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佛教的使命

　　第一四七期, 在线慧讯 居士佛学讲座

　　蔡明田

　　前　言

　　佛陀在世间成道立教说法，以佛法善导众生弃愚生智，启发般若智慧，进而入般若婆罗密多的境界。以戒定慧修行的教导，使众生了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宇宙万法生灭现象。万法空相的了解，也是解脱世间苦厄的要点。从佛法上说，无常无我的认知，是修行解脱的重点，也是解除苦厄的方法，所以佛教强调，应以般若婆罗密多的行深，才是究竟圆满修行之途径。

　　「人具佛性，皆可成佛」，是大乘佛法，法相「唯识学」之重大的主张，但认为佛性也是空性，空的因缘法中，因为有了一念「无明」，而产生了意识，轮回为人，所以又有了生死，也有了苦厄，这便是「缘起性空」、「因缘和合」的宇宙万法现象。佛陀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生灭是世间现象的常态，世间之一切事物，皆是缘聚而有，缘散而灭。既然是和合的东西，必然会有分散，所以说，有合成必会有分离，有聚集必定会有分散，这是世间法的定律，所以世间万法皆被认为是「无常、无我」现象。

　　《般若婆罗密多心经》上说；修行之深入「智慧度」之「般若婆罗密多」(从世间此岸到达涅槃彼岸)的时候，便可观察到「五蕴」之色受想行识，皆是因为由空性而产生的，所以说，万法的内涵皆是空相的。经上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万法的实相，没有，生灭，垢净，增减。当对实相空性的认知，即可了解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现象，便可放下而度过一切苦厄，了解到诸法是空相，便可放下万缘执着，而达到心识的无挂碍，就没有恐怖，就可以远离颠倒梦想，进入究竟寂灭的涅槃境界。惟唯识学认为，涅槃也是空相。这便是佛法微妙之处。

　　金刚经上，佛陀告诉我们，过去之三世诸佛，就是依这种智慧的修行方法，进入无上正等正觉的证悟境界，所以佛陀要我们参照过去三世诸佛的修行经验，以般若智慧，从此岸度到彼岸的方法，达致觉悟成道的究竟涅槃境界。经上云：修行必须深入般若智加上布施供养的助缘，是居士学佛修行，由迷的此岸达到觉悟的彼岸的主要因缘。经上，世尊告诉须菩提，恒河有很多支流，何况诸恒河中之沙，如果有人以所有沙数，像充满于三千大千世界一样多的七宝，用以布施还比不上了解金刚经之四偈句，并为他人解说的功德。所以说，法供养超越布施供养的功德。对居士学佛来说，佛法的修行是最重要的。佛教常说：「广度众生是福行，自断烦恼是慧行，福慧双修菩萨行，福慧圆满即佛道。」

　　佛教的发展

　　鹿野苑度五比丘得以开悟，佛陀之后就有了僧团 Sangha 之成立。普度外道、婆罗门、沙门乃至在家信众接受感化，也有不少在家弟子，深受感动而出家随佛陀修行。在阿难的请求下，佛陀特以「八敬法」来接受女众得以出家修行，因而僧团迅速扩大。

　　僧团是出家众的组织，领导修行人以佛法为学，以戒为监，来达到修行之清净，以禅的修习来达到定的效果，而产生慧性的般若智，提升人性之圆满，这便是修行人学佛追求的目标。佛法上说，迷是众生，悟才是菩提，所以说，不圆满才是人生。

　　僧团也称为僧伽(Sangha，简称为僧)即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式叉摩那(学法女)，这便是出家五众，加上在家两众(优婆塞、优婆夷)这七众弟子组合的佛教教团Vana，也因而圆满组成。佛陀在世间弘法四十五年，教团不离不弃和佛陀一道，迈向世间行，八十岁进入涅槃后，教团还不间断，循着佛陀的脚印，继续走下去，到永久永久，为世人之安乐，提示佛陀的关怀。

　　佛陀为世间一切法的提示，都是为了众生的离苦得乐，了脱生死为最终目的。以法的滋润布施世间的一切，这是佛法的精神。佛陀弟子众多，其中常随弟子有一千二百五十人，陪伴着佛陀左右，还有不计其数的修行者，以及无数在家众的护持，这个非常庞大的教团组织，影响到当时全印度宗教思想的改变，以及周边国家的宗教信仰，佛教远传至中亚、东亚、西亚，乃至东南亚、中国，遍布世界各地区。

