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比丘开示于福严佛学院
在佛教历史中，僧伽一直是站在佛教活动的最前线，僧伽是佛陀在世间的代表，两千五百年来，僧伽也在人间延续法的传承不绝，藉由出家与弘法来维护佛陀的遗教生生不息。如此，三宝的显现维系在僧宝，僧团是佛亲自创建的组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僧伽是反映佛陀的形象。比丘与比丘尼跟随佛陀的教导出家，过着无家的生活，舍弃家庭、职业、房舍、世俗生活的期望与承诺；基于深信，他们接受戒律－佛陀所制定的行为规范，作为生活的指引。他们过着和世俗人不同的生活，他们有独特的外相，剃发、僧袍、遵守特殊的礼仪。他们依循和世俗人不同的法则：独身、持戒、简单朴素、无恚无害、舍离世俗贪欲。他们过着专注、奉献的生活：专注于学习、禅修、教导、弘法、管理僧院及训练僧众；专注于追求清净与修证解脱道。不管在他们之中有什么不同的生活型态，他们生活与生命的重心在奉献佛陀与佛法，把弘扬佛法当作自己生命的任务。
我们认为僧伽是接触佛法的通道，透过僧伽，佛法可以长留在人间而传达给每一个人。我们认为法是达到和平与幸福的真实道路，是离苦得乐的安稳道路。因此，基于对全体人类与有情的慈与悲，我们希望正法在世间长存兴盛。
僧团已经存续了两千五百年，比罗马帝国、中国的各个朝代、大英帝国都还长久。僧伽没有武器军备、没有财力资源、没有军队，仅仅依赖真理与道德(法与律)的力量而延续传承。不过，这不保证在将来也能延续下去，或是保证能继续对人间有重大的贡献。这个任务须依赖僧团的成员(每一新世代的比丘与比丘尼)，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因为佛教的未来决定于僧团的未来。为了僧伽能长存，我们必须持续保持警觉来迎接僧伽的挑战，在这新的廿一世纪中，我们必定会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来面对，并且成功地响应这些挑战。
历史活动总是一连串的挑战与响应的交互影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变动的环境产生了新挑战，而成功地响应这些挑战的人改变历史的轨迹。僧伽也是在同样的历程中成长和发展，在最辉煌的年代里，僧伽基于洞察力、勇气和信念，发挥创造力去克服他们；成功响应新挑战不只延续佛法的传弘，而且通常也展现出佛法的潜能与在过去历史环境尚未呈现的新局面，这些改变将佛法以更能符合新时代精神的方式传播到新世纪，也使僧伽能在新世纪中扎根茁壮与运作。当僧伽未能适当响应这些挑战时，在面临挑战遭受挫败时，佛教就衰退、变质、或停留在迟滞的状况，直到一位或者一群具智慧与勇气的僧人出现于世，再次克服这些挑战。
这种挑战与回应的过程，发生于佛教历史的关键时刻上，举例来说，在佛陀般涅槃后，僧伽面临的挑战是：佛陀入灭之后，僧伽如何维持佛陀的教法？僧伽以结集佛陀的教诫成毘奈耶与修多罗来响应这挑战。在阿育王时代，在家的虔诚学佛者数量增加了，僧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建立与维持信众的深信，僧伽以强调宗教仪式，和引导这样的修习来响应这个挑战。差不多在同样的时期，婆罗门教的思想趋向更严谨的架构和精密的分析，这是个挑战。
僧伽发展出阿毘达摩来响应：以更严密、更系统化的方式阐明世尊的教导。当印度的影响逐渐扩充，随着而来的挑战是：认识印度以外的国家和把佛法弘传到更广更远的地方。僧伽的回应是将佛法传弘到锡兰、东南亚、中亚、中国，稍后传到西藏与喜马拉雅山麓各王国。这些新兴的佛教区域也逐一带来新的挑战，需要僧伽有更多的勇气、信念与才能面对它。
