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智慧的艺术(1)

　　一

　　两千多年前，两位流浪者最终影响了三十亿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力量。

　　公元前六世纪，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中出现了专门以传授知识和思想为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这时，一位流浪政治家从黄河边走来，进入了历史的视界。他周游各国，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为人处世之道。他就是孔子，天生具有民本思想，到处推广仁义礼智信的人。他敞开课堂，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只要交纳十条肉脯的见面礼，就可以入学。他先后招收弟子三千多人，这些人成为中国文化发展与传承的主要干部。

　　几乎与此同时，在恒河流域的一棵菩提树下，一位流浪思想家正盘腿坐在那里苦思冥想。他是古印度的一位王子悉达多，也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据说，在他冥想悟道的过程中，曾受到魔罗及他的三个女儿的诱惑。那三个女儿长相迷人，却分别代表无知、贪欲和憎恨。悉达多战胜了她们，表示他已经可以克服人性之中最难以克服的三大弱点，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他也领悟，只有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心情，才是追求智慧的基本条件。

　　智者总是孤独的。两位流浪者在短暂的人生舞台上，各自上演着思考者的独角戏。这是一种没有回声的孤独，他们为自己而苦，也为人间而思。

　　在一次次沮丧、失意、不被理解、难以沟通的宣讲中，在寒冷、酷热、漫长得无以复加的长路上，他们不屈不挠地向学生和民众讲述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对人生的看法。他们的思想像野草的种子一样，随风飘荡，有的落地生根，艰难地生长；有的则烟消云散，不知所终。当时没有人能相信，就是这两位流浪者的智慧，最终奠定了中华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基石。他们的基本思想和理念，至今渗透在东方人的言行中。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轴；释迦牟尼的佛教成为世界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成为东方智慧的一处源头。

　　历史的大河滔滔流淌，不舍昼夜，在求索真理的过程中，中华文化和佛教文化水乳交融，最终融为一体。

　　二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也许比西方纪元还早。

　　佛陀微笑着走进中土，大度地改变自己，诚恳地包容他人，终于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根支柱，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架构。

　　后来，它的一些节日成了全民的快乐，它的特定语言成了全民的语言，它的某些观念，成为国民集体无意识的一泓清泉。

　　中国佛教尤其强调包容。倡导慈善亲和，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挚诚简朴，珍惜百物，看重因果等等。

　　佛教的高僧们把中国佛教立为“二科”。一科针对“尘世”中的信徒，要求必具“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这是标准的儒家的政治伦理；另一科是“出家修道”，在礼制上与世俗社会不同，但在“协契皇极，大庇生民”上，则与“处王侯之位”者没有什么区别。这种佛教的出世主义被解释为，在具体的政治形式、善恶是非上应当超越，而在涉及国家纲常、生民存亡上，决不含糊。所以才有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的传说，才有栖霞寺在日本军队的南京大屠杀中解救数万民众的义举。

　　三

　　什么是人间佛教？为什么会提出人间佛教？

　　在人们印象中，佛教一直是出世的、消极的和不关心现实社会的。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乱象迭生，宗教界也出现了一片混乱与迷茫。太虚大师就在这时提出了佛教改革，主张自觉适应近代社会需要的主流，“从山林回归人间”。

　　太虚1890年生于浙江海宁县长安镇的一户中产人家，1岁时做泥水匠的父亲病逝，5岁时年轻的寡母再嫁他乡，他由外祖母抚育成人。他少时怯弱内向，16岁出家，学佛读经思维敏锐，记忆力和悟解力出众，常被老法师们赞为法器。在20世纪30年代初，太虚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概念。“人间”一词包括全地球全人类。“人间佛教”不是希望人们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