　　佛教之传入中国

　　佛陀创立佛教于中印度(现在之尼泊尔地区)，迄今已有二千五百年。由朝庭之礼荐而传入中国，在二千年间，经历了汉、魏、两晋时期，佛经的翻译，南北朝佛法的传播，隋唐时期持续翻译经典，佛教文化的盛行，这段时期，印度的僧人及优婆塞陆续来到中土传法，中国僧人往印度取经学法，佛教因此盛传于中土，佛教在中国展开十大宗派的次第建立，大乘教理宗义灿烂了中华文化，同时也丰富了佛教文化。三百年间佛儒文化交流融汇，奠定了佛教在中国发展基业，渐渐形成为中国人信仰的宗教，即所谓「中国佛教」。

　　唐武宗会昌法难之后，佛教由极盛而衰退，经过一年多艰辛的挣扎，后因武宗会昌之驾崩，佛法在创伤中很快又恢复了。武宗之死宣宗即位，佛教逐渐又回复正常。可是到了五代五十余年间王朝交迭，战事频乃，社会纷乱，民不聊生，佛教的发展，也受到时局影响，而逐渐走下坡，佛教教育的缺乏，佛法的宣扬也因而停滞不前。

　　宋代太祖建国，为持续民族文化教育，同时也为振兴佛教，为佛法的发展，经过一切努力，但百废待兴，千头万绪，艰巨时局拖累，所幸佛教的社会基础坚固，虽有平稳的发展，可是成效并不大。至徽宗时期因为信奉道教而抑止佛教，佛法的宣扬也受到阻力。

　　元朝金人入主，对文化教育的淡漠，加上崇信喇嘛教(藏传密教的俗称)，对汉传佛教的推动不很积极，在政治上压制汉民，信仰以密为宗，汉传佛教又失去支持，加以佛教教育的失落，因而造成中土佛教，高僧大德渐稀，佛教后继无人，佛法的推动乏力，佛教文化未能发挥作用，而一蹶不振。

　　明朝二百七十六年期间，佛教略有发展，但当时中国南北方各地，延续宋元期间之吃菜事魔，妖妄惑众，民情复杂所趋，妖民事故作乱，加以信仰杂乱无章，民间秘密结社，「白莲教」继宋代之弥勒道之风，以宗教之名行邪教之实，邪风大盛，社会不安，当局对邪教徒之镇压，严格限制了宗教活动，佛教也受到影响。

　　明末虽有佛教四大师，推动和护持佛教，意图振兴佛法，带动社会安宁，融合儒佛思想，丰富中华文化，亦复兴佛教。这段时期的佛法，略有作为，但为时不久，因为朝代之更迭，满人入关，建立满清王朝。

　　清代继元朝之宗教政策，为了平稳边疆政治而信奉喇嘛教。秘密教派之藏传佛教对统治者的偏向，所以藏密的教法，仅限于朝庭官宦之传。此时中土传统的汉传佛教宣扬无力，加以佛教教育的失落，文化也无所作为，佛法因而失去传承，而造成明末清初佛教的衰微。

　　清代两百六十七年间，由于不注重佛教的教育，佛经散失，丛林教育无所发挥，宏法人材几乎断层，大师级的人材寥寥无几，弘法更无人能承担，只有抱残守缺的出家人，苟延残喘，蹲守寺院，维持生计，寺院落入穷困，无法谋生，至此中国佛教之沦落，佛法失去了昔日之光辉，此时西洋宗教随着西方强权政治来到中国，造成社会重大影响，尤其是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伦理礼仪之思想改变，宗教上的混乱，甚至秘密结社的邪教之危害，引起社会秩序失控，诸如川陕楚三省之教匪之乱、天理教之争，尤其受西方宗教扶持之「太平天国」叛乱，教匪兵连祸结，所到之十余县凡遇佛寺、道观、孔庙、祖祠，即烧，遇像即毁，佛教也因此受到严重摧残，这是三武一宗法难之外又一次的浩劫。

　　中国佛教的衰微

　　朝时期因为文化教育的缺失，弘法工作无从展开，正信佛法无法正扬，和民俗信仰混杂合流，只有烧香祈求，庸俗信仰，致使佛教沦落为迷信。佛像和民俗神祗混合信仰流行，造成神佛分辨不清，一般认为拜神和拜佛是一样的，所以神佛信仰共奠，礼仪繁杂，殿堂上神像布满，佛菩萨像则站在一边，这种情况佛教已不像佛教了。

