流动的，既不能执身为“我”，又不能把“我”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他说：“(王船山)先生在《相宗络索》中点出‘末那执八识一段灵光之体相为自内我’，是‘流转生死的祸根’，必须‘一刀斩断’。是意书中累见，实《相宗络索》内的关键问题。为什么？因为第六意识，是以末那为根而生起的，吸取了末那毒液，于是就固执身即是我，与我贪、我慢、我嗔、我痴相应，触处形矛盾，自苦苦人。不擒贼擒王，对末那迷执，斩草除根，是不能根本解决人生问题的。”般出把第七末那识作为污染真如自性、生起思想、感情、意志、欲望等“我执”的祸根，认为相宗显标渐教，密示顿宗，是惟识秘密法门，确在卓见，明老为独具慧眼，认为此是《相宗络索》的关键问题。的确，对于“我”的执着，污染真如本性，起种种贪、嗔、痴，造种种恶业，其根本即在第七末那识，也就是染污识。人们之所以把属于你、我、他之身执为“我”，把名相执为实相，惟一已之利益是图，陷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就在于末那识对真如本性的污染，执着。人们对世间万法采取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明明身非是我，却执为我；明明五蕴皆空，却执为实；明明名利、地位都是相对的，却以为是绝对的，死死抓住不放。欲海难填，最后在现实面前难免碰得头破血流，甚至自我毁灭，陷入生死轮回之中，永无了期。所以明老反复说：“第七末那识，执第八见分为自内我，则是迷，则将流转五趣生死。悟得此末那为第八流转根本，一刀斩断，即将证得菩提涅槃。”这就为后学的修证指点了迷津。
　　３、转识成智——以提高理智的质量，净化心灵
　　明老对惟识宗很有研究，从１９２９年(二十三岁)起即究心惟识之学，十六年后，在南岳佛学研究社，先后讲过《成惟识论》１９４７年在《海潮音》发表过有关惟识学的学术讲演稿。他在《精神的试析之二》中说：“之所以独尊识为心王，是要人们把思想认识摆在日常生活中的第一位，通过对客观事物的不断观察研究，能够逐渐把认识磨冶成智慧，成为清醒明彻的认识。……佛教最终目的，就是要转识成智。不能转智，是无法转染成净、转凡成圣的。人类的精神生活既然有理智，也有感情、有欲望，如何不断提高理智的质量，使之对情欲具有调御、疏导的能力，发挥自他俱利的正常作用，不致泛滥成灾，自苦苦人，这应该是人类今后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明老认为识为心王，既尊识为“王”，就要把“理智”、般若智慧放在认识的主导地位，以此调御感情、欲望、意志，转染成净，转凡成圣。实际上这也是强调对人的自我认识能力的改造和主体精神的高扬。明老说：“般山先生所撰《相宗络索》，是在揭示人类的精神改造，不随时间以俱朽的。书中重点，在策励学者对自我进行彻底的改造。”明老以佛法作为铸造人们灵魂、净化心灵、拯救世道的灵丹来享用。他说：“今天人类存在的一切尖锐矛盾，莫不与彼制造者精神状态有关。治愈精神空虚、精神污染，建设精神文明，提高人类的精神生活——摆在人类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明白人类的精神是什么？”这就是说，心病靠心来治，治愈时代精神病，固态了不开物质文明建设，但根治之方，还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还是靠提升人的精神。这是很有见地的，也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禅史研究别出新解
　　明老对禅宗史的研究论文虽不多见，但从其晚年对《禅源诸诠集都序》研究的遗作看，其学风严谨，充满着禅者独抒性灵、别出新解的活泼精神，给后学留下一分禅史研究的宝贵遗产，虽然其研究结论不是人们都能接受的，但其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明老的遗作《〈禅源诸诠原都序〉是属于禅宗的书吗？》是应中华书局之约，在注释《都序》过程中写的一篇论文。其主旨是“《都序》以教证禅，是作者(宗密)想用此作为手段，把马祖、石头这两个禅宗流派纳入教的轨道，而思有以制约的。”“《都序》‘以教证禅’，想把禅宗纳入教的轨道，这是在扼杀禅宗，改变禅宗的性质。”这个观点不仅新颖，而且有点惊世骇俗，其根据是：１、真性是禅之本源，真性与禅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宗密攻击“今时有但目真性为禅者，是不达理行之旨，”“批判的理由近于荒谬。”２、禅宗语录上的文字，与经论上的文字，风格迥异，是无法合，也不必合的，而宗密借助“以教证禅”，想把马祖、石头两个禅宗流派纳入教的轨道，或能有所制约。３、从历史背景看，宗密之时，禅门五家先后登上历史舞台，禅教矛盾十分尖锐，宗密已为朝野尊仰，对上述禅宗两大流派如不心悦诚服，必然会引起反感，欲有所摄服。４、宗密心胸狭隘，以自家宗习的荷泽禅作为分别得失的标准，“难得其旨”，且前后自相矛盾。
　　明老对上述论点未及作深入的探讨和考证，但给人们提出了如何会通禅宗真性与教禅，如何全面评价密的功过、得失，如何评价道一、石头禅系及宗密的态度等重要的问题，是富于开拓性，启发性的。
　　继明老之后，今人方广锠先生在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对《禅源绪诠集都序》及其它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赞同裴休关于宗密“以如来三种教义，印禅宗三种法门，融瓶、盘、钗、钏为一金，搅酥、酪、醍醐为一味，振纲领而举者皆顺，据会要而来者同趋，“本末相扶，远近相照，可谓毕一代时教之能事矣。”提出整理、恢复、研究宗密所编《禅藏》的重要课题，并指出宗密编辑《禅藏》的指导思想是“摆定各派的相互位置，调和它们的相互关系，”《禅藏》之所以亡佚，是亡佚于两宋战乱，也与它“不见容于传统的禅宗观点”有关。这最后一点与明真法师怀疑《都序》非禅宗之书的结论是相一致的，但比明老的研究更深入，涉及内容更广泛，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目。
　　明老对宗密的研究别具新解，但并未全盘否定宗密的贡献。他“发现《都序》还有精华”，认为宗密所说“达摩所默传的，不是名，而是体”的结论值得肯定，达摩传的是什么。这“是中国佛学研究的新课题，值得珍视的。”认为宗密“从十个不同的侧面，辩析性宗、空宗的同异，这也是中国佛学界应该认真研究的一个课题。”肯定宗密的“高僧”形象至今并未泯灭，这都是实事求是的。
　　明老在禅宗研究中，还阐述了“禅宗在生活中了生死”这一可贵精神，他认为禅宗并不否认次第禅(即外道禅、凡夫禅、小乘禅、大乘禅)，“而是彻见绝对即在相对之中，无差别即在差别之中，最上乘禅即在次第禅之中，不于日常生活外别求佛法，此禅宗之可贵也，此禅宗之所以为禅宗也。”“离开日常生活，去别求佛法，即使求得了，也是医眼空也，也是不藏龙的死水。”他肯定中国禅宗“是从繁琐的佛教哲学，僵化的宗教仪式中冲杀出来的生力军，今天还有她的生命力。”这些论述，都体现了禅者不墨守成规，敢于冲破传统束缚，生动活泼的创新精神，充满着般若智慧。
　　明真法师的弟子中，著名的有道安、道屏、暮茄、妙谈、灵根、戒圆(１９２６－１９９５)、惟正、李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