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容亵渎的尊严 第二节 莫谤大藏经
为了成立密法的纯正性，《破除邪说论》讲道：“再者说来，密宗传入汉地约在中国唐朝时期，当时大乘各宗都已完整齐备，明眼善知识更是数不胜数，被先生推崇的玄奘法师所弘扬的唯识宗也正方兴未艾。这么多高人异士对当时的‘开元三大士’——善无畏、不空、金刚智所弘扬的《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都没有提出过异议，是不是他们的智慧都不够，以致要等到一千多年以后，真正的大善知识出现之时才有能力揭穿这些‘伪经’的真面目？而且从宋朝开始，历元、明、清三朝都在组织编辑《大藏经》，每一次都是发动起全国的佛教精英、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精心整理，但无论哪次审定、汇集，都毫无例外地收入了密续部，是否这些密续典籍千百年来都成功地欺骗住了历朝历代的高僧大德，以致回回都能骗人天耳目而登堂入室？”
令人不无吃惊地，为了推行“密宗非佛教”邪说，萧张师徒竟索性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公开批判起《大藏经》来：“关于大藏经的质疑，各朝代《大藏经》的编辑者，往往是由皇帝指派宠信的人员所专职专任，而这些编辑人员往往不具有般若的证量，唯能做事相上的收集编辑工作，无有能力稍加分辨真伪佛经。复因为古时候印刷术并不发达，至宋代毕升发明活字板后，才稍稍能印大量经书，而且经费也极为庞大；是故，大规模的印经事业，非国家不能为之，一般的寺院团体根本就做不来。又，证悟的祖师为广度众生，为接引徒众而忙碌不休，没有时间从事此项工作，复加上古来证悟的祖师大多数不具有道种智，若想整理《大藏经》也做不来，是故不敢轻易为之。最后一个原因则是自元代以后，朝廷多信奉喇嘛教(即是现在的西藏密教)，多保存密续经典，复又加上明、清两代皇帝实行‘文字狱’，严格控制民间社会的宗教思想，怕人民假借宗教名义造反(其实，朱元璋自己就是假借明教造反)，犯者轻则抄家，重则夷九族、夷十一族，所以要想整编印行《大藏经》，即使经费能负担，皇帝也绝不会允许。
索达吉堪布妄想说：‘宋朝开始，历元、明、清三朝都在组织编辑《大藏经》，每一次都是发动起全国的佛教精英、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精心整理，但无论哪次审定、汇集，都毫无例外地收入了密续部，是否这些密续典籍千百年来都成功地欺骗住了历朝历代的高僧大德，以致回回都能骗人天耳目而登堂入室？’说这样的话，未免太自以为是，真是头脑简单的无知见解。至于《丹珠尔》西藏大藏经的编辑，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加上密教既然具有夸大不实、好高鹜远、急谋速成、广行贪淫、窜改佛意的因子在，复加上不信佛语、无有证量的祖师参与编辑，这样的《甘珠尔》焉有水准之可言？焉有般若之可学？不读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不看也罢！反而少病、少烦恼。”(《真假邪说》P377～378)
《狂密与真密》亦对《大藏经》非议不少：“而诸编辑藏经之人不知不证般若，但观密宗后来之声势浩大，已取佛教正统而代之，便以为密宗即是佛教，遂将密宗祖师所造密续收入藏经之中，遗害后人万年；如是之行，岂唯无功？复更共成破坏正法之大恶业。而彼编辑藏经诸人，死前何尝知之？死后方知，已无所能为也。”
“如是依于自意妄想而创造之荒谬说法，竟能成立，而且被未具慧眼法眼之后人编入大藏经中，正式承认其在佛法中之地位，正法开始被公然破坏——渗透入佛教中、从内部转易佛教法义。如是之行，阴险毒辣，令佛教界不能惊觉提防，而渐渐被密教化。”
剥掉光鲜的外衣，上述文字骨子里说的是：佛门大藏经不足信！
这话如果由身份明朗的外道或魔众以直接的方式说出口，肯定会引起所有内道佛子的高度警觉，并嗤之以鼻。但经过一番精心包装，人们对它的接受力，似乎就变得不一样了。——这正是萧平实师徒夙寐以求的事。