　　正当佛教文化受到民间习俗冲击，佛法无法发挥功能之际，社会有识之士，不愿看到中国佛教沦丧，挺身而出为振兴佛教而努力，强调要振兴中华文化，必先振兴佛教的口号。诸如梁启超于《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指出，晚清思想界有一伏流，曰「佛学」。前清佛学极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与思想无关系。但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颇治相宗，乾隆时则有彭绍升、罗有高，笃志信仰。戴震、龚自珍、魏源，以文学家身份兼治佛学。杨仁山少年时佐政曾国藩为幕府，复随曾纪泽出使英国和法国，夙栖心内典，学问渊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办学为事业。这便是清末时期，佛教从凄凉情景中，一步一步走向复兴之途。

　　清代中期以后，佛教不绝如缕，几濒灭顶之境地，山穷水尽之际，「居士佛教」新思潮的涌现，兴起了居士学佛的新方式，给予佛教新活力，中国佛教有了复兴的契机。当时知识分子乃至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对佛学的研究投入心血，对佛法的修行提出新方法，把佛教的改革视为己任。恢复如早期，佛法鼎盛时期对文化教育、慈善福利工作的奉献，提供居士为佛教对社会的时代使命。

　　居士佛教的兴起

　　清朝末年，正当佛教在中国遇上最艰辛的时期，知识界即出现一位善知识，「杨仁山居士」弃官职而服务佛教事业，号召学术界，新文化青年，参与佛教之振兴工作，杨居士以身作则，为佛教的复兴而献身，专志结集失散的经书，刻经、流通、弘法，设立金陵刻经处，倡办佛教新学堂(祗洹精舍)，以现代教学方式教导佛学，善导佛教文化的发展，培养佛教知识青年，成为弘法人材，为振兴佛教发扬佛法做好准备，以大无畏精神，救国护教为誓愿。当时知识界人士响应杨居士之号召，投身佛学研究，佛法学习，修行以正确方向推动，佛教新一轮的发展开始了，奠定了佛法新时代的走向。

　　现代许多佛学家，专以「居士佛教」这名词，号称在家集体学佛之精神，是一种新理念的学佛思维，以为学佛有所成者，即是「居士」。居士学佛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生，以人成佛成的理念学佛，这便是中国佛教学佛人的新思想。居士一词梵语称为Kulapati，意思即是「在家学佛者」，也称为「在家志于佛道者」。慧远大师在《维摩诘经疏》中说，居士有二义，(一)广积资财，居财之士，(二)在家学道，居家道士。

　　从广义上说，「居士佛教」一词，所称之「居士」是思想议题，它不仅是在家学佛，更进一步为弘扬佛法者。所以说，居士佛教除学佛外，亦包含佛法宣扬，也是佛教的护持者，藉居士身投入社会慈济工作，发扬佛家大乘思想之慈悲精神，喜舍的志愿。

　　居士学佛，历代不乏有人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理惑论》的作者牟子，和严佛调共译《法镜经》的安玄。依慧远在庐山结社念佛的刘遗民、雷次宗等皆堪称为大师级之佛教居士。另有白居易、裴休、苏东坡、张商英、袁了凡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居士。

　　清代居士佛教而论，杨仁山之前有，彭绍升、龚自珍、林则徐、罗有高、汪缙、戴震、魏源。杨仁山之后者有：谭嗣同、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欧阳渐、梅光羲、夏僧佑、吴雁舟、苏曼殊等。不过杨居士之前的居士学佛，是个别行动的，独立而间断的。杨居士之后的居士佛教，是集体性有组织的，也是连贯性居士团体，诸如居士林、念佛会、弘法会、精舍、莲社、觉社、佛学社、佛学研究会等等，皆是居士为佛教的继续生存，努力而设立的组织。

　　「居士佛教」在近代社会，是一种时尚现象的机缘，也是时事大势所趋的社会现实。居士组织皆为佛教的发展，佛法的发扬，努力而作出贡献。诚如梁启超在书中说，「居士学佛即成为一种时代流行，则依附以为名高者出矣」。这就是风气形成的原因，当时的士大夫阶级，为佛学风气所及，竞相投入佛法研究的行列，以修行实践的经验，教导信众了解佛法，并以佛学研究的成果，发表在文章论著中，流通世界各国各地，对当今佛教及教义的发扬，中华文化的发展，积极做出了贡献，亦促成以后的复兴汉传佛教，起了积极的领航作用，也是「居士佛教」在现代学术界中，从佛教居士的理念，发展起来的新思维，而在民间开展推动的机缘，因为居士团体的组织中，来自各行各业，除了工农商兵，乃至文化教育界、学术政治界等，在世界潮流之新政治环境中，兴起一股宏大的力量，影响深远，所以倍受各界关注和推崇。

