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注释书为中心 
 
内容摘要：介绍巴利三藏近期的研究，以注释书(atthakathā))的研究为主，介绍三个注释书的研究：Sīhalatthakathā, Jātakanidāna及Milindatthakathā，此三个研究方向、范围不同，但可互补。关键词：巴利三藏 注释书 (atthakathā)
大会请自运来介绍近年来巴利圣典的整理情形，尤其是近年巴利圣典协会的出版，早期的已略有所闻。笔者仔细考虑到时间、文章长度的非常有限及不确定性，广度或深度的取舍，听众的适合度，及对国内帮助的情况，决定选择三个近年来巴利的研究、其中二个是比较不容易得手的论文，主题专注在论书(commentary) 的主题，但三个包含了不同的角度与范围，被研究的论书年代不同但刚好含括了整个论书的领域，研究方式不同但包含了不同的研究方式与重点，期国人能在一个领域中，在简短的描述中掌握全貌，又能得悉这些研究的切入点，而能在佛教文化遗产的留传与思想的探究中，与世界齐驱共享。

此三个论书为：1. Sīhalatthakathā; 2. Jātakanidāna; 3.Milindatthakathā. 以下分述之。

1. Sīhalatthakathā: 已失去的古锡兰语的注释书

1.1 觉音(Buddhaghosa))在南传巴利[1]文献上是非常重要的人，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对于他到底写了那些论书、写的次序先后[2]、他使用的数据、及觉音对巴利论书的贡献是在那些明确的点上完全不清楚，而这些，必须要对他所用的数据，亦即对失去的古锡兰注释书收集，整理，比对。对此古锡兰注释书的尝试了解，也就是对从经典到锡兰，到觉音写出、或译出巴利文献，这中间的八个世纪，能有较明确的了解。

觉音在许多地方，尤其在一论书的绪言中，会提到他只是把原锡兰语的注释书转为(翻译)巴利文，及重新架构其组织。因此， 对古锡兰语的注释书的了解是非常必要的。这是Lottermoser 的1982年在德国G?ttingen 的博士论文的主题[3]。在介绍前，先简要看看三藏数据的传入锡兰，以方便了解。

1.2 锡兰巴利资料的来源— Sīhalatthakathā 的来源，简要如下：

1.2.1 Mahinda (马哂陀))到锡兰 Ceylon：

依巴利本身的文献岛史(Dīpavamsa) 12.9 及大史(Mahāvamsa)的资料，阿育王子马哂陀到锡兰[4]，并遇到了Tissa 王，马哂陀向王说法。

1.2.2. 马哂陀带注释书到锡兰

觉音的文献，中尼柯耶注释书(Majjhimanikāyatthakathā)，提到马哂陀带注释书到锡兰。[5]1.2.3. 马哂陀使用锡兰岛的语言 (dīpabhāsā)

有关此点，请参：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第七册(2004年)，页268。

这些，是五世纪巴利注释书(atthakathā)文献的来源。

1.3 锡兰岛的演进

在锡兰本身，依Frauwallner的看法[6]，是把所有从印度内陆传来的，不管是四尼柯耶，律藏(此二为早期的藏)，或论书，或是后来增加的但现为小部的典籍，通列入‘圣典’ 的行列，因此，在锡兰的分别，主要是在于地域，将所有来自印度内陆的，视为‘圣典’，而与其本地发展的，有所区别。[7]

至于锡兰语的论书，经学者的推论[8]，是由此慢慢发展，加入了锡兰的人事物而成。锡兰语的古论书，可能是在公元一世纪中写下而定型，当觉音五世纪到锡兰时，陈列在眼前的是许多的注释书文献，大部分是锡兰语。觉音面临的选择是：用锡兰语或巴利语来整理这些文献，他选择了后者，理由可能是在当时巴利语较能为所有上座部地区的人了解。[9]

1.4 Lottermoser 的论文有系统的收集了十部觉音论书的偈颂：分别是：对四部尼柯耶的论书共四部；对阿毗达磨藏的三部论书；对律藏的二部；及他自着的清净道论作为比对。他统罗了此十部论书的偈颂引文，分类为：重复偈颂(duplicates)[10]、平行偈颂(parallels)[11] 及文内的重复(text-internal duplicates)[12]，透过此收集、比对、观察其类型，尤其是重复偈颂的观察，加上对所用数据的正确分析，及配合长行的嵌入(embeddening prose context)，及与目前所有藏经的比对，可以看出及证明失去的锡兰语注释书的确存在。对此不同类型的偈颂观察，及长行的研究，有时亦可发现论书间引用的方向。

