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以来，因其深厚的思想义理深深影响着国人，与源自本土的儒、道二教呈鼎立之势。作为其传播的载体，佛教艺术则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弘扬佛法、化世导俗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成为中华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宝藏，影响遍及文学、绘画、书法、音乐、建筑等各个领域。其中，佛教造像更在艺术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份量。正是由于佛教的传入和佛教造像的盛行，才有了中国雕塑艺术的高度发展。存世的雕塑作品中，佛教造像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就艺术价值而言，亦不乏登峰造极之作。在使用的材质上，包括泥塑、木雕、石刻、金属铸造、脱胎漆塑等众多工艺；在塑造的体量上，从高哉伟哉的巨型塑像，到不及盈寸的精雕细刻，变化之丰富，委实令人惊叹。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等众多石窟中数以千万计的佛教造像，没有巍峨梵宇中的相好庄严的诸佛菩萨、罗汉金刚，中国的雕塑史会是怎样。

　　佛教造像之首要目的，在于“令十方瞻仰慈容者，皆大欢喜，信受皈依，广种善根，潜消恶念”。这种寓教于形的亲切方式，使佛教得以从精神的圣殿走向民众，向更多的人传达慈悲喜舍的内涵，示现彼岸净土的境界。

　　罗汉像，与佛、菩萨像同为佛教造像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汉亦称阿罗汉，是声闻乘行者所证之最高果位，含杀贼、无生、应供等义。杀贼即杀尽烦恼之贼；无生为解脱生死、不受后有；应供则是应受一切天人之供养。在佛教经典中，记载了很多大阿罗汉的事迹，如佛陀十大弟子等，皆为释迦佛在世时的常随众。而佛灭度之后，也正是由五百大阿罗汉相聚一处，才将佛陀四十九年演说之甚深法义结集为三藏经典。

　　从存世作品来看，将罗汉绘刻成像，始于唐而兴于宋。初时多为十六罗汉及十八罗汉，北宋以降，寺院方有罗汉堂之设。关于五百罗汉的来历，佛典中有多处记载，如《法华经》、《舍利弗问经》、《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贤愚经》、《十诵律》等等。民间亦多有五百罗汉应真之传说，至今，仍有许多罗汉化现之地作为圣迹供人瞻仰。凡此种种，使罗汉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形象。

　　罗汉是无学位的圣僧。与佛菩萨像不同的是，罗汉均现出家相，尚未具备佛陀所圆满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也没有菩萨千手千眼的种种变化，但罗汉像并不因此显得单调。事实上，在佛教造像中，造型和风格变化最丰富的，应该算是罗汉像了。究其原因，大约是佛菩萨造像须以经典为依据，比例尺度皆有定式，没有太多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而对于罗汉的塑造，正可展现创作者的不同风格，以及他们对佛法修行的认识和理解。唐代贯休的罗汉像，便以迥异流俗的奇异造型独步于画坛。据文献记载，其罗汉造型得自梦中：“应梦罗汉院者，唐末寺僧清澜，与婺州僧贯休游，休为画十六梵僧象，相传国朝尝取入禁中，后感梦，歙僧十五六辈求还，遂复以赐。”梦中所感的独特背景，使贯休的作品更显得神乎其技，并为历代所尊荣。其后，不少罗汉形象中皆可见这种“胡貌梵相”的贯休式风格。除此而外，更多的罗汉形象还是来自人间，因为创作毕竟要根植于生活的土壤。从佛法的角度来说，这也正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的生动写照。

　　所以，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罗汉像也逐渐从初时隆鼻深目的西域僧而变得本土化。明清之后，不仅穿起了汉式的僧装，相貌亦反映了国人的审美取向，随缘自在、游戏神通。西园寺的罗汉造像，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更具体地说，还充分体现了江南独有的地域文化特色。江南一带，至今保留着“逢庙便烧香，见像就磕头”的民间习俗。当然，这更多是出于求护佑、保平安的心理，与真正的佛教信仰还是有一定距离。但这种由来已久的民俗文化，也不可避免地与佛教文化互渗融合，使佛教造像变得更为平民化，更富亲和力。所以，我们在西园寺所看到的罗汉，更接近于世间的大德高僧或慈祥长者，而非隐逸遁世的苦修行者。或许这也正是西园寺五百罗汉受到民众广泛欢迎的主要原因所在。同样是在苏州，保圣寺和紫金庵的罗汉虽在艺术界享有盛名，但在民众心目中，更需要的还是能够寄托信仰需求的亲切形象。

　　西园罗汉堂创建于明末，咸丰时即倾颓于战火。现仅存圆形石拱门及左右门券石，历经岁月摩娑，光泽内敛。如今，我们只能从遗物的精美雕刻，遥想旧时沧桑及这一不复存在的胜迹。现有的罗汉堂，为同治、光绪年间陆续重葺。整体建筑呈田字形布局，中心雕塑周围有小天井四座，给幽深曲折的殿堂提供了良好的通风和采光条件。

