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的故乡情
余池明
印光大师是陕西合阳人，清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月十二日辰时(1862年1月11日晨)生于合阳赤城东村。自光绪七年辛巳(1881年)出家修行以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谁没有家乡，谁不怀念家乡？出家人也有自己的故乡情。大师的著作如序、跋或书信等署名最多的就是古莘常惭愧僧释印光，或伊尹躬耕处僧印光。古莘就是现在的合阳，合阳过去也是商代贤相躬耕的地方，从两个署名就可以看到大师对故乡的殷殷内情怀。大师在复卓智立居士书一中解释了家乡的名称：“光陕西郃阳县人，汝看文钞，岂未见蔚如(名文霨)之跋乎。诗，在洽之阳，即指此也。以县在洽水之南，故名洽阳。水于汉即干，故去水加邑，作郃阳耳。在洽之阳之洽字，音合，不可念作狭音，余皆读狭音，不可读合音。郃阳乃伊尹躬耕之地，故亦名古莘。”(文钞三遍卷四)
佛陀教导佛弟子要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印光大师作为近代佛门第一尊宿，正是践履佛陀教导的楷模。他以平等大悲普遍教化全国弟子，普遍救拔全国劫难，当然对家乡同样关怀挂念，同样尽力赈济。
大师虽隐居普陀山，但对家乡陕西的灾难和苦况十分了解，他在《致陕西陈柏生督军书》中写道：“秦地之民，素称良善。世风日变，法律废弛，游手游食之败类，遂得肆意横行。勾通当地坏人，劫掠乡村，惨不忍闻。近数年中，有自秦来，言及秦地现状，无不哽噎涕零。盖土匪一至，遇稍有余裕者，则炮烙烧燎，无所不施，以期其尽献贮积而后已。其苦不堪，势必尽献。而一受此刑，即当时不死，亦难久生。多有富人之室，通皆掘地三尺。凡灶炕墙壁，悉皆毁坏，以求埋金。其淫掠之迹，为千古所未闻。以官府不能制，百姓无控诉。直同长处地狱，了无出期矣。此大帮土匪也。至于小帮，其人众虽少，其酷烈亦然。其来多在夜间。凡闻有此消息，天将暮，先送女人于村外，或田禾中、树林间、坟墓间。即风雨霜雪，亦不敢归。小儿啼哭，则以物杜口，每有闭气致死者。男子多宿于房上。土匪一过，如火燎原，了无生物。此种苦况，说不能尽。尚不知其何所底止。阁下虽在秦地，实所未闻，以出则兵拥，居则兵卫。既未亲身察访，百姓亦难控诉，则无由而知。以是之故，凡稍有家资，可逃出外方者，悉皆弃祖籍，而逃命于他乡矣。上海逃者，不计其数，况各处乎。止一土匪，已属不堪。再加以靖国一军，数年交战，其兵所到处，蹂躏淫掠，何可名言。呜呼！秦人何辜，罹此鞠凶。”大师还说“知秦民之苦，将与地狱相去不远。”面对这种情况，大师尽可能以财施、法施、无畏施帮助故乡。
一、财施帮助家乡赈灾
财施体现在千方百计帮助陕西救灾。就大师文钞所提到的资助陕西赈灾的情况如下：
民国十二年，为康寄遥赈灾事，拨印书款一百元助赈。大师在给康寄遥的书信中说：“秦民待赈孔殷，数十万了不沾其实惠。纵大家少攒凑若干，岂能保其一出于为公之心，而不涉弊窦乎。则是秦民之定业所使也，可不哀哉。光亦秦民，闻此惨状，能不痛伤。今将流通文钞洋拨一百元，以作赈灾之费。祈持字往本埠陈家浜太平寺，向真达大和尚处领之。”(文钞三编卷四复康寄遥居士书)