由于此Lottermoser 的论书在广度上分析了几乎所有巴利藏，其检视包含了几乎所有巴利注释书文献(atthakathā)，因此可整体了解觉音注释书之前的锡兰语文献全貌及其发展。他很多立基在Adikaram 的先前研究[13]，但在广度与系统上超越很多，在处理主题的方法、分析、数据的审辨上，亦非常值得学习。

2. Jātakanidāna: 本生(注释书)绪论

2.1 Jātakanidāna　更精确的说，是巴利小部尼柯耶(Khuddakanikāya)中， 本生(Jātaka)[14] 的注释书(atthakathā) 的绪论(nidānakathā) 部分，虽是绪论，它本身有成为一独立论书的特征，现通称此绪论为 Jātakanidāna。

2.2 在巴利方面，Fausb?ll 已在1877-1896 出版了本生及其注释书[15]，对Jātakanidāna 的英文翻译，从Rhys Davids 至Jayawickrama的1990 年巴利圣典协会对其1951年锡兰版的校定出刊，一连串复杂的过程及不同版本，Norman 在1992年的书评是非常必要知道的。[16]

2.3 此外，藏文甘珠尔中亦有此本生绪论(Jātakanidāna)的藏译，这是放在(依德格版而言)般若部后十三个原巴利文后译为藏语的文献部分，这些文献，由法国学者Feer 在1883 年首先揭露[17]，之后引起学者的注意，此十三部是保存在西藏甘珠尔中仅有的巴利文献，现在介绍的Jātakanidāna 是十三部中的第二部，在其末尾有后记(colophon)记着：

pandi ta ā nanda?rī’i zhal snga nas dang | mang du thos

pa’i lo tstsha ba shā kya’i dge slong nyi ma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s | skad gnyis smra ba rnams kyi

gdan sa gtsug lag khang chen po dpal thar pa gling du

bsgyur cing zhus te gtan la phab pa’o ||[18]

“(此Jātakanidāna)是由智者(Pandita) ānanda?rī[19]及博学的释迦比丘Nyi ma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 于dPal(?rī)Thar pa gling 寺，此说二语(者)的住所，翻译、校订、确定完成。”

2.4 对此十三部，学者陆续有对其藏文的翻译综览研究，如Skilling 对此十三部在不同藏文版本，主要是tshal pa 系与them spang ma 系的仔细考察[20]，Panglung 对有关Jātakanidāna藏译的相关背景研究[21]等等。但仔细对藏译本作校注、巴利本与藏译本详细比对、并了解是否藏译本所本的就是目前的巴利本，则是到Gaffney 于2002年在伦敦的博士论文才真正做到[22]，据他的看法，此藏译本与现有巴利本是同本[23]。

2.5 Jātakanidāna 把佛陀本生的菩萨行分三阶段：

dūrenidāna (远的因缘)：从他前生为Sumedha 于燃灯佛前，至生名为 Jotipāla 于此释迦佛之前的迦叶佛为止。

avidūrenidāna (中程因缘)：从他由兜率天下生至其成佛。

santikenidāna (近程因缘)：从他成佛至般涅槃。

此外，此Jātakanidāna 提到十波罗蜜，各以本生为例[24]，此十波罗蜜已在佛史(Buddhavamsa)中提出。据Gaffney 的看法，佛史在南传文献中奠定了菩萨思想为入藏典籍，而本生绪论更是在教义上更前进一步，这些都是在典籍传承上属于大寺派的思想。另一方面，Skilling 在保存于西藏丹珠尔中的Tarkajvālā中[25]，发现Bhavya 引用了无畏山寺派(Abhayagiri)的说法，此说法相较于大寺派的佛史与Jātakanidāna 之文，则发现至少在此一例中，大寺派比无畏山寺派更趣向大乘思想。

