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理性

恒毓(博士)[1]　《世界弘明哲学季刊》编委会主席　电子信箱：hy@whpq.org

　　【提要】　本文[2]着重对佛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探讨，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直觉的非理性区域；第二，奇怪的涩槟榔现象；第三，涩槟榔现象产生的根源和本质。本文在提出和分析“涩槟榔现象”的基础上指出了理性思维在佛学深层次研究中的失落，认为佛教界与佛学界的根本区别在于其如何对待现量的问题上。通过有关探讨，作者强调指出，只有以佛教自身的方法作为把握佛法的基本方法并适当地配以其它的理性思维手段，才是佛学研究的最佳方式。虽然本文以方法论的佛学回归为宗旨提出了“涩槟榔现象”这一新范畴，但并不涉及任何主义，更不主张理性无用论。

　　【关键词】　直觉　理性　思维　失落　方法论　实践性　绝对性　非言性　佛学研究　涩槟榔现象

一　直觉的非理性区域

　　自古以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准则，没有怀疑的余地。然而，这句话难道真的不容置疑吗？
　　也许，在一般情况下，它的可靠性是值得信赖的，不过这同它的正确性倒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至少在某些场合，它的确令人怀疑。别的且不言，单就佛法的境界来说，情形就是如此。
　　众所周知，佛法境界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的亲证境界，是他通过长期艰苦的修行之后所证得的境界，是他的亲身体验。因此，一定的亲身体验是领会所有佛法的关键所在，没有自己的体验，就不可能有对佛法的切身感受，更不会有对佛法的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一点，参加过佛门实践的人都是没有异议的，如果说还有什么分歧的话，那也只是具体的实践方法问题上的分歧。
　　面对这样的一种存在现象，佛学界应当如何来研究呢？不用说，这当然也存在着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一般说来，佛学界常用的方法不外乎演绎和归纳，而实现这些方法的手段则主要是阅读、比较和调查。
　　所谓阅读法，就是通过对大量佛教相关典籍的阅读来实现理解、领会和把握佛法基本精神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国内，这是一般佛学研究人员用得最多的方法，似乎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国内学者之所以喜欢这种方法，是因为用它可以很快见效，而自己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却不必很多，对研究人员的佛学基础也没有特殊的要求，只要会读书、知道一些佛教的基本常识就可以了。
　　所谓比较法，就是通过对一定研究对象的各种相关资料的比较来达到对佛法或佛教的某种把握并得出一定结论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多为各种研究机构的学者所使用，并不适用于一般的佛学爱好者，因为这种方法需要研究人员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和广博的学识。
　　所谓调查法，这里是指通过对一定对象的一定形式的调查来分析和归纳出某种同现实社会生活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的结论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研究现、当代佛教问题，为专业的学者所使用。
　　不论是阅读法、比较法还是调查法，其实都是理性思维的体现和应用。在一个有序的社会中，这些理性思维的应用程度往往标志着社会文明的高低，越是文明的社会就越是讲理，这是世所公认的。不过说实在的，讲理一定要看是在什么地方讲，甲之理肯定适用于甲，但如果用它来衡量乙，可能就极不公平了！这一点也是大家都深有体会的，不会有什么异议。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一点道理放到佛法的研究中，许多人就会起来反对，认为这是宣扬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是反对理性。
　　果真如此吗？
　　不是的，我们决无任何反对理性思维的意思，我们所反对的只是那些将理性思维扩大到它所胜任不了的领域的不明智的做法，反对那些把理性思维绝对化的做法，反对那些认为只有合理的才是正确的做法。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因为的确在佛法的层面上不适宜用我们目前所用的这些理性的方法手段。
