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很干，很贫瘠……附近看不到山，只有平地，很广阔干涸。我一个弟弟死掉了，我渐渐复原，但还是觉得痛，”她的话并不长，“我躺在一张小床上，盖了一些被单。”她病得很重，大蒜或其他药草也挽回不了性命。很快地，她就浮出躯壳之外，被吸往那道熟悉的光，她耐心地等候别人来帮她。

她的头开始摆向一边，又转到另一边，好像在看一幅宽广的风景。声音又再次变得沙哑而响亮。

“他们告诉我有很多神，因为上帝就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我从嗓音和坚定的语气知道她在“中间状态”。接下来她所说的，让我惊得大气都不敢出。

“你爸爸在这里，还有你儿子也在。你爸爸说你会认识他的，因为他名字是艾弗隆，而你女儿取的名字也和他一样。还有，他的死因是心脏病变。你儿子的心脏也不好，是反过来长的，像鸡心。他因非常爱你而为你做出重大牺牲。他的灵魂是很进化的……他的死偿了父母的债。同时他想让你知道，医药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它的范围是很有限的。”

凯瑟琳不再讲话，而我全身不能动弹，只想努力理清混乱的思绪。房间里冷得让人发麻。

凯瑟琳对我的个人生活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我只在办公桌上放了一张女儿小时的照片，笑开的嘴里露出两颗乳齿。旁边是一张儿子的。除此以外，凯瑟琳不知道我家里或我过去的事。我受过良好的传统心理治疗教育，心理医生该维持一种空白的状态，让病人能自在地倾吐他的情绪、想法和态度，然后再仔细分析其中的曲折。我一向和凯瑟琳保持距离，她真的只知道我做医生的一面，而对我的私人生活无从了解。我甚至连执业证书都没有挂出来。

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恨是第一个儿子亚当只活了23天就夭折了，完全没预料到。当时是1971年初，他出生10天后我和妻子卡洛从医院回到家，他开始有呼吸的毛病，并不断呕吐，非常难以诊断。“肺静脉循环不良，及动脉隔膜受损，”医生这么告诉我们，“发生的几率是大概每一千万名婴儿才有一例。”肺静脉原该带着饱含氧气的血液到心脏去，但接驳位置错误变成从相反的方向进入心脏。这就好比心脏是倒置的，真是非常、非常罕有的病例。

即便动了重大的心脏手术也挽回不了亚当，他几天后死了。我们难过消沉了好几个月，希望和梦想全黯淡下去。一年以后另一个儿子约旦出世，算是对我们的伤痛起了些安慰作用。

在亚当出生的那段期间，我正对是否选择精神医疗而举棋不定。我在内科实习期做得十分愉快，又有一个住院医生的空缺等着我。亚当的意外使我坚定选择心理治疗做终身职业。因为现代医学以其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竟不能挽回一个小婴儿的生命，令我愤慨。

我父亲的身体一向硬朗，直到1979年初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才亮起红灯，那时他61岁。虽逃过第一次发病，但他的心肌已严重受损，三天后终于不治死亡。时间大约是凯瑟琳第一次来看我前的9个月。

我父亲是一个信仰很虔诚的人，不过恪守仪式的成分大过精神超脱的层面。他的犹太名字艾弗隆比英文更适合他。他去世4个月后，我女儿出生，于是我给她取相同的名字以纪念故人。

现在，1982年，在我安静、微暗的诊疗室里，却有如振聋发聩的奥秘向我揭示开来，使得我双耳欲聋。我在精神的大海里泅泳，不过我爱这水。我手臂上起了鸡皮疙瘩。凯瑟琳不可能知道这些事，甚至也没地方可以查到：我父亲的希伯来文名字；我曾有个儿子，死于千万分之一几率的先天性心脏缺陷；我对医学界的看法；我父亲的死和我女儿的命名——太细微、太充分了，不可能是假的。如果她能说出这些事，是不是还能说出更多？我需要多知道一点。

“谁在那儿？”我问，“谁告诉你这些事？”

“大师们，”她轻声说，“前辈大师告诉我的。他们说我活过86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