在这些新领域建立佛教，需要面临新挑战，适应新文化与社会环境、学习新语言、将经典从印度语翻译至另一种与印度毫无关联的语文。然后，当佛教逐渐成为这些区域的主流优势宗教，将当地的新传统也融入佛教，使佛教得以轻易地与当地的风土民情结合。结果是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佛教呈现显著的差异：假如我们把锡兰佛教、中国佛教与西藏佛教并列比较，我们除了庄严的佛像、僧院生活、仪轨与禅修之外，几乎看不见任何外观的相似处。
不管从佛陀的时代到十六世纪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些变化都是我们现今称为『传统』的背景环境下发生的，这样的传统佛教文化有下列特质：
(1)主要的生活型态是农耕生活。
(2)大多数人的世界观都深受宗教影响，通常是佛教和土著宗教的混合。
(3)政治体系通常是君主政体，但是基层是乡村层次的高度自治。
(4)僧伽在民众生命的各个层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主要是负责教育人群与 提供他们社会及文化上的服务。
十六世纪在亚洲佛教国家发生的挑战撼动了佛教的根基，在这个被标志为殖民时代开端的世纪，传统佛教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接踵而来，征服了佛教的故国，掌握了佛教倚赖的社会政治机构，他们派出传教士来转变佛教徒改信基督教。虽然传教士只达到有限度的成功，所有这些竞争措施给予佛教徒的自尊残酷的一击。在上座部佛教世界里，帝国主义者的方案对锡兰有了重大的影响，首先是葡萄牙人，然后是荷兰人，最后是英国人攫取了锡兰的一部分，直到十九世纪初期，英国掌控了锡兰全岛。在帝国主义政策的影响下，结果是僧伽被边缘化，被剥夺了好几世纪以来在佛教徒生命中扮演的主导角色。在都市里很多锡兰人信奉了基督教，甚至比丘白天走在街道上会感到难为情，因为那些西方人与锡兰本土的追随者会嘲笑穿着黄色僧袍的僧人为「黄鸟」。
但是僧伽并未保持被动，他们了解佛教的未来正处于关键时刻，必须振奋起来，面对挑战。在锡兰，有些比丘学习英文、西方文化与哲学，学习寻找基督教的弱点并用西方的语言反击，他们在现代科学与欧洲人道主义找到同盟，这些同盟者也攻击基督教并揭露它的错谬。僧人同时也作了积极的改变，他们更改了传统宗教的型式来面对现代世界的挑战。僧伽知道再也不能作一般人难以了解的冗长、浮夸、学术性的讲解，对一般民众他们改为作简明、有意义的说法，教导民众如何将佛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中。以本生故事中的菩萨为典范，僧伽参考基督教会组织，学习并发展出佛教式的社会服务。他们建立了全国性的佛教组织，来保护佛教不被其他宗教攻击和在各个阶层弘扬佛法。锡兰的佛教僧侣也因为他们在巴利语和佛法的学术地位赢得广泛的尊敬，高等佛学研究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增加，在这当中 Vidyodaya 和 Vidyalankara 研究所特别著名，吸引了许多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学生。
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中有两位大师，太虚大师与印顺导师，成为中国僧伽的主要形象，因为他们为中国佛教现代化铺路。他们不仅要迎接这个挑战，也必须清晰地定义这个挑战，来对跟随者解释困扰中国佛教的问题本质。其他僧众(也许有少数例外)并未意识到这个挑战，在遭遇困境之后，却对这样的困境毫无头绪，因为他们不明白困境的源头，所以也就无法处理困境。但是太虚大师和印顺导师与之前的其他人不同，他们认清中国佛教内部的问题，两位均诊断了中国佛教的病情，也了解如何去医治。他们了解佛教不是仅仅提供葬礼与祭祀、礼拜与祈愿等服务的宗教，而是教导以无上正觉为目标的、深广的心灵修炼体系。他们了知佛教的哲学深奥、理性、纯净的德行是切合实际的的生活指导。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出发，努力将中国佛教转化成与现代社会协和的宗教。如此，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印顺导师提倡人间佛教。