3. Milindapa?hatthakathā

前言 —

以上两者，一个是包罗了绝大部分的巴利文献，引用比对方法，来探索觉音注释书所本的古锡兰语注释书，基于考虑，此包罗只把注释书中Jātakanidāna 当补充资料； 另一则以Jātakanidāna为主题，研究包括巴利语及藏语资料。接下来，则是介绍一般称为‘半圣典(semi-canonical)’ 四部中的Milindapa?ha(弥兰王问经)的注释书。此注释书不像上二例，作者是近代的缅甸的法师。

尽管觉音及Dhammapāla 在巴利文献上有许多著作，但对弥兰王问经，他们并没做注释书(atthakathā)或复注书(tīkā)。

以下分别对弥兰王问经，其注释书及复注书三者作简单介绍。

3.1 Milindapa?ha (弥兰王问经)[26]

3.1.1 南传三藏典籍，最迟在五世纪上座部对小部(khuddakanikāya)的内容上， 已有了歧见， 在长尼柯耶注释书(Suma?galavilāsinī) 中记载着：

Jātakam. Mahāniddeso Cūlaniddeso Patisambhidāmaggo

Suttanipāto Dhammapadam Udānam Itivuttakam Vimāna-

Petavatthu Thera-Theri-gāthā ti imam tantim samgāyitvā

Khuddakagantho nāma ayan ti ca vatvā ... Dīghabhānakā

vadanti, Majjhimabhānakā pana Cariyāpitaka-Apadāna-

Buddhavamsesu saddhim sabbam pi tarn Khuddaka

gantham ... ti vadanti.[27]

由此看来，长部持诵者(Dīghabhānakā)主张小部有12 部，亦即： Jātaka, Mahāniddesa, Cūlaniddesa,Patisambhidāmagga,Suttanipāta, Dhammapada, Udāna, Itivuttaka, Vimānavatthu,Petavatthu, Theragāthā, Therīgāthā，而中部持诵者另多了三部：Cariyāpitaka, Apadāna, Buddhavamsa，共十五部。这是早在觉音论师时代已知有此不同。在此列举中，弥兰王问经并不在其中。

在南传国家中，锡兰传统中小部有十五部，有说缅甸系统于此十五部上可能多了四部： Milindapa?ha, Suttasamgaha,Petakopadesa 及Netti-pakarana[28]， 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虽当时未列为圣典，觉音在其注释书中已引用了弥兰王问经[29]。

3.1.2 多种版本的可能性：

对弥兰王问经很多国人早已知悉，现仅就版本的复杂性稍提。

弥兰王问经除了有巴利文版本[30]，亦有中文，称为那先比丘经[31]，此二版本并不完全相同。此外，Lévi[32] 早于1893年提出俱舍论的弥兰王问经引文并不在中文或巴利文本中，Demiéville 继此，由此引文的结构与现有版本并不同，因此推论Milindapa?ha应还有不同版本，对此，最近Skilling[33] 亦出文，除了对此历来的研究有详列，并同意此经的演变或系统复杂很多[34]。

3.2 Milinda-tīkā(弥兰王问经复注书)

又称Madhuratthapakāsinī, 由Jaini 校对出版[35]，可能是锡兰的著作。

此书依Jaini 的看法，在复注的论释部分比较少，但在本生(Jātaka)的部分着墨很多，此复注的作者，依高棉字体贝叶经的末尾记载，是Mahātipitaka Cūlabhayatthera，在锡兰写的，但依Jaini 的看法，此书及作者在锡兰的史料及贝叶抄本的目录中，并没有此人，极可能是锡兰在清迈的道场，法师是锡兰人，也可能写于泰国，提及大寺只是证明其合法传承，据Jaini 推测，此书最早应于十三世纪中出现。

在此复注中， 提到佛的八十随好(anuvya?jana)，只有在Jināla?kāra-tīkā 有提到，也就是说依此Cūlabhayathera, 南传对佛的八十种好，是到Jināla?kāra-tīkā 才有，不像在北传梵文典籍，早已有此。