　　有人曾对禅修的境界问题进行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同一个导师教出来的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修炼的一百个弟子在修炼过程中所体会的境界没有相同的。根据这个基本的认识，他便断定佛法的境界完全是虚幻的，是修炼之人追求自我陶醉的药剂。也许，在调查者看来，这是绝对正确的结论。那么，它到底正确与否呢？恐怕同意它正确的人是非常少的，绝大多数人都会否定这一结论。为什么呢？因为它用的是调查和归纳的方法，它是从众多调查对象的回答中总结出来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充其量只是调查者自己的结论，当然不是调查对象所体会的真实佛法境界，其正确性自然是值得怀疑的。
　　佛经中有句名言，叫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3]没有喝过水的人怎么能知道水的味道呢？没有尝一下我的这杯水，即使我告诉了你，你又怎么知道我的这杯水究竟如何呢？所以，对于佛学研究人员来说，用纯理性的方法阐述一个非常靠不住的观点是可悲的，而对此执迷不悟则更是可悲。
　　　　　　　　　　　　　　　二　奇怪的涩槟榔现象
　　凡是懂事的人都知道盐的味道，可知道槟榔是什么味道的人却不是很多，因为这种东西只产在热带地区，其它地方可能只是知道世界上有槟榔，当然，连槟榔都没有听说过的人也许会更多。因此，我们就不妨用槟榔来说明我们的观点。
　　学生John问我：“老师：槟榔是什么味道？槟榔好吃吗？”如果我对他说：“槟榔是涩的，很难吃。”也许，John一辈子都不会去吃槟榔，即使别人对他再三引诱。可是，如果我当时对John说的是：“啊，好吃极了！”可以肯定，要是面前有槟榔，John马上就会咬上一口，一尝为快。这个时候，如果我反过来问John：“John，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你能够回答我的问题吗？你能说说槟榔是什么吗？”也许，这时的John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槟榔不就是涩涩的一种热带作物的果实吗？”是的，John没有说错，槟榔是一种热带作物的果实，可只有我知道，他也没有说对，因为，你即使把一盘子槟榔都放在他面前，他也不会知道那就是槟榔！当然，他更不会知道其中的味道了。况且，即使John知道那是槟榔，他也是不知道槟榔的真实味道的，因为他并没有品尝，“涩”只是我的感觉，他吃了并不一定会有同我一样的感觉。
　　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论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在佛学界的一般研究过程中都是极为普遍的。
　　的确，槟榔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它不过是一种可食用的果实而已，但我们不应当忘记：果实这东西就果实的层面来说完全是实践性的存在，它的意义仅仅存在于人们对它的亲自品尝；如果不去品尝，而是单凭道听途说或者理性的思维，具有多么高深学问和广博见闻的人都是无法真正了解它的，更不要说去研究了。大家都很清楚，谁都不可能对需要直觉的东西下个一目了然的定义，即使你能够用各种公式甚至分子、原子结构来描述它的方方面面，你也无法让人看了你的定义之后就能准确地在各种具有同样外部特征的果实中找到他所从未见过的果实。就生活本身而言，理性的层面其实并不如研究人员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只有实践本身才是最有诱惑力的，也才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如果不是这样，很善于纸上谈兵的赵括无论如何也是不至于全军覆没的。
　　中国人都非常熟悉“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说法，但人们自己做事的时候却往往与此背道而驰，遇到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就常常有失公允，不是努力来弄清事情的真相，而是竭力用自己已经成形的模式和观点来解释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明智的人知道，解释问题是一回事，解决问题又是一回事，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有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可是，人们在研究佛学和佛教问题时却喜欢用纯理性的形式来解释佛教现象，甚至解释佛法境界。其实，单纯的解释对于佛学和佛教来说都是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的，因为它并不能用来解决实际的问题。请问，不解决问题的研究能够谈得上价值吗？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说，在研究佛法本身的问题时绝对不能简单地依靠阅读、比较和调查等等纯理性的学院式研究方法，还必须深入境界层面，用佛教的基本修行方法进行躬身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对佛法有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把握，这不妨也可以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吧。[4]