到了廿一世纪，僧伽所面临的新挑战，甚至与十九世纪改革派的锡兰佛教僧侣所面临的不同，与二十世纪中期致力于改革的两位中国佛教僧侣所面对的也不同。我们可以看见目前这个阶段，一方面有很多潜力可以推展佛法，有很多机会可以弘扬佛法，在另一方面我们会面临许多内在与外在的挑战。
我只提到两个外在的挑战，但是不会用太多时间来讨论这些。第一个潜在的威胁是来自基本教义派的福音派教会的传教活动，与来自伊斯兰教的冲击。目前以基督教的活动较为活跃，可是不久的未来，伊斯兰教可能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改变信仰。基督教会在丰富的财力资源支持下，瞄准佛教徒众多的贫穷区域，改变居民的宗教信仰，他们利用心理学研究与市场营销技巧，设定了几个主要策略。首先他们用财务的诱因吸引人们接近基督教，在他们更为倚赖这些经济协助之后，迫使他们舍弃佛教而改信基督教。我没有简单的方案来面对这样的威胁，但是我不同意有些国家建议的政策，例如限制宗教自由与禁止人民改变宗教。在我看来，我们不应该以限制人民选择宗教的自由来保障宗教，即使是为了保障我们自己的宗教，即使是这样的选择出于金钱酬佣的诱因。我想，此一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在健康的经济发展之后，经济的利益所诱导的改信宗教将失去其魅力。
另一个是快速发展中的佛教国家所面对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消费文化，强调立即满足感官欲乐是生活的最高目标。这样就和传统佛教徒所强调的自我调御与心灵宁静相冲突。我相信最好的对治方法是佛法教育，从儿童时代起就教导适当的佛教知识，这样的教育可以由父母的行为与态度，用身教持续加强教导，父母显示给儿童佛教的基本美德，让他们认知感官满足的极限。
所以现在让我提出问题：那些特殊的挑战是今日僧伽所面对的？而且也是未来可能面对的挑战？
僧伽所面对的最基本的挑战
维持佛陀教导对人间的适用性。从二十世纪到廿一世纪的过程最鲜明的标记是，从重视工业生产移转到重视信息的取得与发送。这样的转变已经在最先进的国家和世界各国的精英中发生了，有时被称为从工业时代移转到信息时代，从一个生产为主的世界移转到知识为主的世界。
我们知道，僧伽总是与在家信众保持最紧密的互动，两者的关系是互相倚赖与协力合作，传统佛教中，在家信众提供僧伽四事供养：衣服、饮食、住处、医药及其他物质资源。僧伽则提供在家信众佛法教导以及全心修习佛法的典范。僧众理应专注于学习、禅修、教导、说法以及执行宗教仪式(例如每日的定课与诵经)。在家信众则供养饮食、遵行五戒、及参与更具宗教仪式的禅修。这两种佛教的主流是典型的传统佛教文化。我称前者为「解脱道」的佛教，它强调佛法的核心价值：了知佛陀的教导、内观禅修、发展智慧、体证般若、正觉或涅槃。我称后者为「方便道」的佛教，这是依据在家信众的能力与需要所调整的教法，它重视对佛陀与圣者(菩萨、阿罗汉、贤圣僧)的深信，及对功德(布施、持戒、礼拜、朝山)的累积，以达到来生的善报，「方便教」假设佛教信众尚未准备好，来接受甚深的法义和严密的禅修，需要藉由信、施、戒的逐步教导来成熟根器。
我相信现在正发生的变化，将彻底改变这两种佛教关系，随着这种转变，僧伽将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而必须预先做好准备。我不是预言家，也无法预知未来，仅能依据目前的趋势判断未来的情境，试着描绘一些我所预见的重要挑战。
1. 高等教育的角色：