通过道貌岸然的仿正义辱骂，令读者转移视线堆积错觉，从而技术性地掩饰自己非正义的原始目的，在这方面，小人们具有丰富的传统经验。当一个又一个对佛教有害的论点在精巧的伪饰下花枝招展地放出来，并且它们单个出现时竟不让普通学人感觉特别刺眼的时候(多少有些迷惑或混乱就够了)，一种可怕的综合杀伤力已在无形中悄然汇成。一波又一波的人为性混乱，以其潜移默化的特殊效力，将对佛教徒的知见、信心和意志造成最恶毒的伤害。
“熵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一个系统自发地就要损失掉能量和秩序，向着混乱和无序的状态滑变。而想遏制此种趋势，从无序返回有序，就相当困难了。(此与佛教无常、行苦的教义有些相似。)联系到社会和文化方面，广义的熵定律决定了搞负面的破坏、批判、陷害，比起积极的建设、维护和发展要省劲得多。正因如此，古今中外的历史似乎都甩不掉一句无奈的叹息：“——小人得志！”
的确，小人不怕混乱，怕的正是不混乱，一般来说，他们还都是制造人为混乱的行家里手。高效地制造混乱和欢畅地利用混乱，一直是不同肤色和情趣的小人们的拿手好戏。
表面上，“熵定律”似乎站到了适应混乱、企盼混乱的小人一边，但好在不可战胜的真理和正义，总是源源不竭地为人类输送着精神负熵。同时，一切邪说谬论本身就是极其脆弱虚假的不稳定系统，过度活跃必定使其熵情剧增，到头来，它对外界播洒的混乱也将随着自身的迅速毁灭而消散。
挑衅《大藏经》，无疑就是萧氏邪说自不量力的一次自杀性冲锋。蕅益大师在《阅藏知津》序文中讲道：“昔世尊示入涅槃，初祖大迦叶即白众云：‘如来舍利非我等事，今者宜先结集三藏，勿令佛法速灭。’嗟嗟！倘三藏果不足传佛心，则初祖何以结集为急务耶？……夫三藏之不可弃，犹饮食之不可废也，明矣。不调饮食，则病患必生；不阅三藏，则智眼必昧。”大师于《祖堂幽栖禅寺藏经阁记》中复云：“今藏阁虽未告成，实予心所最急者。盖佛祖慧命，全赖三藏始传。缅惟宋朝藏板有十馀部，今仅存南北二藏，颇模糊。嘉兴书本藏经，犹未全足，真九鼎一丝之惧。且鼠即鸟空辈，视经典如怨家，倘不力为护持，将有不忍言者。湛公之急急以此为务，其如来所使，行如来事者邪？”
《憨山老人梦游集》中“刻方册藏经序”亦云：“是以世尊利物，妙在随顺机宜，应以何身何法而得度者，即随所应而度脱之。故顺之则依，逆之则违，此常情耳。今夫斯藏所诠，乃佛真法身，一切众生自性也。……是知斯藏之役，将计日献捷；斯刻之功，将浩劫而不穷。直使人人因之而见佛，物物以之而明心，睹法界于毫端，觐毗卢于当下。斯可谓人天共仰真俗交归，随顺方便之最上第一义谛广大威德法门也！”
为保全如此重要的《大藏经》以利益后世学人，古时祖师甚至不辞艰辛地将其勒石封洞，费尽心血妥为贮藏。憨山大师《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段感人事迹：“昔尝阅藏教，睹南岳思大师愿文，愿色身常住，奉持佛法，以待慈氏，斯已甚为希有矣。及观光上国，游目小西天，见石经何其伟哉！盖有隋大业中，幽州智泉寺沙门静琬尊者，恐三灾坏劫，虑大法湮没，欲令佛种不断，乃创刻石藏经板，封于涿州之西白带山。山有七洞，洞洞皆满，由大业至唐贞观十二年，愿未终而化。门人导仪暹法四公，相继五世，而经亦未完。历唐及宋，代不乏人。至有元至正间，高丽沙门慧月大师，尚未卒业。其事颠末，具载云居各树碑幢间，惟我明无闻焉。何哉？噫！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佛种从缘起，其是之谓乎？初达观可大师，于万历丙戌秋，访清于那罗延窟，北游云居，至琬公塔，一见则泪堕如雨，若亡子见父母庐墓也，抱幢痛哭，徘徊久之而去。……达师命清记其事。顾清何人，唯唯而作是言曰：‘尽大地为常住法身，唯至人能知；一微尘有大千经卷，唯智眼能见，以如是身，说如是经，是法甚深奥，少有能信者，信之岂易易哉！是以吾佛世尊，于旷大劫，观十方界，无芥子许，不是舍身命为众生故而求此法处。刚求而得之，即于一毛端头现宝王刹，一微尘里转大****。是则所说三藏十二部，言言字字皆吾佛骨血心髓也。故曰：此经在处，皆应起塔供养，不须复安舍利，以此中已有如来全身故。是以能持法者，则为报佛深恩矣。’”