三　涩槟榔现象产生的根源和本质

　　如果说方法的问题就足以令人头痛的话，那么态度的问题就更加棘手了。
　　有什么好棘手的呢？
　　就目前佛学界和佛教界所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互不信任甚至互相藐视这一突出矛盾的根源来说，与其说是处理方法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为人和治学的态度问题造成的。
　　我们知道，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一贯注重“温、良、恭、俭、让”，其中以孔子为代表。[5]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孔子的这一为人处世态度一直是正统的道德规范，为广大国人所认同。但问题在于，理想不等于现实，认同是一回事，实践又是一回事，认同的事不等于做到的事。人们注重“温、良、恭、俭、让”，希望能通过对“温、良、恭、俭、让”的学习和实践来完善自我，来推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6]国人的态度不可谓不诚恳，心情不可谓不急切！奈何，人们却做不到。不但做不到，由此而形成的思维模式反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手脚，致使不良风气笼罩了一切，掩盖了“温、良、恭、俭、让”的美德，以至于在某些“当仁不让”[7]的人看来，“温、良、恭、俭、让”就是民族落后和缺乏自信心的体现，是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东西。
　　当然，作为个人观点，谁都可以提倡和否定，这是人之为人的自由和权利，别人无从干涉。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如果带着这种态度来研究佛学和佛教，恐怕是很难避免涩槟榔现象发生的，因为态度和动机往往决定着研究时所用的方法，从而直接影响到研究的结果。在佛学研究中，要想真正有所收获，就必须对佛法和理性的关系有很好的把握和处理。
　　在佛法的体系中，认知方法可以有三种，即现量、比量和圣教量。在佛教看来，现量是所有认识和行为的基础，亲证现量之境是修行的关键所在，但作为认识基础的现量和作为修行目标的现量又存在着质的不同，所谓今非昔比；比量是建立在现量上的正确思维，是理论层面的东西，如果同实际情况不符，它将走向反面，成为非量；圣教量是诸佛言教，是教化所依。在三量中，学佛者一般是交叉使用，以圣教量为依据，以比量为前提，以现量为目标，从而将解与行有机地统一到一起；而研究人员则主要使用比量，圣教量仅供参考，现量几乎没有。从人们对三量的态度上已不难发现佛教界与佛学界的根本区别所在，那就是关于现量的问题。在佛法中，现量是一切法的根本，也是修行的目的；而在佛学研究中，现量则通常被忽视。现量被忽视的直接后果，是致使所有的研究都建立在纯粹的理论思维之上，从而使研究结论同佛教的实际相脱节，甚至闹出毫不相干的笑话。比如，当你从调查中得知所有参加禅修的人所产生的境界都不相同时，你很可能会认为：“佛法不过如此，连学佛者自己都说不清楚，有什么可靠性可言呢？”如果是这样，你就错了！错在哪里呢？错就错在你过于肯定自己理论的正确而忽视了一个最为基本的事实，忽视了一切事物自身的非言性。就像谁也无法对甜作出确切的描述一样，谁也无法对佛法境界进行描述，最多，你可以用一个“不可思议”或“离言自性”来代表，这便是语言的局限！很自然，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述的理论能不能不折不扣地揭示事物的真相是不言而喻的。在佛法看来，要向你说明甜的问题，理论的东西根本不必要，因为这个问题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你只要吃上一口蜂蜜，自然就知道什么是甜了；反之，即使我说上一百年，你也不可能知道甜的滋味！我们从这个感性的角度可以非常肯定地说，纯理性的思维是行不通的，只有以佛教自身的方法作为把握佛法的基本方法并适当地配以其它的理性思维手段才是佛学研究的最佳方式。
　　是佛法的实践性打破了纯理性思维的绝对性，佛法的直觉性决定了纯理性思维的失落。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认清了应当如何来面对研究对象，才能有效地进行相关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才不致于贻笑大方。当今佛学界同佛教界之所以会发生误会，不正是由于涩槟榔现象的普遍存在吗？
　　我们东方人一贯重视直觉，强调亲身感受，而西方人则强调理性，讲究从理性上去揭示事物的来龙去脉，注重解决生存与发展的种种问题。应该说，这两种倾向都不错，都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不过，佛学研究中的涩槟榔现象决不是纯粹的东方文化或纯粹的西方文化，而只能是东、西方文化的合璧：其中的人云亦云的成分来自于东方文化不求甚解的作风，而唯理是从的成分则是将西方文化中追求真理的精神绝对化的结果。必须看到，这两种倾向的极端发展实际上都是人类文化的糟粕所在，是应当抛弃的东西，而有些人却视之若瑰宝，岂不是人类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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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
　　[1] 作者恒毓(Hengyucius)，《世界弘明哲学季刊》编委会主席，哲学教授，中国南京大学哲学博士。长期以来，作者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佛、道、儒思想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体系的方法论探讨，除了有《般若琐谈》、《金刚经悬解》、《现代佛学文库·印光卷》、《普贤行愿品指归》和《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等近百万字的专著之外，在海内外还有数十篇相关论文发表，并多次在国际佛学论文比赛中获奖。电子信箱：hy@whpq.org
　　[2] 本文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此次出版时，作者对其作了部分改动。
　　[3]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自序品第一》记载：“惠明虽在黄梅，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师也。”据《五灯会元·五祖法演禅师》记载，西天外道尝难比丘曰：“既不分能证、所证，却以何为证？”无能对者。外道贬之，令不鸣钟鼓、反披袈裟。三藏奘法师至彼，救此义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难。
　　[4] 在《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七回》，艾曰：“吾军到此，已行了七百余里，过此便是江油，岂可复退？”乃唤诸军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与汝等来到此地，若得成功，富贵共之。”众皆应曰：“愿从将军之命。”毛泽东《实践论》说：“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5]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帮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详见《论语·学而第一》。
　　[6] 有关儒家的内圣外王，本人在《〈周易〉的圣人观与儒家的内圣外王》一文中有专门的探讨。本人认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说缺乏历史的真实性和现实的可行性，中国能否繁荣富强，这同是否提倡‘内圣外王’毫不相干，因为圣人与政治家完全是两回事，硬要将其拉扯到一块只是理论家的一厢情愿，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详见《世界弘明哲学季刊》2000年12月号《〈周易〉的圣人观与儒家的内圣外王》，国际网址：http://www.whpq.org/。
　　[7] 儒家创始人孔子曾有“当仁不让于师”的说法，见《论语·卫灵公第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