　　纵观近代中国佛教史，杨仁山居士之后的中国佛教，因为佛书经典的汇集，鼓励学习佛法和研究，因而有了林立的佛学院，加以对寺院现代化的管理，提倡戒律，栽培佛教人材，尤其在家众坚持护持。教育和学术界人士的参与，佛法的学习，修行之积极，成为普遍现象，让社会人士重新认识佛教。因为佛教文化的振兴，佛教寺院形象的提升，出家众威仪庄严，并以修行为重点，在家众对佛法的提升，也有一些寺院在居士的参与下，积极推动佛教教育工作，设立佛学院，以佛法的教导使出家众得以入流，也有在家众，自筹办理佛教会组织和佛教学校，除了世学还有佛学教导，进而使大众对佛法的修行更为积极。

　　近代汉传佛教盛行，始于杨居士对当时佛教的改革成功。根据《当代中国佛教大师文集》总序文中说，伟大的宗教心灵，是社会最后的良心，也是生命意义最终的指归。在文中选取杨仁山居士为首，民国以来佛教十大师即：杨仁山、太虚大师、欧阳竞无、虚云老和尚、弘一大师、印光大师、圆英法师、吕澄居士、法尊法师、慈航大师，作为指标，这十位大师对当代佛教有其重要的贡献。

　　传承上，民国以来的佛教界，有两大系统，最受海内外重视，对当今佛教产生重大影响者：其一是以太虚大师为中心的出家学僧。其二为欧阳渐(竞无)为中心的在家佛教学者。两大师对振兴当今中国佛教，对宣扬佛法是积极而且影响深远。

　　太虚大师与欧阳大师皆师出杨仁山居士，尤其太虚就学于金陵祗洹精舍。欧阳继承杨居士遗志，处理刻经处，及祗洹精舍的事务，并自设有「支那内学院」，从事佛学研究，并培养佛学高等人材。他在北京大学发表一篇论文「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轰动一时。以后还有欧阳居士的首座弟子吕澄，续承欧阳之法相唯识学研究，并管理金陵刻经处。吕澄精通英、日、法、梵、藏语，当代佛学学力无出其右之佛学大师。王恩洋礼吕澄为师，王为北京大学教授，对佛学有所贡献，他着有《人生学》一书。太虚大师倡办武昌佛学院。其两位弟子：法尊、慈航，以大师之志为己志，沟通汉藏文化，提倡显密双修。

　　当代佛法大师，印顺导师是太虚大师的追随者，他一生对太虚尊敬和崇拜，但在学术上亦对太虚的「人生佛教」提出不同论点，所以提出「人间佛教」的理论来对治。导师在「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一文中指出，复兴中国佛教应有的思想，为防佛法衰退，唯有把佛教知识化、年青化、在家化。导师认为，如果中国佛教老是局限于衰老的，知识水平不足的，出家的，那么佛教的光明，将永远不会到来。

　　哈佛大学教授，哈维尔 Holmes Welch 说，杨仁山居士，被誉为「现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开创当代佛教，推动佛学研究的划时代大师。根据欧阳渐撰写之《杨仁山居士传》书中有说，惟居士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瑞甫善三论；而法相唯识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亦合伙矣。

　　居士佛教的时代使命

　　当今佛教组织，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寺院组织(二)教会组织。

　　寺院以出家人为主体，在家人为护法；教会则以在家人为主政，出家人为导师。这种僧俗合作的方式，在汉传佛教中由来已久，而且是成功的模式。原始佛教时期的优婆塞，优婆夷就是佛陀的护法者。护持正法，供养僧众，是佛陀对居士众的嘱咐，付予居士护法的任务。法会中居士也随僧众一起听法、一起学佛和修行，这便是佛陀时期，佛教组织的形式，也是居士学佛一向的规则和方法。