德高望重的净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在《普劝施资助刻大藏疏》中，也给予了《大藏经》高度评价：“夫大藏者，乃般若之丛林，真如之府库，一切世出世间诸法之渊海也。举凡如来究竟亲证之道，众生即心本具之法，及十方世界之广，三世因果之微，与夫日用伦常孝悌慈善之道，悉皆显阐赞导，了无佚遗。以故宏法大士，莫不以流通大藏，为宏法利生之急务焉。”
……
是否真如萧张师徒所言：大藏经不能“广度众生”？历代圣祖皆于《大藏经》的编辑工作漠不关心？《大藏经》无有纯正性、权威性和尊贵性可言？……上述教言擦亮了佛教徒的眼睛。
既然“宏法大士，莫不以流通大藏，为宏法利生之急务”，那么反过来，坏法小人也肯定深谙诋毁《大藏经》将会带给他们的好处。萧平实师徒对《大藏经》的不寻常态度，由此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具体分析时，《大藏经》的集成与翻译事业和编目工作密切相关。名垂青史的四大译师为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三藏，他们非仅学识渊博，而且修持精湛道风高超，足堪信赖。译经事业最为兴盛的时期当数有唐一代，其间继往开来，成绩斐然。从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811)才告停。前后涌现出著名大译师二十六人，如玄奘法师(译经年代645～663)、菩提流支(693～713)、实叉难陀(698～704)、义净(700～711)、善无畏(716～735)、金刚智(720～741)、不空(743～774)等。其中，玄奘法师译作计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义净法师译出六十一部、二百六十卷(未计散佚)，不空三藏译出一百零四部、一百三十四卷。诸译师翻出的佛典义理繁丰，来源清净，基本上真实反映了当时印度大小显密的佛法全貌。整个李唐一代，译出的佛典总数达到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奠定了汉文《大藏经》的基础。其系统的翻译规模、严谨的翻译作风和巨大的翻译成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朝建国后，政府曾派遣沙门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学佛法。公元980年，中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后改名法贤)、施护等先后来京，使中断已久的翻译工程得以恢复。当时，从印度、西域等地来华的僧人络绎不绝，带来了许多梵典珍本。宋朝的译经场依然组织完备、制度谨严、程序繁多，设有译主、证梵义、证梵文、笔受、缀文、参详、证义、润文、译经使等众多职位。总计译出各类佛典二百八十四部、七百五十八卷。北宋时期，印度密教如日中天，故有许多密法传入中国，在当时译出的佛典中占了很大比重。
唐宋两代译出的典籍构成了《大藏经》的主干。由于当时的译经工作极为严谨、科学，故其成果自然相当可靠。整个译经史上，翻译过来的经律论教典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余部、六千四百二十余卷，著名译师不下二百人。这一大规模的跨国文化传播事业，为灿烂的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在世界文化传播史上也无与伦比，堪称是民族的骄傲。
同时，历代祖师十分重视佛典的编目工作，以厘定部类、简别真伪。这项工作同样慎重细致，甚至专立“疑伪部”一类以示存疑。如《众经目录序》讲到：“请兴善寺大德，与翻经沙门及学士等，披检法藏详定经录，随类区辩总为五分：单本第一；重翻第二；别生第三；贤圣集传第四；疑伪第五。别生疑伪不须抄写。”既然专辟了“疑伪部”，那么之外的入藏经论当然是详经勘审确切可靠的信典了。
