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利文本涅槃经(长部，第16经，154)
　　 阿难！若于汝等中，有作如是思维：“大师之教言灭，我等无复有大师。”阿难！勿作如是见。阿难！依我为汝等所说之法与律，于我灭后，当为汝等大师。

　　游行经(大正1,26a27－28)
　　 我成佛来所说经戒，即是汝护是汝所持。

　　佛般泥洹经(大正1,172b21－23)
　　 吾泥曰后，无得以佛去故言无所复怙，当怙经戒。

　　般泥洹经(大正1,188a23－26)
　　 汝诸弟子，当自勖勉，无以懈慢，谓佛已去，莫可归也，必承法教，常用半月，望晦讲戒，六斋之日，高座诵经，归心于经，令如佛在。

　　大般涅槃经(大正1,204b27－c1)
　　 尔时如来告阿难言，汝勿见我入般涅槃便谓正法于此永绝。何以故？我昔为诸比丘，制戒波罗提木叉，及余所说种种妙法，此即便是汝等大师，如我在世，无有异也。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大正24,398c29－399a3)
　　 汝等比丘！我涅槃后，作如是念∶我于今日无有大师。汝等不应起如是见！我令汝等每于半月说波罗底木叉，当知此则是汝大师，是汝依处，若我住世，无有异也。

　　遗教经(大正12，1110c20－22)
　　 汝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如闇遇明，贫人得宝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若我住世无异此也。

　　在所引七部典籍中，前五经明确指出，佛灭度后，“法和律”或“经与戒”是大众之师。
　　 这里的“法和律”或“经与戒”，巴利文为Dhamma－Vinaya，梵文为Dharma－Vinaya，指佛陀所说之法、所制之律。在此，“法”与“律”是并举的。
　　 但在《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杂事》和《遗教经》，仅强调“波罗底木叉”为大众之师。波罗底木叉，梵语praatimoksha，巴利语paatimokkha，指大众防止身口七支等过，远离诸烦恼惑业而受持的戒律。由此，方才出现“律主法从”的倾向，独尊“律”而未谈“法”。
　　 这一倾向，也见于马鸣菩萨所著的《佛所行赞》：
　　 “吾般涅槃后，汝等当恭敬，波罗提木叉，即是汝大师。”(《佛所行赞》卷5，大正4.47下～48上)
　　 法藏部所传的《四分律》比丘(尼)戒经，结颂也是：
　　 “世尊涅槃时，兴起于大悲，集诸比丘众，与如是教诫：莫谓我涅槃，净行者无护！我今说戒经，亦善说毗尼，我虽般涅槃，当视如世尊。此经久住世，佛法得炽盛；以是炽盛故，得入于涅槃。”(《四分比丘戒本》，大正22.1030中～下)
　　 这里说的戒经，为律藏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即波罗提木叉经(praatimokshasuutra)，又名“戒本”、“戒心”，非指经藏中某一经典。
　　 《四分律》甚至提到：
　　 “毁訾毗尼者波逸提；毁訾阿毗昙者突吉罗；及余契经毁訾者突吉罗。”(《四分律》卷18，大正22.686上)
　　 “波逸提”译为堕，犯戒之罪名，由此罪堕落于地狱，故名堕罪。“突吉罗”是应学或宜学之义，故通称众学或应当学。佛教律令分五篇，即犯戒的五等罪行。其中，最重为波罗夷，其余依次为僧残、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突吉罗。除波罗夷罪外，均可根据相应仪规，在大众前坦白忏悔。最轻的突吉罗罪，只须自己生起悔过之心即可。换言之，法与律虽同为佛陀所说、所制，但按《四分律》的观点，毁谤戒律的罪过最为严重。其理由，也許是跟其所强调的一样，即佛灭后是“以戒为师”的，所以犯戒的罪过當然是最严重的。

　　然而检视前述经典，我们会发现，“法律并举”才更全面地传达了佛陀最后的遗教。其实，不仅前述经典，整个经藏中，多处强调了“见法如见佛”(Dhammam。passati，buddham。passati)的理念，一如《金刚经》(尊重正教分第十二)所言：“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

　　而从佛教史的角度看，佛陀的教化，也是以弘法为中心。
　　 佛陀布道的最初数年，并未制订戒律。因为初期的佛子都是为解脱出家，且根器极利，往往在听到佛陀开示后——甚至只是三言两语的点化——立即证入圣位圣果。故舍利弗请佛制戒时，佛陀曾予拒绝。
　　 其后，由于佛法广为流布，学法者日益增多，僧团中难免鱼龙混杂，素质不一。为使僧团保持和合清净，令正法久住。在僧团成立五年后，佛陀随犯随制出一系列戒条及行为准则，逐渐发展为法、律的二分法。
　　 法和律是佛陀弘法布教的全部，故很多学者认为佛灭后的第一次结集，应当仅有两藏，即由阿难陀诵出的经藏和优婆离诵出的律藏。这也呼应了佛陀在《涅槃经》中所强调的，以“法”和“律”为师。

　　此外，经藏与律藏中的很多内容是互通的，并非象人们所以为的，经是经，律是律。它们是同时集成的，不仅关系密切，且在某些情况下相互补充。不少佛教学者此作了研究，如奥地利的Erich Frauwallner　，日本的佐佐木闲　和山极伸之　，皆标明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说，若要了解佛陀制戒的来龙去脉，理解律藏的集成背景，就一定要深入经藏。
　　 由此可见，要持好戒，不仅要从言行举止着手，更须了解戒律的精神，对佛陀所说的正法融会贯通。佛教主张缘起性空，万事万物都是无常变化的。佛法并非单一、教条的，它有八万四千法门，都有不同的针对性和可行性。所以，戒律的弘扬，也不能过分重视其神圣性，忽略其变化性，针对性和实用性。毗尼乃因缘所显，佛制戒是随犯随制的，制定以后，又因人、事、环境等变化予以调整，说明戒律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佛陀临涅槃时，有“小小戒可舍”之说，《五分律》卷二二中，也有关于随时毗尼与随方毗尼的遗训：“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

　　学佛的最终目的，是了生脱死，证得涅槃。而持戒是世间善法，连主张“以戒为师”的《四分律》，也说明持戒的功德在于人天，而非究竟解脱，如《四分比丘(尼)戒经》的初颂与结颂都提到：
　　 “欲得生天上，若生人中者，常当护戒足，勿令有毁损。”(《四分比丘戒本》，大正22.1015下)
　　 “明人能护戒，能得三种乐：名誉及利养，死得生天上。”(《四分比丘戒本》，大正22.1022下)
　　 可见，修行若止于持戒，最多不过得生人天。虽然，戒是成道的根本和基础，所谓“戒为无上菩提本”(《华严经》)。但这并不是说，仅持戒就能成就菩提。若欲证得涅槃，必得藉定慧之力。而就得定、发慧来说，持戒亦非唯一途径，还须闻思经教，如理思维，才能成就正定，引发无漏智慧。对于修行而言，持戒固然重要，但决不能取代定、慧。
　　 因此，“法”与“律”都是至关重要的，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味强调戒律，忽略经论(尤其是经)，反会使人曲解佛陀制戒的根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