在信息时代，有更高比率的人会完成大学教育，民众将比过去有更多渠道取得大量的知识与信息，他们对世俗事务与佛教的了解将比过去更精通。这将造成两者关系震撼性的改变，假如僧伽将继续教导适用于在家信众的佛法，就必须满足在家信众的需求，这些需求有部分是受他们的教育所影响。既然我们是生活在大多数人接受大学教育的年代，民众就期待佛法能够符合他们所接受的学院教育的水平，他们将不会仅仅是出于尊敬与信仰而接受僧众的教导，他们被训练成提出疑问与解答，在学习佛法时他们也将采取同样的方法，因此僧众必须准备好回答问题，他们不能期待从信众必然的谦卑顺从，他们必须藉由清晰地阐明佛法来赢得尊敬。僧众本身也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主要是研习佛法，但是也应该旁及与佛法间接有关的学科，例如现代哲学、心理学与其他学科。至于如何将这些世俗的知识整合在僧院的课程规划中，这仍然是个尚待解决的问题，须由负责规划僧院教育的人深思。
2. 印刷出版的角色：
紧接与上一议题相关联的，是出版品所扮演的角色，如同在公元前二世纪对佛教造成的转变，1950年代开始印刷品与商业出版对佛教也造成同样的影响，目前有数百本有关佛教各议题的英文书籍－学术性与通俗阅读的书籍都有，也有其他语文书籍。所以任何勤奋的学生，都可藉由书籍获得广泛的佛教知识。对于佛教经典与注释书的知识，不用再像传统佛教那样，倚赖寺院与僧众才能取得。个人计算机更进一步革命性地改变佛教研究，任何勤奋的人都可以在个人笔记本电脑上存载一整个佛学图书馆，内含数种不同版本和语言的大藏经。他们也能透过因特网取得广泛的佛教信息，与参加各种不同佛教宗派的网络讨论小组。这样有关佛法的书籍知识再也不是僧院的特权，大学也把佛教研究当成正式课程，数所大学也有佛教研究机构。有不少杰出的在家佛教学者在专精的佛学领域作研究。
对我们而言，这就产生了一个「僧众必须提供什么教导」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的任务不是与在家的佛教学者竞争，我们当然也应该追寻佛教的学术知识，从越多的可信来源越好，假如需要，也应该向在家学者学习。但佛教僧院生活提供的是实际修行佛法的机会，它提供了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对三宝的信、解、行、证机会。自古以来，僧伽都是这样的生命方向，吸引贤能的信众出家来修行解脱道，在新世纪成为僧伽力量的新泉源。但是我们必须确定我们的意图是在结合佛学与修行，结合博学、信心与承诺，我们不能只追求知识而没有修习，也不能仅有盲目的修习而没有正确的知解。
3. 人口的迁移：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民众从乡村移居都市，我们因此看见都市不断往上往外扩张。像台湾这样的佛教地区，人口的迁移带给佛教徒不同的宗教生活质量，原先基于信、施、功德的「方便道的佛教」，将无法维持都市中思辩型民众的信仰，这些人可能是计算机工程师、医师、自然科学家、企业主管、财务专家等等的专业人士。假如我们期望他们能信仰佛教，他们可能对我们提供的佛教类型，是与天堂、地狱、来生相关的信仰为中心的佛教感到失望。他们被教导在此地此世期待明显、具体可见的结果，佛教必须能符合他们的期望；如果不能符合这个期望，他们将会转身离去。不过，生活在高度压力环境下的民众还是需要追求佛法，他们可能更加热切需要佛法，就如同病人比健康人更加需要医药治疗一样。这非常重要，僧伽基于对人类心理的的洞视与对法的如实知见，可以提供教导来帮助人们以一种清晰、切合实际的方法，处理日常生活及他们自身的问题。这是世尊本身常用的教导方式，也是我们从古代经典所得到的教导资源。假如我们不如此教导佛法，民众将对佛教丧失信心而转向其他宗教。
