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教我真心向佛，真心做人

◎释永信

　　到少林寺后不久，师父就让我四处参学，江西的云居山、安徽的九华山、北京的广济寺……直到1984年才回到少林，协助行正方丈处理日常寺务。

　　那时，我是师父身边的侍者，协助他主持工作。1984年，行正方丈让19岁的我，成为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人之一，被别人称为“二当家”。

　　老方丈圆寂之前的两三年，身体不好，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医院里。所以寺院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交给我来做，包括参加政府的、佛协的一些会议。由于老方丈的想法我能理解，老方丈交给我的事情我都能给他做成，甚至老方丈没想到的事情我也能给他想到并做好，所以老方丈对我这个徒弟还是比较满意的。

　　另外，我经常跟着他一块出差，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宗教部门的人都认识，打交道多了，相互之间也都熟悉了，至少他们知道我是老方丈身边的人，并且认为我是一个能为寺庙着想，能为佛教界着想的人。

　　师父年事渐高，也在默默盘算着接法传人的人选。少林寺是个子孙寺庙，少林寺的住持是由前任方丈认定的，因为有这个传统，讲的是衣钵相传。所以，行正方丈病重期间，他主动向地方政府有影响的人推荐，明确我为他的衣钵传承人。1987年8月，老方丈圆寂之前，将法卷、衣钵郑重地授予我。并叮嘱我：“平时多盖些房，多存些粮，一定要想法恢复少林寺的鼎盛。”

　　当时，少林寺有48位僧人，其中确实有一批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僧人。而师父选中我，是对我的信任。我答应师父，定要为中兴少林，重振禅宗祖庭当好少林寺的家。行正方丈圆寂后，22岁的我，承师衣钵，正式成为少林寺的主持。

　　此后，我翻阅了大量史料，追溯禅宗祖庭历史的辉煌，依靠政府的支持，设法筹资修复了法堂、钟楼、鼓楼等，铺设了寺院内长达几百米的莲花大道，力争给少林寺找回了一些宏伟壮观的气象；后来又成立了武僧团，依托少林功夫扩大少林寺在全国、全世界的影响；成功举办了少林寺1500周年的庆典活动，使祖庭少林寺再现了大乘圣地的辉煌，使各种修禅活动恢复正常。

　　当然，我还做了些实实在在的小事：至今，还在少林寺的地下仓库里存放了足够寺庙所有人吃两年的粮食。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藏金子银子，而去藏粮食？我想，既然师父关照“多存些粮”，必然有他的道理。再说，遇到荒年，金子银子能吃吗？

　　我不仅要备粮，还要备人才。

　　少林寺常住院总共才一二百人，要选人才有数量上的局限性。为此，我们在省内外，共恢复、创办了十多个下院，同时还在海外发展了下院。

　　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32年后，被称为西天二十八祖的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来到少林寺传授大乘壁观禅法，成为中国佛教禅宗初祖，少林寺因此被称为禅宗的祖庭。

　　如今要恢复下院，必须结合历史、文化、宗教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成为下院的首要条件是，这些寺院不但要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而且还要和少林寺有一定的宗教法脉的传承关系。

　　2008年，云南昆明官渡区官渡古镇的妙湛寺、土主庙、法定寺和观音寺四座古寺，经过当地政府整修一新，准备重新开放。由于历史原因，这四家寺庙里已经没有僧人了，但是建筑风格和佛教氛围依然显现。少林寺是有着1500年历史的子孙道场，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独特的文化，传承非常完整有序，当地政府看到少林寺这一优势，就决定请少林寺的僧人入住并接管这四座寺庙，他们多次派人到少林寺考察并表达了这一意思。云南当地佛教信仰基础很好，明清时期少林寺有一位无穷禅师，就曾到云南弘法，这在《徐霞客游记》里都有记载。

　　同时，昆明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门户枢纽，是中国面向东盟的第一城，这也有利于和东南亚佛教国家进行宗教交流和文化交流。2008年11月24日，少林寺与官渡区政府正式签订合作协议，正式接管位于官渡古镇的以上四座古刹，期限为20年，这是少林寺在西南地区确定的首所下院。

　　这件事，当时也备受媒体关注，这也不是媒体第一次关注少林寺下院了。少林寺作为全国落实宗教政策后恢复较早的一个子孙丛林，在僧才、管理以及经济方面都有比较强的优势，一些新近恢复的古寺，缺乏僧才，缺乏资金和管理，我们就在资金方面给以他们支持，派僧人帮他们管理寺院，这也有助于僧才的培养和选拔。近几年，少林寺恢复了一批下院，这些下院有些历史上就隶属于少林寺，有些甚至在历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比如：慈云寺、空相寺、超化寺、水峪寺。

　　慈云寺是中国最早的寺院之一，在今天的河南巩义境内，自古就是一个很好的修行场所，东汉初年，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曾在此修行，最近几年，在少林寺和当地政府的努力下，慈云寺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修缮和恢复。