唐朝修订成的经论目录有好几种，以崇福寺沙门智升撰就的《开元释教录》影响最大。它收录入藏的佛典共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成为后来一切写经、刻藏的准据。该书序言如是云：“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纶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但以法门幽邃化网恢弘，前后翻传年移代谢，屡经散灭卷轴参差，复有异人时增伪妄，致令混杂难究踪由。是以先德儒贤制斯条录，今其存者殆六七家，然犹未极根源尚多疏阙。升以庸浅久事披寻，参练异同指陈臧否，成兹部帙，庶免乖违，幸诸哲人俯共详览。
稽首善逝牟尼尊无上丈夫调御士
亦礼三乘净妙法并及八辈应真僧
我撰经录护法城三宝垂慈幸冥佑
惟愿法灯长夜照迷徒因此得慧明
正法遐久住世间依学速登无上地
自后汉孝明皇帝永平十年岁次丁卯，至大唐神武皇帝开元十八年庚午之岁，凡六百六十四载，中间传译缁素总一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二乘三藏圣教，及圣贤集传并及失译，总二千二百七十八部，都合七千四十六卷，其见行阙本并该前数，新录合二十卷，开为总别。总录括聚群经，别录分其乘藏，二录各成十卷……”
作者的护法热诚与认真态度，从中可见一斑。
宋代三度编撰新的经目，仍然十分详实。在直接从梵译汉的佛典之外，藏经中还渐次编入了汉地祖师所造并得到教界公认的正法论著。在历代圣祖大德的热诚护持下，恩泽万世的三藏教典才逐渐丰富、流传下来。
大规模的镌刻《大藏经》在宋朝有五次。其中从开宝四年到太平兴国八年费十二年之功于益州刻成的蜀版，数量达到六百五十三帙、六千六百二十余卷，成了后来中国一切官私刻藏以及高丽、日本刻藏的准据。明朝的《嘉兴藏》由一代名僧紫柏真可禅师及其弟子密藏等策划发起，憨山大师、袁了凡、陆光祖等名士大力襄助，于清朝初年大功告成。雍正十三年二月至乾隆三年十二月，耗时四年雕成著名的《龙藏》(七千一百六十八卷)。民国年间付印的《频伽藏》达八千四百一十六卷。从北宋至民国，编纂印行的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总计有二十二种。这些传统《大藏经》在佛教界均久享胜誉，且无一例外地收录了大量密教典籍，诚如至尊上师堪布仁波切所言乃是“发动起全国的佛教精英、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精心整理”，其纯正性、权威性毋庸置疑。
可如今，却有人妄图将这许多参予翻译、编辑、雕刻藏经工作的古德及其心血结晶全盘否定，根本罪名端在彼等皆认可了“密教部”。只要是不讨萧平实师徒喜欢的事物，他们都会条件反射地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恶毒攻击，人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但是，以全盘推翻传统《大藏经》为代价来贬毁密宗，实在是有些过份了。请不要忘记，古德们在录入密典的同时，也对大量显宗教法作了认真的编辑整理。如果他们的智慧能力真不足以编纂《大藏经》，故此一切入藏的密典均不足信的话，那么请问：他们所辑录的显宗教法，是不是也需要全盘否定，悉皆斥作伪经伪论呢？——正如一个人本不会开飞机，那么他无论是开民航机还是去开战斗机，都肯定会失事一样！
如果完全否定编纂藏经的古德的资格，完全以萧平实的个人意志为准绳，那么岂止是密教部，所有传统《大藏经》乃至整个汉传佛教都将受到严重冲击！——也许这正是萧平实的真实目的吧！《指月录》、《景德传灯录》等入藏的禅门要典受到的同样指责，已经强烈地提示了这一点。
非但著名的开元三大士、一行、义净、天息灾等大师译传过密法，玄奘法师也翻译了多部密法典籍，收录在《大藏经》密教部中的就有：《诸佛心陀罗尼经》、《十一面神咒心经》、《持世陀罗尼经》、《六门陀罗尼经》、《胜幢臂印陀罗尼经》、《八名普密陀罗尼经》、《拔济苦难陀罗尼经》等等。难道说，历代辑刻大藏经的古德就是因为“稀里糊涂”地收录了他老人家“稀里糊涂”地译出的这些作品，才该被萧门中人一概斥为“无有能力稍加分辨真伪佛经”、“不知不证般若”吗？难道说，就因为历代《大藏经》无有例外地收录了玄奘法师的这些密法译作，才害得她们均失去了“广度众生”的能力吗？是不是只要玄奘法师“承认自己跟佛教没有关系，承认自己不是佛教，从此以后不再说自己是佛教之宗派，也不再夤缘佛教的名义来传法授徒”，则他老人家译出的这些密典就“当然永远是密教中所尊崇的密续中的真实经典而不是佛教的经典，我们绝不会说密续中的经典不是密教的真实经典，也就不再指出”玄奘法师“的邪谬而加以破斥，这并没有什么问题”(《真假邪说》P375)呢？