在此之前，我曾强调可经验到的实质利益让民众易于亲近佛法，我要澄清这点，我无意要游说将佛法稀释或修改得让民众「容易消化」，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以现在民众的理解能力与性格来调配佛法的教导，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强调他们的经验范围的观点，以便启发他们能信仰超出他们经验之外的佛法，但是，任何适当与完整的教导，终究必须完整清晰地呈现佛陀的实际教导，涵盖佛法架构里的所有重要内涵：这必须包括业力与轮回、三界众生、证悟与解脱的阶位，等等远超出一班人经验范围的教导。但是必须有技巧地、一步一步慢慢地由浅入深来引导，从明显而立即可见的利益、到需深思才能明白的教法。假如我们一开始的教导就强调轮回与各法界众生，或者从重视礼拜朝圣与深信的方式来接近，接受现代教育的民众，将放弃对佛教的兴趣而成为无神论者。但是他们也可能不会丧失对佛法的兴趣，改而追求一种没有僧伽的佛教，受过高教育的在家佛教徒可能自己组成教团，佛法讨论教团与禅修教团，如此，将出现一种与僧团佛教并行的在家佛教，僧团佛教与庆典、祭祀、布施将为乡村民众与较淳朴的都市民众所偏好；而受教育的都市居民、多闻的精英将偏好在家教团，仅在丧礼或培养功德时才亲近寺院。佛法的实际弘传，将完全透过在家教团，其实，我已经在美国与锡兰观察到这种现象了。
为避免误解，我要强调我并不是要摒弃「解脱道佛教」的信仰，像业力与轮回、像因果报应的故事、信仰的重要、布施、修功德等等适合世俗民众的权宜教导。我想要说明的是，未来受高等教育的民众逐渐增加，接近佛法的入门途径可能不是传统的感性的相信，而是对法的理性、经验、实用的要求；注意用心于这种需求的佛教宗派，将有比较好的机会兴起。
4. 心灵锻炼的角色：
最重要的一点是信仰佛法不仅是经由理智、德行，而是经由内修与心灵锻炼的系统。这是分辨佛教与几乎其他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强调心是决定我们幸福或苦恼的重要地位，及它所提供的实际心灵修炼方法。所以禅修对许多人而言，是接触佛法的重要入门途径，这是许多不是佛教徒背景者的特殊入门途径，在欧美更是如此，对具科学背景，带着质疑、追问态度的传统佛教徒，它也被证明是有效深入佛法的途径。
我不认为仅仅禅修是个解决方案，在这方面，我要批评在欧美只教导佛教的内观禅修，而不教导法义与信仰的老师；我认为平衡的教导是必需的，在信仰与奉献、学习佛陀的教导、禅修三者之间取得平衡，但是今日许多人因禅修而对佛法产生兴趣是个事实，一旦他们经由禅修得到实质的利益，对佛法的兴趣也被唤醒，而逐渐导引去了解佛法，研习佛教经典，进入深信、奉献乃至于出家。
在中国传统佛教，当僧人深入禅修，它通常意味着厌离世间，他会采用隐居的生活方式；退隐山林而数十年不与人往来，独自禅修以求开悟证果。在这新世纪的开端，禅修成为吸引许多受高等教育的民众学习佛法的活动，因为他们认为禅修对世间的生活有帮助。他们坐禅不是厌世与逃避，而是认知苦与乐都系于心，也了解透过心灵的锻炼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与快乐。最近在西方禅修已经成为社团活动，它不再是在深山的独自修炼，而是在都市或乡镇宁静的禅修中心群体禅坐。也在戒备森严的监狱中教受刑者禅修，转化他们的生命；在医院里教导癌症患者禅修克服疼痛；教给其他宗教的信徒禅修融入各自的宗教生活。心理研究显示，禅坐的人即使工作与生活较为忙碌，也过着比较快乐的生活。如此，为了中国佛教僧伽在将来与民众保持合适的互动，强调群体共修而非离群索居的禅修活动是十分重要的。
5. 印顺导师学系的角色：
谈到关于中国佛教与特别，是根源于印顺导师的学系，在新世纪相对于欧美佛教对佛教所能作的贡献。在西方各个宗派的佛教有显明的代表，在欧美有活跃的上座部佛教中心，虽然主要在禅修的教导，尚未强调经典的研习。有很多藏传佛教中心，着有从学术到密集禅修等不同的重点。但是代表东亚佛教的，主要是日本与韩国的禅宗，他们对佛典的研习并不重视。在欧美佛教中几乎缺少了整个早期大乘佛教的传统，中国佛教与印顺导师学系将这一传统保存得最好，他们代表中国佛教的一个支派，不仅为中国佛教，也为初期大乘佛之传承寻找可靠权威的根源。这一学系可以给西方提出一幅完整图画和解释，藉由印度古典大乘佛教，提供后期东亚大乘佛教学派－如禅宗、净土宗、金刚乘等，所从而发展之母体。