民国十五年(1926年)4月，刘镇华在奉、直系军阀支持下，率镇嵩军8个师号称10万人围攻西安。杨虎城、李虎臣“二虎守长安”。9月，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并于即日率军入陕，以解西安之围。11月下旬，刘镇华部溃败，长达8个月的西安守城战结束。被围期间，因病、饥饿而死的军人逾万。解围后，阴历十一月初一，陕西郑子屏居士写信报告长安自三月初六日被围至十月廿四日始解后灾情，请大师帮助赈灾。大师闻讯，将叶德广居士准备印文钞的款二千及法云寺建大殿之款一千共三千元拨出来救灾。同时也请王一亭居士在上海设法募集善款。第一笔捐款合计五千元交由慈善组织义源厚汇到西安。大师嘱咐郑居士说“汝我不曾一面，因陕民之苦，光以万不能移用之钱，移之于赈。汝宜由此以培德，切莫因此而作弊。”(文钞三编卷三复郑子平居士书)
民国十九年，大师为郃阳赈灾，只将捐款汇到县，而不敢言及自己的出生地赤城东村。大师解释说：“无论何事，先须防其流弊。光岂无心于吾家吾村乎，以力不能及，故以不开端为有益无损也。”大师既不募缘，也无积蓄，在力不能及的情况下，不言及家乡，是为了避免家乡人到南方投靠而徒劳奔波。(三遍卷二复邵慧圆居士书一)
民国廿一年壬申春，大师的好友真达和尚因朱子桥将军(近二三年，专办陕赈。)到上海，与三四位居士凑一千元，请朱子桥特派人去赈济大师的本村(合阳赤城东村)。(文钞三遍卷二复邵慧圆居士书一)
廿四年二月廿九日，王幼农以陕西匪灾筹赈，为大师寄捐册十本。大师因为一向不募捐，况当此困苦艰难之时，于是以印书款令汇一千元。同时告诉宁德晋居士将所欠的请经之款直接交王幼农居士用于赈灾。三月十七日，一弟子以百元交大师赈灾。大师又将余人所给之款，凑成五百，汇给王幼农居士赈灾。(文钞三遍卷一复宁德晋居士书十四、十五)
又大师归依弟子苏州人曹崧乔数年来为陕西所募捐款，近十万元，都汇交朱子桥将军用于陕西赈灾。(文钞三遍卷一复宁德晋居士书七)
二、法施教化乡人归于净土
主要是给陕西寄送契理契机之佛教经书和为家乡的佛教弟子开示说法，推动陕西佛化。如：民国九年，康寄遥陪母亲朝普陀山，拜访大师，大事赐法名志真。民国十年，康母去世，大师函嘱茹素念佛，增母福德。是年开始康居士为报母恩，发菩提心，极力推动西安佛化。由四十岁前反对诽谤佛法之人变成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的大心居士。后来成立莲社和佛化随刊社，为推动陕西佛化作出杰出的贡献。
民国十年，大师将自己所存的《感应篇汇编》一部，《佛学捷径》、《佛学基础》、《佛学起信编》、《佛学指南》、《六道轮回录》各一本，随函寄给陕西督军陈柏生。信中痛切陈述陕西匪患兵灾和战祸之害，婉劝陈急流勇退，接受中央政府的引退命令，以避免战争。(增广卷二致陕西陈柏生督军书)
大约民国十二年，大师给康寄遥居士的回信说：“汝于相宗，颇有入处。然借此以折伏狂徒，使回向净土，则可。若专一用心于此，将信愿念佛置之脑后，则恐娑婆世界常为主人矣。……文钞已出书，闻熊大冥之九百部书已寄去，(系河南友人五百，陕西四百。)不知已收到否。彼有二千部书，光拟稍平靖，当尽彼之书寄于陕西。一以普大冥之法施，一以伸印光之乡情。若欲看者，宜向大冥处讨之，恐一时难以寄来耳。
民国十六年，大师给时若居士回信，除寄所请《观音颂》之外，还为寄其他经书。“今日与汝寄文钞，《安士全书》，《寿康宝鉴》，《学佛浅说》，《弥陀经白话解》，《闺范》，《感应篇直讲》等，共十三包，亦不必算钱多少。光以秦人，其数年来以邮路梗阻，不能寄书令吾乡人得闻佛法，实为一大憾事。《嘉言录》已无，故只寄一、二本，待十一、二月二次三次印出，当再寄几包。”