　　五百罗汉的排列从“灵山一会”开始，按单双数分排。东为奇数，西为偶数，从里向外，结束于后堂中心部位。罗汉体量较真人略大，比例合度，衣褶流传自如。罗汉们或结跏趺坐，或交足散盘，皆取坐姿而无一雷同。表情亦有喜怒哀乐之种种变化，或闭目颌首，或若有所思，或笑容可掬，或怒目圆睁。其中，既有睿智长者，也有俊朗青年。手中所持法器等物亦林林总总，各不相同。间或，还有童子侍立于侧或神兽异禽甘为坐骑。无论何种造型，皆生动传神，呼之欲出、若闻其声。幸而，这些千姿百态的圣僧形象已由现代化的手段凝固于这本画册中。否则的话，用再多的文字和笔墨，也难传达其形神于万一。

　　罗汉堂内虽主供五百罗汉，但全部造像达七百多尊。尤以千手观音、四大名山及造型奇特的济公、疯僧，为人们所称道。
　　走进罗汉堂，迎面便是一尊四面千手观音立相，通体贴金，光明普照。超过三米的体量，更使其显得仰之弥高，令人惊叹。观音头带天冠，身分四面，总具千手，掌心各刻一眼，以千手千眼喻观音菩萨所具之无限悲心及方便妙用。此尊观音立像由四棵香樟整料雕刻而成，妙相庄严，巧夺天工。

　　其后，是代表佛教四大名山的彩塑。四大名山，是佛教四大菩萨应化的道场。其中，普陀山为观音菩萨道场；五台山为文殊菩萨道场；九华山为地藏菩萨道场；峨眉山为普贤菩萨道场。从佛法修行来说，四大菩萨分别代表着大悲、大智、大愿和大行，集中体现了大乘佛法普度众生的精神内涵，意在使佛弟子们见贤思齐，行佛所行。而从信仰需求来说，集四大名山于一体，也为无法远行朝圣的香客们提供了就近参拜的善巧方便。四大名山座塑，是整座罗汉堂的中心，因有天窗采光照明，也是光线最为集中的亮点。每当阳光直射而下，烘托着以四大菩萨为核心的群塑，使人宛如置身佛国净土。

　　四大名山塑座之北为疯僧立像，一手掮帚，一手擎吹火筒。此像取材于“疯僧扫秦”的传说，后人敬仰其痛斥国贼的凛然正气，在寺中塑像供养之。西园罗汉堂的疯僧造像，不仅面容奇特，身上一根腰带更塑造得飘逸逼真，丝丝入扣，仿佛轻轻一拉就会松开。以泥土为材质而能体现出“吴带当风”的神韵，使人不能不为之惊叹。

　　与疯僧遥相对应的，是人们所熟知的济公和尚，其原型为南宋杭州净慈寺高僧道济禅师。禅师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世人尊为“济公”。此尊济公塑像的独到之处在于，表情会随着不同的观看角度而变化。左侧笑容满面，右侧愁眉苦脸，正面则是啼笑皆非的尴尬之相。三种变化所蕴含的匠心与禅意，让人在会心一笑之余，更有无穷回味。值得一提的，还有济公身上那件“鹑衣百结”的僧衣，不仅生动塑造了禅师与众不同的形象，也体现了创作者高超的技艺。

　　疯僧和济公，虽不是传统的罗汉，但因其生平事迹为人传颂乃至造像供奉。这一点，也充分反映了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而“数罗汉”的民俗，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风情。“数罗汉”之说，虽无任何典籍依据，亦不知始于何时，却在民间流传甚广，为人们参观罗汉堂增添了不少乐趣。据传，从任意一尊罗汉开始，依次数至自己年龄的那一尊，其名号、表情、动作，便可昭示数者的命运或心中所想之事。依照佛教的义理，命运的改变是取决于我们自身的行为，取决于我们对心行的转化。所以，我们更应该从罗汉像所表达的意境中，领会欢喜心、包容心、随缘心，领会佛法修行的真谛

　　西园寺五百罗汉能完整留存至今，应归功于历代方丈的倾力保护。近年来，寺院不仅对罗汉堂进行了数次全面维修，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拍摄工作。为达到最佳拍摄效果，特别拆除了罗汉堂中用于防护的玻璃框架，因此而增加了很多工作量。从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西园寺对文物保护及文化积累工作的高度重视。

　　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前期工作不仅为五百罗汉保留真实的史料，也随着这本画册的问世，使更多的人能够领略这一佛教艺术的瑰宝。在此，也感谢岳麓书社的倾力合作。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也为社会做了文化积累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