6. 僧伽提出的挑战：
我已经提及几种僧伽面对新世纪挑战的方法，但是我要强调的另一个重点是，僧伽的重要任务不仅是迎接挑战，僧伽也要提出挑战。他们要对抗新世纪提出挑战。现代世界都围绕着盲目追求感官欲乐而空转，僧伽是一个由将生命专注于弃舍感官欲乐的僧尼团体。经由和平的态度与内在的喜乐，僧众给世界的挑战是「认清快乐之路，基于主宰感官的欲望，而不是沉溺于其中」。现代世界建立的快乐，来自财富与权力的迷信；僧伽的快乐则建立在来自安贫乐道、少欲知足。藉此，僧众给世界的挑战是「认知快乐来自俭朴的生活、减少对财富与权力的渴求」，僧伽展示给世界有力的挑战是「转向内在的心志去寻求真正的快乐与和平」，现代世界在技术创新中无止境地追寻满足，总认为越新的就越好；僧伽则是保存与尊敬古老的传统，过着不被太多舒适拖累的生活。藉此，僧众提出给世界的挑战是「采用俭约的生活方式，尊重传统，珍惜与保护自然环境」。现代世界面对不同信念、宗教、种族之间暴力冲突，以为暴力可以解决问题；僧伽则立足在非暴力的原则下，坚信容忍、协商、让步是人类达成和谐的重要因素。僧伽提出给世界的挑战是「人类应该藉由互相了解、容忍与慈悲来解决问题。」
僧伽也应借着对「出世间法」的承诺，提出对世界的挑战。虽然我稍前提到以可见的、确实的法益让新世代的民众易于亲近法，我要强调佛法的最高利益不仅仅是俗世的利益，不论基于早期佛典的上座部佛教，或古典大乘佛教，佛法都是导向出世间的目标—涅槃或最高的证悟。
这是僧伽的任务，坚持出世间法，以对抗任何试图稀释佛法的诱惑，稀释佛法来使民众容易接受、使佛法似乎仅是为了达成世俗生活的快乐与宁静。藉由坚信「出世间法」，僧众教导世间注意所有世俗快乐的极限。它挑战了任何在世间安顿与寻找舒适地方的企图，即使是为了这目标而学佛法；它挑战人们去了解究竟智慧与究竟解脱是超脱世俗世界的。
7. 良知的声音：
良知的声音引导我谈今日令一个僧伽面对的挑战。今天广泛而恐怖的问题是，上百万人的生命被杀害，另有无数的人受到未透露的伤害威胁，我心中想到愤怒的种族冲突与毁灭性的战争，伤害许多无辜民众的生命，其中包含妇女与儿童。我想到暴虐的政府逮捕无辜民众入狱，拷打和凌虐他们，甚至让一般人民经常生活在恐惧之中，我想到贫富之间的差距，穷困国家与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我想到饥饿与疾病夺走了许多穷人的生命，有些疾病甚至可在微少的费用下治愈，我想到数百万的妇女因被迫卖淫所面临的堕落，通常是出于贫困而被她的家庭所迫；我的心为他们所遭遇的苦难而颤动。我想到每年全世界为了毁灭性武器所挥霍的数千亿美金，
而同时却有世界一半的人口，每天只能得到赖以为生的食物。最后我想到我们疏忽不计后果地破坏我们的环境：空气、水、土壤、食物，而不顾我们的下一代。我认为，这是僧伽应扮演世界上佛教良知声音的角色，也就是僧伽或者至少是领导的长老，应该针对处理广泛的、违反人性的诸多问题，表达佛教的伦理价值观。这也是规划廿一世纪实务的「人间佛教」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我想，如果印顺导师仍然在世—在他壮年的话，他也会同意我的意见。我们不能以过着舒适的僧院生活而满足，我们必须成为那些数十亿无声的、无助的民众发出自慈悲的声音，来对抗地球上残害人类与众生命的残酷、强权的暴力。我们必须准备好在尚未太迟之前、在人类的贪瞋痴尚未毁灭所有生命之前站出来发声。我们应该以公义挑战不公，以真实挑战谎言，以慈悲挑战残忍，以了解挑战无知。这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僧伽所面对的最大挑战。
转载于《福严会讯》第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