退一万步说，即便大藏经中可能偶尔出现个别不太圆满的地方，但像谤密者和学术界这样不负责任地渲染的“外道法”大规模成功渗透，也是绝对不可想像的。因为古德们肯定知晓，广度众生功在千秋的要务即是编纂勘定《大藏经》。否则，若是真的落到藏经中满含伪经邪论的地步，那么后世无量学人的解脱慧命又如何得到保障呢？故此无论从道理还是史实上分析，历代圣祖都决不可能对意义宏远的《大藏经》编纂工作漠不关心，一任赝本伪经泛滥成灾，一任整整一大部的密教典籍“瞒天过海”。若照萧平实师徒的观点，那才匪夷所思呢——三藏经教皆与弘法利生无干，故此倍受旨在“广度众生”的圣祖冷落；如来说法与祖师造论尽是无益之举；作为教法根本的传统大藏经不足信、不足敬、不值得依止……如此下去，最终的结局肯定是佛教徒对藏经法海弃若敝履，迷失前进的方向。这恐怕不是真正的内道学人所乐意见到的吧！
既然三藏法宝都不算数了，那么欲求解脱的佛子又该何去何从呢？不用着急，萧张师徒自有安排，请看：
“但能详阅余诸著作，信受思维，反复研究，知见即可导正；末则必须暂舍度生著作，一心参究；参究过程中，宜以余著公案拈提诸书为参考书，庶有入处。”(萧平实《宗门血脉》)
“目前台湾证得真如总相智者，不会超过一百五十人。而这一百五十人统统是在我们会里悟出来的；到目前为止，会外只有一位居士是读了《悟前与悟后》悟的，……只有这么一位，其它就没有了。”
“如今随着岁月的推进，正觉同修会中的佛门狮子自然是越来越多，也必定会有更多的人，因为读了导师的书籍，建立正知见以后，自己参究而悟出来的……纵使未来有人可以自参自悟，那也是在导师的著作出版之后，私下读了导师的著作而调整(学习《大藏经》而生起的)知见以后，才能自参自悟。”(《真假邪说》)
……
批倒《大藏经》，一方面可以挤垮密教，另一方面又可让急不可耐的萧氏邪说趁机开进，全方位填补传统教法罹难后留下的信仰真空。如此一举两得的策略，再次展现了萧平实师徒高度务实的思想作风。
为了让整个佛教都随着“神我伪唯识”的指挥棒转，萧平实真是煞费苦心曲尽机宜。尤为稀奇的是，如此明目张胆地大搞个人崇拜的毁法坏教者，居然好意思骂别人：“既不管佛说‘依法不依人’的宗旨，也不顾自己所教导的法义是否有错谬之处；如此的教义，正显示出密宗是真正不重视经教的宗派。”(《真假邪说》P46)
到底是谁“真正不重视经教”？到底是谁“依人不依法”？颠倒黑白的谎言，在事实面前显得格外苍白。
在这关系到圣教安危的关头，我们密教中人忍不住要苦心劝告萧先生师徒：切莫妄谤大藏经！希望你们一定记住，好不容易流传至今的三藏法宝，皆是佛菩萨的智慧甘露、历代祖师的心血结晶，如果肆意诋毁坏人净信，那是会遭天谴的！
堪布仁波切那段话中，并没有提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可萧张师徒按捺不住谤法激情，硬要拉来和汉文大藏经绑在一块儿加以毁辱。他们既已承认自己有隔阴之迷，不识藏文，对于当时结集编纂的详情以及与事的高僧大德之智慧学识更一无所知，如是又哪儿来的权利进行评判呢？再者，无论《甘珠尔》还是《丹珠尔》里面，皆收录了许多与汉文大藏经共有的经论典籍(精通佛理及藏汉文之智者自可详加对照)，所以两地的藏经法宝实际是荣辱与共的关系，要一并推翻谈何容易！
元朝至元年间，政府曾广召汉藏高僧大德学士名流，详细对勘汉藏两种《大藏经》的内容，编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明成祖于永乐八年(1410)亦曾遣使赴藏访求佛典，取得《甘珠尔》全套及《丹珠尔》中有关五部大论的典籍，恭为翻刻刊行。万历三十三年(1605)，再次翻刻永乐版藏文大藏经。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再刻《甘珠尔》；雍正二年(1724)，再刻《丹珠尔》。(此即现今北京版《西藏大藏经》)从这些史实看，藏文大藏经绝非如萧平实师徒所妄言的那样无有价值，而是与汉文大藏经一样同为清净的如来正法，经得起时间和智者的勘验。