3.3 Milinda-atthakathā(弥兰王问经注释书)

缅甸对弥兰王问经似乎兴趣比其它南传国家高，缅甸本身有以缅语写的弥兰王问经注释书， Milindapa?havatthu,Milindapa?hanissaya。目前与我们巴利文有关的，则是Milindapa?hatthakathā，这是由缅甸学者也是Vipassana 禅修创始者Thaton Mingun Zetawun Sayadaw 于1937年(缅甸佛历1300年)至1940 年著述巴利文的弥兰王问经注释书完书，因值世界大战，至1948 年以缅甸字体出书，后来Bapat 到缅甸拿到抄本，一连串的回折过程，最终由Deshpande[36]于1999年校注完成，在日本出版现代罗马字体的巴利文。此书与上述弥兰王问经复注书比较不同的是专注在注释，旁征博引，有其见地，另外，由于他书中有一部分对比丘尼僧团在缅甸的重新建立非常赞成且提倡，被当时缅甸佛教上座视为禁书，后来渐渐由于其卓越的贡献，不论是在教义上其它著述或修行的提倡上，非常受尊重，此书似乎后来在缅甸有解冻现象。

[1] 何谓《巴利》(Pāli)? 对此一词，历来有许多讨论， Norman 从早期文献上对Pāli 一词的意思作了很好的阐述，参: Norman, K. R. “The role of Pāli in early Sinhalese Buddhism.” In Buddhism in Ceylon and studies on religious syncretism in Buddhist countries: report on a Symposium in G?ttingen, edited by Heinz Bechert, 28-47. G?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8。另外亦参von Hinüber 的综述讨论: Hinüber, Oskar von. “On the history of the name of the Pāli language.” In Beitr?ge zur Indienforschung: Ernst Waldschmidt zum 80. Geburstag gewidmet, edited by Ernst Waldschmidt, 237-46. Berlin: Museum für Ind. Kunst, 1977. Reprint, Oskar von Hinüber: Selected papers on Pāli studies. 76-90. Oxford: Pali Text Society, 1994。

[2] 这牵涉到文献间互相引用的问题。

[3] Lottermoser, Friedgard. “Quoted verse passages in the works of Buddhaghosa: 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study of the lost Sīhalatthakathā literature.” Ph.D. Dissertation (博士论文), Georg-August-Universit?tzu G?ttingen, 1982.另外，从语言的研究立场来探究古锡兰注释书，参上 Norman 1978。

[4] 另外，大史(6.47)亦记载“Vijaya 及其随从于佛陀入涅槃当天到达锡兰”，因此，马哂陀到锡兰并不是偶发事件，似乎当时即有此来往。

[5] Ps.i.1; 另参: Norman, K. R. “Māgadhisms in the Kathāvatthu.” In Studies in Pali and Buddhism: a memorial volume in honour of Bhikkhu Jagdish Kashyap, edited by A.K. Narain and L. Zwilling, 279-87. Delhi: B.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9。

[6] Frauwallner, Erich. The Earliest Vinaya and the Beginning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Serie Orientale Rome VIII. Rome1956. 页186。

[7] 参 Lottermoser 上书，页14。

[8] Adikaram, E. W. Early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or, State of Buddhism in Ceylon as revealed by the Pāli commentaries of the 5th century A.D. Migoda, Ceylon: D. S. Puswella, 1946第一版; 1953第二版. p.41。

[9] 参 Lottermoser 上书，页p.15。

[10] 亦即某偈颂在十部论书的重复出现。

[11] 十部论书中的偈颂亦出现在小部论书(除本生‘Jātaka’ 的注释书)的偈颂。此本生的注释书，尤其是开始的因缘部分，是本文下一个介绍主题。

[12] 即同一偈颂在十部论书中某一论书的重复出现。

[13] 参 Adikaram 上书。

[14] 有关本生的文献资料，参Skilling, Peter. “Jātaka and Pa??āsa-jātaka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28, (2006): 113-73。

[15] Jātaka, together with its Commentary, ed. V. Fausb?ll, 6 册. 1877-1896(第七册索引由 D. Andersen作, 1897年)。

[16] Norman, K. R. “Review: The Story of Gotama Buddha (Jātaka-nidāna).Translated by N.A. Jayawickrama. Pali Text Society, Oxford 1990. xvi,141pp.”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9, no.2 (1992): 201-02。

[17] Feer, Léon. “Fragments extraits du Kandjour.”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V, (1883): 323-61。

Dr. Ven. Vinita Tseng，奥地利国家科家院研究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