　　诸如佛经上说，维摩诘居士，胜曼夫人为佛法的正统性，协助佛陀教导修行众，得以如法修行，弃小归大，这便是居士为法的供养。还有王舍城之迦兰陀迦长者和频毗婆罗王，合资为佛陀承建第一座具规模之道场「竹园精舍」Venuvana。提供精舍，佛陀就有了住所及弘法道场，结束了佛陀住无定所，弘法没道场的难题，也改变了古印度沙门修行的方式。另外还有憍萨罗国之须达多长者，也为佛陀修建一座，佛教史上最著名的「祗树给孤园」Jatavana Tapindaka Vana，佛陀在这里宣讲般若经及法华经等，这也是居士为布施的供养。以后还有阿育王，迦腻色迦王通过政治的影响，把佛教普传印度全境，周边国家，并使之国际化，这便是－无畏施供养。

　　后记

　　秦汉年间佛教逐步传来，到了东汉才正式通过官方邀请，印度佛教大师，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把佛经大量输入，经过官方设立译场，长期把梵文佛经，翻译成汉文经典，到了隋唐翻译事业还不间断，鸠罗摩什、支谶、法显、玄奘、义净等大师的努力，逐渐完整了汉文系的佛教经藏。并通过官院及寺院的传播和学习，因而西来之佛法，在东方的中国盛行。佛教文化在中国经过漫长的传承，深入民间，对社会影响深远，而逐渐成为中国人信仰的宗教。因为佛家和儒家思想融汇贯通，形成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

　　中国佛教二千年传承的过程，丛林是出家人居住和修行之处，在家人为香客对丛林之护持和供养。丛林的制度各分宗派，宗脉对立，各自为政，戒律分明，制度严谨，修行弘法是丛林一贯的规范，尤其对教育的重视，佛教文化源远流长，这段时期佛法流通，经诵念佛，声响不绝，*轮长转。

　　朝代轮替，战火绵绵，局势多变，佛教文化教育的中断，影响佛法的传承，中国佛教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清朝，寺院乃至丛林，基本上已沦落为香火庙，没有教育，没有文化，壮观雄伟的丛林，仅仅是佛教的外表形象，佛像之高大，香火的鼎盛，仅是一种外表象征。因为失去文化内涵，佛法就难以存在，一部大藏经深锁在书柜内，那仅是门面装饰。僧众信众都对佛法的不了解，加上禅宗所谓「不立文字」，净土宗「一句弥陀」的误解，使佛法失去其光茫，致佛教沦丧。

　　当佛教进入了衰退期，奄奄一息之际，激起了「居士佛教」的新意识而催生，文化界一批新青年，群起研究佛学，学习佛法，为保护佛教，使寺产得以保存，兴起一股政治力量，聚集人材资源，群策群力，设立佛学院，组织教团教会，刻经板，印佛书流通，推动佛学，学习佛法，为佛教文化源远流长而努力。在短短的一段时期内，居士组织之教会，遍布社会各阶层，各宗分庭，各派林立，也有三乘共扬之居士林，唯正信佛教之发展，让信众自选修行方向，并深入社会的文化教育、慈善福利事业推动，为发扬人间佛教的慈悲喜舍精神。现时代的佛教，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有了竞争，也有了合作，更显著佛教文化的精彩，这是现实时代，佛教事业发展的新趋势。

　　结语

　　居士学佛和僧众是一样的，以佛法为学，以戒为修。不同之处，居士应加以布施供养，以佛教慈悲喜舍的精神，为社会做福利众生的工作，同时对僧众之护持，负起居士为佛教的责任。布施供养也是居士学佛、修行的助缘功德。佛教一向主张由智慧得正见，而不是由盲信而生信仰，居士也应有如是知见的学佛。

　　佛陀制戒，僧俗各有不同，因为居士学佛非全职修行者，而是社会的生产者，因而要负起布施供养，护持正法的任务。所以佛陀以五戒、八戒，乃至十善法，付予居士修行所依。然而僧众的修行以戒为先，设有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则有三百五十戒，这些戒律对修行人来说，是为清净道业，以求早日开悟，以报答众生恩乃至佛恩。

　　从佛法上说，修行是为了清净道业，道业清净是为了开悟。开悟是为成佛，成佛就是修行的目的，也是为了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居士学佛也应该以涅槃境界为止境。

　　谨以祖师语和大家共勉。六祖惠能大师曰：见闻转诵是小乘，悟解法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缘具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最后真诚的祝愿，佛菩萨保佑，各位福慧双全，身心安泰，事业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