　　空相寺在河南省三门峡熊耳山，建寺已有1900余年，当年达摩在少林寺传法二祖慧可之后，到熊耳山下的定林寺，即现在的空相寺传法5年，于梁武帝大同二年(公元536年)圆寂并葬于寺内。因禅宗初祖达摩在该寺圆寂，被称为“禅宗祖茔”，在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地位。现仍保留着“达摩塔”、“达摩石刻画像碑”等珍贵文物。1992年起，我就多次与当地政府协调，恢复空相寺，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现在，空相寺已经基本恢复了，每年到这里朝拜的信徒都很多，其中也包括很多海外的禅宗团体。空相寺在禅宗文化上与少林寺有着割不断的渊源关系，成为下院，那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超化寺在河南省新密市，距离少林寺不到100公里，这座寺院在我国的佛教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唐朝时，全国有19处阿育王供奉的佛舍利的寺院，超化寺排在其中，名列第十五，号称“名刹十五”。中国净土宗初祖菩提流支曾在此译经，并传法于二祖昙鸾，是净土宗的祖庭。

　　水峪寺位于登封大熊山，历史上就是少林寺的下院，少林寺曾经在这里存放粮食，供寺院使用，并在饥荒年开仓放粮，救济灾民。现在这里比较偏僻，适合闭关修行，我们把它恢复以后，可以给僧人提供一个静修的场所。

　　少林寺从雪庭福裕开始，制定了宗法门头制度，并形成了以少林寺常住院为中心的一个寺庙群，在寺院周边有许多少林寺的下院，最多时达40多处，他们大多分布在中原地区，他们各有独立的寺名。

　　这些下院都是曹洞宗的传承，僧人都是少林寺的子孙，少林寺的执事都是由下院选出的，所以少林寺一直僧才辈出。宗法门头制度以及下院制度的稳定性、凝聚力保证了少林寺历史上的长盛不衰。因此现在少林寺有能力恢复下院我们就尽量多的恢复下院，以此来保证少林寺的兴旺乃至整个中国佛教的兴旺。这是少林寺作为祖庭道场的责任。现在，这些下院的住持、监院、法师等人都是由少林寺委派，必须是在嵩山少林寺出家修行多年，德行出众的僧人。

　　少林寺恢复和创办下院，注重的是宗教文化的传承，而非旅游资源的开发。如前所说，我更看重的是通过这种组织的扩大，在巩固少林寺禅宗祖庭地位的同时，注重僧才的培养。现在，少林寺常住院加上各个下院的僧人总数已超过五百，这比起一二百人的范围，更容易培养和选拔新一代僧人。

　　我今天的所作所为，都是受行正师父的影响和激励，是老方丈引领我真正走进了佛教的殿堂；而他教给我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如何做方丈，而是如何真心向佛、踏实做人。

　　行正方丈圆寂时，少林寺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关系有些僵，在佛教界也没什么地位，更重要的是我还很年轻，也没有大的成就，不可能一下子成为方丈。但我想，只要真心向佛，认真做事，这个社会总会承认我的。

　　方丈圆寂后的11年，通过向当地政府、佛协推荐，最终由国家宗教局和中国佛协认可，即1999年8月，我被认定成为少林寺第30代方丈。在升座法会上，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主席、深圳弘法寺方丈本焕法师为我展具、送座(老法师非常重视禅宗祖庭方丈的升座仪式，亲自选定升座日期，这让我这个后辈十分感动)；年已83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致辞；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倪强居士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向法会展示了赵朴初会长的金字贺轴。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厦门南普陀寺方丈圣辉法师，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传印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广东云门寺方丈佛源法师，重庆慈云寺方丈惟贤法师，郑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袁留增副局长，登封市人民政府丁三友副市长等先后讲了话，对少林寺建寺1500多年来的地位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冻宗教信仰自由以来少林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老舍夫人胡潔青老人也派人送来了贺词，书有“大悟”两字，言简意赅，情真意切。

　　我在答谢词中对各级人民政府、佛教协会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支持和信任表示衷心感谢。

　　最令我感动的是，93岁高龄的本焕老和尚和83岁高龄的吴阶平副委员长，一个从深圳，一个从北京，不顾年事高迈，千里迢迢，亲临少林，充分体现了两老对我这个后辈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我再三向两位长者表示感谢，定当为少林寺的复兴，为佛教事业的弘扬尽心尽力。

　　这些年，有不少人问我：你是不是高僧？我对这个事看得很淡。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崇拜，一种是圣人崇拜，一个是英雄崇拜，这个圣人崇拜呢，其中之一就是对高僧的崇拜。

　　我研究过高僧，读过高僧的传记，要成为历史意义上的高僧，这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我现在只是想，将来如何能为少林寺，能为社会多做一些事情，至于是不是高僧，我看得并不重。

　　与常住院一墙之隔就是少林寺的塔林，历代高僧大德云集在此，我师父行正是其中不可逾越的一座。每当我信心不足时，师父总会给我激励。我没想过自己将来能不能进塔林，那是后人的事情，我的是非功过历史会说了算，我只想着把现在的事做好就是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