关于中国古代的译经事业，赵朴老曾作过一次重要讲话，里面有这样一段内容：“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的翻译事业，给灿烂的汉民族文化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在世界上是无可匹敌的。它是我们足以自豪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一。但是，我们还必须指出常常容易忽略然而非常重要的另外一面。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各个兄弟民族在创造全民族的文化中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出色的成绩，在佛教方面尤其如此。西藏在吐蕃王朝时期，由于文成和金城两公主的下嫁，引进了盛唐文化和佛教的信仰。其间还创制了通用至今的文字。到持松德赞时期，迎请了印度当时最著名的显教学者寂护、莲花戒和密宗大师莲华生等建寺立僧，从事系统的翻译；同时又由沙州和唐朝请去汉僧传授禅宗，讲经说法；到赤热巴巾(即巴黎可足或彝泰赞普，815～836在位)时，又迎请印度大德多人和西藏学者一起厘定译名，校正旧有译文，补译大量经论。公元十世纪以后西藏开始了佛教后弘期。直到1203年印度超岩寺及各大寺被入侵军破坏，三四百年间印度和西藏两地传法求法的大德往来不断。举其最著名者，如出生于孟加拉国的阿底峡尊者(982～1053)，是印度当时学德最高的大师，于1042年应请至藏，创立迦当派。其学说为后来宗喀巴大师(1357～1419)所继承，创立了格鲁派即黄教，遍传藏、汉、蒙广大地区。又西藏的玛尔巴曾三度赴印学法，创立了迦举派即白教，此派在明代曾长期掌握西藏地方政权。世界知名的西藏圣人米拉日巴即此派的(藏地)第二代祖师。其余译经传法的大德难以备举。自公元八世纪中叶至十三世纪中叶五百年间，西藏译出的三藏经籍就已收入甘珠、丹珠两藏计算，部数五千九百余种，分量约合三百万颂，约当汉译一万卷。在藏译藏经中重译甚少，故实际内容大大超过汉译藏经。其中尤以空有两宗的论典以及因明、医方、声明的著作和印度晚期流行的密教经论，数量庞大，为汉译所未有。由于藏文翻译照顾到梵语语法的词尾变化和句法结构，因而极易还原为梵语原文，所以受到现代佛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除了数量庞大和极易还原为梵文等优点，当时翻译工作的高度严密性、系统性，也是不争的事实。译场上不仅汇聚印藏两地的大班智达、大罗扎瓦(译师)，进行密切配合，而且还必须通过初译、校勘、讲闻研讨以及反复修订等复杂程序，直至各方皆对原本文、义通达无碍，并且译本精益求精止于至善时方可定稿。
藏译《中观根本慧论》的后跋里，就有这样一段真实的记述：“归属大乘对法之义，阐扬胜义真如法性，开显(圣)般若波罗密多之理的《中观根本慧论》，乃为拥有不可掠夺之智慧与悲心，开演如来无上大乘之理，成就极喜地之果位，前往极乐刹土，于‘极净光世界’成佛，号‘智源光如来’之圣者大阿阇黎——龙树菩萨圆满撰著完毕。
奉拥有殊胜自在妙智之具德大国王赤松德赞之圣诏，印度中观大论师、堪布[法师]杂加纳嘎巴达(益西娘波)，与(西藏大班智达)主校比丘焦若?鲁坚赞译师共同翻译、校勘并订正。
该论共二十七品，四百四十九偈，共计一卷半。
之后，于克什米尔慧美继鸿城[妙臂城]中心的仁亲卫寺[藏宝寺]内，克什米尔堪布——大智者哈萨玛德(夏波洛珠)，与西藏译师巴擦尼玛扎[日称]，于(克什米尔)国王帕巴拉[圣天国王]年间，根据与克什米尔版本相符之《显句论》，再次进行修订。
随后，于拉萨大昭寺殿内，印度堪布嘎那嘎瓦马色及国卡[金铠]与译师(巴擦尼玛扎)，(依照东西方各类版本)再次进行大校……”
又如藏译《阿毗达磨俱舍论》的后跋云：“此《俱舍论颂》，乃佛陀亲口授记之大德、能背诵九十九万部经典、具有不退智慧自在者，共称为第二遍知的大阿阇黎世亲菩萨撰著圆满。印度堪布则那莫扎(即佛友)与(西藏)大译师华哲僧侣翻译、校正、并以讲闻方式而抉择。”
铁的事实足以令任何有良心的异议者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