大师给陕西王悟尘居士传授归依，为他寄《印光法师文钞》二包，《观音颂》二包，《安士全书》二包，《弥陀经白话解》一包。并开示：“常读此书，则取法有地，堕魔无由矣。所寄之书，除自存受持外，余送通文理，有信心，能恭敬者。倘邪见文人，漫无忌惮，切勿与彼。恐或亵渎，致令获罪。吾秦佛化，甚是否塞。汝既发心，当须著力修真实行。今为汝取法名为慧悟。谓以智慧了悟世间出世间法，自行化他。以期离世间生死之苦，得出世间真常之乐也。”
大师给陕西弟子宁德晋居士开示的信件达十九封之多。复宁德晋居士书三讲灵活提倡净土的方法，指导他建立敦伦莲社：“光与汝说一最妙之办法。于村中或自己有空屋，立一机关，无则或附近之庙或祠堂均可。其借办之所，牌用活的，可挂可取。约定一月一次，在此讲谈净土修法及与利益。虽不能拒绝女人，然年纪过轻者，祈勿来听，免生闲议，或致狂徒因兹生事。此外汝若无农商专责，如有一二相信人家，欲令女眷通沾法利，当约定日期请到彼家，为诸女人讲演净土法门。其请之人家，必须有具知识之男子，方可受请。若唯有女人，或男孩并老汉不能行动者，皆不受请。此种讲演，不许外人来入，唯限于彼请主之家属，及本家并亲眷而止。到彼家，当设一法位。不必供佛，但以此为佛位。即向位顶一礼，令彼听者亦顶一礼。即坐之讲说。说毕自己到座前一礼，亦令请者听者亦作一礼。不受食，不受供养。如此方无异议。后纵有欲行者，亦必须如此。其莲社，当名敦伦莲社。”
三、无畏施消灾解难
面临天灾人祸频繁，大师教诲乡人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以消除产难和各种灾难。大师在复穆宗净居士书二中说：“前年各处虎疫甚剧，陕西澄城县寺前镇附近，死数百人，一弟子村中有五六十家，人皆令念，只死两个坏人，余均无恙。”
在复王悟尘居士书三教念观音消除难产的方法，信中说：“又女人临产，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决定会安然而生。苏州一贫家妇，生子死去，其夫到医院请西医来开肚皮，西医要二百元，方肯开。其家办不到，西医去。隔壁乃开医学馆之馆长家，伊夫妇皆皈依光，其妇闻之去看。令其家念观音，伊亦帮他念。不久产妇活而儿子生矣。一函遍复已说之，祈与一切人说之。此亦自利利他之一端也。”友人王幼农之第四子王尊祖病肺已久，各医治均无效。大师介绍他去找上海名医丁福保居士治疗。(三遍卷一致丁福保居士书)
大师还将治疟疾神方寄给宁德晋居士，让他印送广传。
四、纠正村民错误做法，坚持公益
1930 年，大师听说家乡闹旱灾，因此寄了一千六百圆赈灾。隔年正月，大师的族侄赵永贵与赵福云，专程到苏州报国寺拜望大师。他们向大师提起一件事：“赤城东西两村的保长赵秀山和韩荣先私自动用赈灾款 160 圆，在您家的祠堂内立学堂，取名‘印光学校’，赤城东西两村学生都在这里读书；另外又在祠堂新盖三间房，取名‘圣量会’，两村如果要开会，会议都在这里举行。”大师给村里写信，坚决要求取消“圣量会”，而学校保留，又寄二百元给村里，要求把村公所从祠堂迁走，免得祠堂变成吃肉喝酒议事的地方。
从以上事例来看，印光大师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并以佛教慈悲喜舍得精神尽量为故乡做一些事情。大师的情怀和精神是值得我们赞叹学习的。
(余会心2007年1月12日初稿，2009年7月24日修改)
